中东乱局和西方愚蠢

（北京）周舵

　　世界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就算是黑白两色的,黑就是100%的黑，白就是100%的白，没有深浅不同的灰色吗？神志正常的人都会说，废话，这是什么白痴问题？然而很可惜，太多的人眼睛正常，思维却是黑白两色的，形同白痴。

　　这种白痴思维，或者客气一点说，这种初级原始思维，就叫做“两分法”。

　　让我们用中东局势作例子，看看两分法白痴思维是怎样把西方人引进一条自作孽不可活的死胡同的。

　　埃及动乱的实际图景是色彩斑斓的，没有什么好/坏、正/邪、专制/民主黑白截然二分这回事。一方面，穆巴拉克是美国和西方三十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推翻他的民众至少在公开诉求层面上，同样受到亲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鼓舞。另一方面，这个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却既腐败，又独裁；反穆巴拉克的民众反对腐败独裁，打着自由民主的正义大旗，然而，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普遍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

　　穆巴拉克是西方坚定不移的盟友，一直在用铁腕压制着伊斯兰极端势力，没有理由不帮助他渡过难关，否则，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趁机崛起，那纯粹是噩梦，绝不是福音。然而，按照如今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义不容辞。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随着埃及局势的进展，眼看着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的赌注开始倾向民众一边，开始对穆巴拉克发起狠话来了。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无可避免。然后呢？会是民主吗？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

　　脑子没进水的人大概都能预见到：不会！后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摆布的世俗军人政权上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出现一个彻底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政府，第二个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不会有自由民主。当然，这是噩梦，不是福音——不论对于美国，以色列，还是中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和沙特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哈马斯、基地组织、中国新疆的疆独，和其它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拍手称快。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内战眼看就要开打，美国人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今天的埃及如出一辙。一方面，国民党既亲西方，又专制独裁；另一方面，共产党亲苏联，却大谈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制、痛斥国民党大搞特权腐败。美国当年也是左右为难，也是两面下注。结果怎样，就不必多言了。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有何良策？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有哪些有效的手段，来保证你们美好理想、善良愿望的实现呢？1945年的中国，2011年的埃及，中间相距六十多年，你们美国人进步了没有？是如何进步的？

　　凡是脑子还没进水的人恐怕都会回答说：没有！美国人就算有进步，也微乎其微。从结果逆推，答案只能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们最关心，也最忧虑的是中国的未来。除去脑子进水的人之外，人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民主化的门槛前。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形势比人强”，这一步非迈不可了。问题在于：然后呢？会是民主吗？也许，是天下大乱？或者，是极左的新毛派上台掌权？

　　大概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给出乐观的答案！充满浪漫情怀的乐观主义者们听听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关于埃及民主过渡的忧虑是会有好处的，她说，“民主过渡存在风险，可能滋生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革命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一个独裁者，却被使用暴力、欺骗、选举舞弊来达到执政和推行极端主义计划的新暴君所绑架”。

　　一方面，民主乃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另一方面，民主化惨败得一塌糊涂的先例数不胜数——究竟如何才能过好民主化这一关？这是摆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面前最严峻的课题。事实已经一再证明，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美国人，尽管自己的民主课题曾经做得很好，但教导别人却往往做得很糟，有时简直是糟糕透顶。1945年的蒋介石委员长，1979年的巴列维国王，2011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等等（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都是美国的好朋友，美国却不曾让他们在民主科目上表现出半点进步。如果没有几万美军长期驻守，伊拉克、阿富汗如今摇摇晃晃的民主政府估计也活不了几天。总的来看，美国人实在不能算是我们民主化方面的好老师。

　　有人会说，不是老师不行，是学生不堪造就。但这就等于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国家或人民，是注定不可能享受民主的好福气的。果真如此的话，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理想目标就不过是幻想而已，而这就比无能更糟糕了！至少在我看来，我是宁可相信美国人无能，也不愿意相信美国的民主理想是幻想。我不相信，要么是穆巴拉克，要么是穆斯林兄弟会；要么是邓小平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要么是新毛派的下一轮“打土豪分浮财”。没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些民族天生注定的宿命。比如，我们可以想想台湾，还有韩国。

　　我的意见是，好老师是有的，只不过他不是当今的美国人。这好老师是历史，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民主化的历史。历史是一本打开的大书，它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德国一战后建立的魏玛民主在极左极右两大极权主义的夹攻之下归于失败，德国走上了极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另一个极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极左革命道路，也同样很不成功。成功的样板、好的老师是英国，以及美国——请注意，是制宪国父时代的美国，不是今天全然忘记自己的历史，被大众民粹民主舆论主流所挟持，给别人胡乱出主意的美国！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

　　简单说，民主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一个是“权利”（rights）视角的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另一个是“权力”（power）视角的民主，即多数人的权力，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统治”。

　　这里的“权利”，是指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人权必须用宪政和法治（rule of law）来保障，所以，权利视角的民主，就是人权民主、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亦即自由与民主携手并进、协调一致的民主——这很好理解，因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是基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具体实行起来相当复杂，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质，在这篇小文中就无法详谈了。

　　而“权力”视角的民主，就是所谓的“人民的统治”，这里的“人民”从来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指全体人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居人口多数的穷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就成为多数穷人的统治。这种民主最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确实“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然而很不幸，这里没有什么平等的权利，只有多数人压倒和强制少数人。显而易见，这种民主和自由，和人权、法治、宪政，全都是相悖的。据我看，这种民主最好是称之为“民粹民主”。

　　痴迷于民粹民主的人们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做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么不幸啊，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西方人脑子里的民主，恰好就是由这两大神话构成，神话还成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教义！他们怎么会竟然不知道，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谁都不配统治，谁都不应该统治——不管这“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或随便哪一种意义上的“人民”。人不是神，所有的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成不了神，何况仅仅是全体之一部分的“多数人”！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乃是民粹民主的一句亵渎神明，大不敬的狂言！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性，只要手里有了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手中的权力，“多数人”也绝无例外。所以，一切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都必须严加看管，切实加以监督制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三权分立、议会代议制、法治、宪政等等这一整套人权保障的制度设置。而多数人的统治，虽然打着“人民的声音”的神圣旗号，却是和这些自由宪政的制度设置根本冲突的。

　　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统治”——是专制统治，还是自由宪政？至于“谁统治”——是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可以说是无关宏旨。这话乍听上去很刺耳，但实实在在是至理名言！

　　还要顺便说一句：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面。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是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民主如果走向民粹，那不但是专制，即多数人专制，而且是一种最有害、最可怕、也最难纠正的专制——因为它不但人多势众，而且长着一副“公平正义”的欺人面孔。

　　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很清楚，自由民主是先自由，后民主。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做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6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就像现在的香港；新加坡也大体类似，只是自由比香港更少罢了。从1836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相似，制宪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以保障人权、实行自由宪政的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当时的“人权”中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人民”、“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特别是其中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如何如何反民主（当今中国的许多法律界人士头脑不清，动辄大谈司法民主化，最高法院院长甚至力主向彻底民粹的“马锡伍审判法”倒退，却不知道这是根本违背法治精神的）。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人民的民情民意，和埃及，和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相容的几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莫非西方民主的上帝就是如此头脑不清，自打嘴巴？希特勒的声音，日本军部的声音，二战期间曾经无疑就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声音，难道这都是上帝的声音？

　　十足可悲的是，太多的英国人、美国人、西方人，或者完全忘记了，或者故意无视自己的历史，以为自由和民主是天衣无缝、和谐一致，可以一揽子同时实现的一回事；特别是自从20世纪六十年代那次遍及全球，灾难性的极左大浪潮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滑向民粹民主，民粹民主的“多数决神话”和“选举神话”两大神话成了无可争辩，谁都不敢抱持异议的主流声音，谁敢出来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反民主的反动派，就是贵族精英主义者！如今的西方政客越来越平庸无能、眼光短浅，西方生活方式越来越物质主义、消费至上，西方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负债累累、接近整体破产，由此引发了祸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一切，难道和这种一味谄媚多数，反智、反精英，把平等推向极端的民粹民主认知毫无关系？中东目前的乱局，也不过就是过度负债的西方生活方式导致的这次全球危机的后续效应罢了。许多西方人还把这一套反自由、反人权的极左民粹民主向全世界到处兜售，我们这个倒霉的世界四处起火，又有什么奇怪？

　　不错，穆巴拉克给中共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穆巴拉克最大的罪责，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跑，推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也并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蒋介石，还是当今的中共政权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埃及民众抗议运动非要让穆巴拉克下台不可的一大前因。

　　然而，出路是有的，死胡同是可以走出来的。如果仿照当年英国的模式，先自由后民主，自上而下，主动、及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行法治和宪政改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现在某些中共改革派提议的“司法独立先行”、“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宪政社会主义”、“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等等，就都不失为可取的宪政改革路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化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瓦解秩序、破坏稳定的，那就是激进民粹民主意义上的民主化；另一种则是加强秩序、有利于稳定的，就是先自由后民主，在法治即“法律下的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化。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专制独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要么民主之门大开，天下大乱、极端主义政治势力上台——这种无解的民主化两难局面，根本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一味按照多数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专制/民主黑白二分大简化思维方法，所人为制造出来的困局！民众永远是好的、对的、正义的，民主就是服从民意；专制绝对是坏的、错的、非正义的，民主就是推翻专制政府，中国的民主化就是推翻共产党——就是这种黑白二分的白痴思维，把美国的全球民主化战略引上了绝路。

　　不客气地说，两分法，这是西方文明当中根深蒂固的三大顽症之一。——请注意，批评西方和反西方不是一回事，和反对普世价值更不是一回事。所谓的“西方”，或“西方文明”，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的等价物、同一体，相反，它一定是一个大混合物、混合体；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其中既有许多最好的东西，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根本没有的，比如自由民主和科学方法；同时，其中也有许多最坏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比如二分性、民粹性和幻想性，这三大顽症。

　　二分性，或两分法、二元性，是指一种截然二分、黑白判然、势不两立、激烈斗争冲突的零和博弈世界观方法论。中华文明里面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们的阴阳五行说当中虽然有阴阳二元，却还有五行相克相生，阴阳之间也根本不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地斗争冲突，而是相反相成、既相异又互补，“和而不同”——看一眼太极图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的界线是圆弧、不是直线，意思是，这界线和区分是灵活的、弹性的、变化多端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僵硬、固定、无可通融的敌我二分。

　　西方文明的这种二分性，有其悠久的宗教、哲学和逻辑根源。宗教根源，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波斯宗教的影响，它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善、恶两大主神殊死搏斗、最后决战的一个大战场，历史终将以善神的完全胜利、恶神被彻底消灭而告终。哲学根源，来自于希腊哲学根深蒂固的本质—现象、理性—感性、物质—精神、灵魂—肉体、永恒—变化、天国—人间……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逻辑根源，可归之于形式逻辑要么是、要么否（真或假，全或无）的二肢判断。二分法当然有其功用，尤其有助于构建一套条分缕析、明确清晰的概念体系，但是，它终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这种“好人，还是坏人？”式的幼童世界图景，竟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左右了相当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几乎全部）西方人的头脑，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民粹性，也可以叫作“人民崇拜”、“底层优越论”，是简单地把鄙视民众、贬低体力劳动的封建贵族等级制观念来个大颠倒，把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美丽光环都套到“劳动人民”、“人民群众”头上，而这里的“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直到19世纪工人运动兴起之前，西方社会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缺乏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性，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某个社会等级之中，祖祖辈辈只能从事一种职业，财富、权力、权利和社会荣誉都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分配。很自然地，这种极度不平等必然会在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和其他阶层有平等意识的成员当中引发激烈的反感和愤恨，民粹主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极度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是死抱住等级特权不放、拒绝改良的旧贵族自己制造出的死敌，一个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越是不平等，等级制越是后果严重，社会主义闹得越凶、越激烈。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美国没有旧贵族。中国的传统社会和西欧大为不同，自西周末年、春秋时代以来，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的地位急速上升，尤其是科举制，和大一统秩序下全国范围、甚至远及万里之外的商业贸易的发达所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是同时代的西欧完全不能想象的。也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和民粹相类似的东西，中国人从底层社会到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向上看，都是“力争上游”的，上进心极强——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上进心是决定性因素——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原则和理想必然就是尚智、尚贤，即精英主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中国人的传统信念不能作欧洲贵族式的解释，它不是一个事实判定句，不是说在上统治领导者一定聪明、在下被统治被领导者一定愚蠢，是说聪慧者应当居上、愚笨者应当在下——它是一句价值判断，讲的是“应当”如何。这当然不错,难道反过来倒是对的不成？你见过哪个家庭、企业或国家让愚笨无知者居上会有好下场的？偏偏，民粹主义宣扬的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也就是穷人有福，愚昧无知者才能上天堂，彻底颠倒黑白的一套！“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等仇富话语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知识越多越反动”之间的同构性，基督再临、千禧年的千年至福和“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间的同构性，无需多大智慧便可一眼看穿。请记住：中华传统文明里从来没有这种理直气壮、打着“社会正义”漂亮旗号，强行把每个人往下拉的反文明蒙昧主义！中国的底层造反，所谓的“农民起义”，杀富、仇富绝不少见，“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旗号对民众的鼓动性也很强，但那只是在表达“凭什么你们富、我们穷”，是说“我们也应该富”，绝没有半点“当穷人好”的意思。这才是底层民众的健全理性，正常社会的健康常态，而西方式的民粹主义则不过是僵化等级制下毫无改善机会的底层民众自欺欺人的自我夸大、自我抚慰罢了。民粹一旦和民主相结合，就会变成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专制压迫和无情剥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居多数的国家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所在。

　　幻想性，很类似心理异常中的“幻觉”和“妄想”，但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也许可以这么说：幻想是介于心理病态的“幻觉妄想”和健全人的创造性“想象”之间的心理现象。人间天堂，共产主义，一切好东西都是和谐一致的，不但可以一揽子实现，并且可以完全彻底实现，民众是天使，“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等等，所有这些乐观主义的无根信念，全都是幻想，全都是白日做梦。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所有的极左思潮，全都是这三大顽症的典型病例。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正是二分法，“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承担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不折不扣的民粹主义，而共产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纯粹凭空幻想，以马克思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世俗邪教。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信徒列宁虽然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十足吊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上帝=历史必然规律，先知或救世主基督=马克思，《圣经》=《资本论》，教皇=总书记，教士=共产党员，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魔鬼和异教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原罪=私有制，末日审判=无产阶级专政，宗教裁判所=克格勃加古拉格，消灭异教徒=阶级斗争，圣战=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产主义，地狱=资本主义……每一样要素，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

　　邪教照抄正教，把好宗教扭曲成坏宗教，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批判邪教，不意味着主张无神论，相反，是要严格区分正教和邪教，好宗教和坏宗教。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坏宗教，是邪教？

　　首先，好宗教是劝善的，慈悲为怀的，教世人相爱、互助、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动仇恨（“阶级仇，民族恨”）、斗争，教人相互为敌，专门制造不和谐——直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之前，仇恨和斗争都是天经地义的最高尚神圣之事，而且，斗得越凶越狠，共产主义来得越快——因为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其次，好宗教的天堂、天国是完全超越性的，与人的生物性、物质性生命，与现实、现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开、迥然不同。好宗教根本否认任何“人间天堂”的可能性。你可以坚持说，这无法证明；然而，它也无法否证！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正相反，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断言说那是由“历史必然规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历史未来的终点——马克思倒是没用过“历史终结”这个词，但共产主义之后还能有什么新鲜事（除科技之外），相信连全能的上帝也想象不出来——至少，马克思上帝自己就从来未置一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第三，好宗教的神与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无比深广的鸿沟，尽管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分享了神性，但是，人仍然永远是认知、道德、行为……每一种能力都极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把人尊崇为全知全能的神，乃是人类所犯下的种种大罪中一等一的渎神不敬之罪；而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恰恰就是如此。

　　第四，好宗教是神权—俗权（教权—政权）二元分离的，也是信仰—科学二元分离的，不主张用世俗政权的强制力一统人们的信仰和思想，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权的重要职责。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绝不可能错误的顶尖科学，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必须统统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于被阻挠和破坏。——我不禁要问，既然有“历史必然规律”作担保，谁又能干得成这种破坏捣乱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坏万有引力定律的实现，你去消灭他岂不是很愚蠢？

　　第五，好宗教尽管贬低、轻视人的现世生存，但这只是相对于那个只能用超越性的精神才能体悟到的死后的天国相比较而言，好宗教丝毫也不轻视和贬低现实生存中人应尽的职责，和必守的道德诫命，因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相反，它在“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划下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明史，统统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历史相对性的价值，从根本上、本质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确、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价值都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找，到那时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踩在脚下！如果真有一个共产主义，那还好说，要是根本没有呢？要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本人黑格尔式的玄想、幻想，凭空虚构的白日梦呢？那我们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不是一无所有，惨到底了吗？萨特等人居然还敢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怎么可能？这样一种把全部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连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质属性）都根本否认，主张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界定的整个“敌对阶级”（其数量之庞大，无人知道其界线应当定在何处）彻底消灭的，空前绝后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学说，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义”，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认认真真地通过剖析西方极左派们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个人和阶级私利乃至深层人格，去寻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吗？那位竭尽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精髓”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就曾经公然无忌地说，“共产党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宁等一小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以及，什么是促进这一利益的适当手段，然后，凡是“服从”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为，就统统是最“道德”不过的！这岂止是“个人崇拜”？这根本就是“领袖即神”！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彻底解脱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道德束缚和良心谴责，走向了毫无顾忌的野蛮和残忍，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定会导致的必然结果。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竟然不知道，民粹民主、极左思潮、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从深层信念、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说根本是相通的，这可真叫“匪夷所思”！民主化的失败，不是因为民主——自由民主——不是好东西，是因为走了民粹民主之路，而民粹民主绝不是什么好东西！笼统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可能变成十足误导性的危险言说。如果用这种极其浅薄的、误导性的“理论”来指导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当然，只能是噩梦，不会是福音！

　　让我们从理论回到实际，回到埃及这个案例上来。

　　穆巴拉克给中共上的这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尽快解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死结，及早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除平等政治权利之外）的基本人权，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甚至，按照这一条光明大道实现自由民主，我们中华民族将来满有资格后来居上，充当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老师！如果中共执政当局仍然不思进取，各界再三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那么，可以大胆预言，不出五至十年，穆巴拉克的命运就会落到中共的头上，到那时，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后，稍微思考一下未来的悲观前景，给目前许多中国人的盲目乐观泼点冷水，以防患于未然，应该不无益处。

　　中国最近十年来由外需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关系巨大，而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却高度依赖着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金融独霸地位，以及与这个独霸地位相关联的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穆巴拉克尽管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他倒台后，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还不知道是谁，整个中东的格局不可避免要大洗牌，美国以及西方维持中东基本稳定的影响力势必大幅倒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最悲观的前景是，自身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以色列不得不孤注一掷，或被迫，或主动地发动再一次中东战争，甚至动用核武器。次悲观的前景是，亲西方、反西方以及其它各派政治和宗教势力互相争夺，中东地区长期动乱不宁，中小规模的局部常规战争此起彼伏。最乐观的前景，也不过就是美国终于厌倦了，从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幅度后撤，回归一战前的内向的孤立主义。不管是哪种前景，全球化都会遭受重创，世界秩序一团混乱，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下滑。而石油产量下降，油路受阻，油价高企，只不过是这整出大悲剧其中小小的一幕而已。这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也许没有这么悲观？但愿如此吧！


　　周舵  2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