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

一鸣 （北京）

　　埃及现在搞二次革命（也许这个规模不及推翻老穆的革命），前景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革命发出的信号，早就蕴藏在一次革命之中。两年前的所谓一次革命，并未让埃及人民直接获得民主的完全成果；但是，这个初步的一次革命成功，已然呈现了他们不可能满足革命前体制的那种初衷。于是，分析一次革命和二次或者N次革命，成为某种革命研究之必要。其间，我们看到，革命发出的信号，其实早就蕴藏在所谓“旧制度”中（托克维尔语）。埃及也好，利比亚也罢，甚至缅甸革命（昂山素季革命），都是旧制度无法以其极权主义销毁一切异议组织之政权，之国家。根据资料显示，缅甸在军人统治时期（含现在的军人体制之下），既存几十个独立政党和反对组织；“2010年11月7日，缅甸依据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全国大选，共有37个政党参加大选”）（维基）。利比亚的独立社会也并未从卡扎菲的魔障中彻底灭绝（利比亚“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所以反对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部落，来自于底层，……卡扎菲他并不能够控制所有的部落”）（殷罡）；而埃及的宗教和政治异见派系更是纷杂繁复（埃及，“1980年5月22日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等等。）（维基）。这样，在估计上述国家和政权的政体形式时，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独立组织和反对政党之政体形态，迥然不同。于是，从此根据出发，这些专制国家的革命和压制革命，成为政治天平上的轻、重砝码。有时候，专制政权一头很重，很有效（如，在埃及之纳赛尔时期；在利比亚之卡扎菲时期；在缅甸吴努和奈温时期……）；有时候，这个专制政治的瓦解，因为国内外因素作用之，而呈现微不足道之轻。这不单是现实状态下这些国家呈现的情形而言，也是历史上很多国家无论是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N次革命所呈现的状况。换言之，旧制度如果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革命发生概率或可能性，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孕育的那种显在和潜在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使然（一般没有取消私有制之革命）。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历史实例中可以看到。比如，俄罗斯民粹运动波及俄罗斯议会民粹主义，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红轮》一书的例证，议会民粹主义和民运民粹主义的集合，正是俄罗斯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正负两面意义。而二月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短命和瓦解，也正是因为她未能完成俄罗斯根本不存在的政教致衡；王权－自治（就像西方的自治城市）致衡和菁英－大众之致衡——所以，二月革命表面上发生了民主议会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因其各种缺乏因素——主要是俄罗斯没有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治和党派政治传统，遂带来其所谓的乡村公设精神和结构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即：跨越卡夫丁峡谷）。于是，俄罗斯二月革命以后发生的苏维埃割据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给列宁造成了缝隙和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二月革命很快转向十月“革命”。

　　换言之，十月革命比较二月革命，造成了更加强烈的苏维埃割据，成为列宁利用水兵和士兵，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绝好时机。这是人们完全可以预料的一种再革命。而这个再革命的根源有二：一是，列宁也好，克伦斯基也罢，他们利用沙皇改革和议会政治的民粹因素（而西方正好相反，是精英因素——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代议制制度决定政治）——煽动起列宁主义革命，也就是极权主义“革命”，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瓦解；她转向列宁和斯大林反群众，反工人的镇压（1918年彼得革勒血腥弹压）之独裁专政。这样，一个严重的估计于是出现。不是列宁可以凭空制造革命，就像在极权主义苏联凭空可以制造革命一样，列宁必须在沙皇和克伦斯基制度中制造革命。换言之，列宁如果生活在他自己杜撰和建制的统治中，列宁本身，也无法发动革命。这个例子，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适用。毛主席如果活在毛主席时期，他本身也就“英雄”短见，命运不济。毛要感谢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皇军）。没有蒋介石，没有这个可以制造井冈山的环境，毛，势必一事无成。这就是革命在专制体制下的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提。这此“发生论”后面，就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革命发生论的登台和表演。这是很多学人研究，但是，参透不出的地方。何以如此，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历史上革命和统治，革命和体制，革命和镇压，不是绝对的一面倒，一头沉，而是传统革命，传统统治，不可能根除体制（旧体制）中的革命因子和革命土壤；也就是说，旧体制无法避免革命。于是，这个反馈圈和反射弧成为整个中外历史演进，改变和变革的双向致衡和约柜法则。加上神话和上帝从中作用，希腊民主之德尔斐精神和阿波罗主义，并不是希腊民主或可取消的自由主义因素乃至宗教因素；不，德尔斐神话必然和政治民主、和阿戈拉（广场）辩论、和民主赛会……一起，成为希腊人民政治素质、政教血脉传之久远而不可或缺的基因。这就是俄罗斯革命和毛革命根本不能具备的革命－宗教因素（我们多次谈到的拿破仑两面性之政治－宗教态度，即为一证）。也就是说，在排除列宁革命和毛革命以后，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基于反对专制之革命——而一切专制体制，专制统治，都给革命留下了不大不小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也都十分可观；因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反对力量和独立力量，不是一时一地，忽兴忽衰之即兴精神，文化，组织和团体，不，他们那强大的基因和传统，扎根于历史，导向于未来。任何革命导因和（最后一根）稻草都无法回避和忽视这个专制隙罅留下的革命发生论。这样，革命呈现的反对专制和专制呈现的反对革命，都绝对不是彻底，干净和完全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秘密正面因素和正面根据。就连被西方哲学家批评的东方政治，也同样存在着反对的空间（当然，也含带镇压的空间。）当然，反对专制导致的专制，这种循环革命在伊朗，在伊拉克都每每发生；只是人们不知道反掉巴列维以后的政权和萨达姆革命后的政权，居然此不如前——就像人们议论皮诺切克和阿连德的孰是孰非那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可以界述之——甚至对于佛郎哥的独裁和转型，左右两翼，也是各说各话——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右翼发展到极端，只会激起左翼的壮大而非相反；还是回到马基雅维力的平－贵中折方案，比较合宜。（这个论题可以另外研讨。）

　　从西欧那些镇压人物的履历中，人们看到，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这一连串的革命反对者身上，他们不是给革命，共和和反对政治留有余地的大师吗？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他们的或者平民，或者贵族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恶；但是，他们一直，一致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人类危机：极权主义。西方学人普遍认为，俾斯麦构建的欧中均势和梅特涅构建之维也纳体系，正是一种反对革命势力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带来的、对于工人运动的镇压和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和反反社会主义法，其间的内涵就是要告知世人，反对专制主义，不能用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他（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名言的伟大内涵。后人还说，如果俾斯麦活到希特勒时代，希特勒的对于欧洲秩序的毁灭，遂不能发生，也无缘发生——这样，极权主义或者因为冷冻和启活俾斯麦而得以避免；此为一笑。而拿破仑则一直徘徊在皇帝和人民之间，以至于对他的定性，十分复杂；换言之，拿破仑不是绝对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如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要做人民（在人民面前要做皇帝）一类言论，则无端策略而行。于是，一切西方反对势力，包含政治学派，哲学学派和文学家，他们在反对专制压迫和抨击时政方面不遗余力（如，有名的、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平凡德雷福斯运动），但是，他们在反对类似巴黎公设试验的态度上（也就是反对萌芽和梦魇状态之极权主义），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何以如此，因为，公设杀死教士，毁灭政治，灭绝人权。于是，任何一种西欧的社会运动，含第一国际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巴库宁主义等等试图要用极权主义革命代替一般性质的革命说法，提出社会主义“欲壑难填”（俾斯麦语）之自觉甚至不自觉（只是感觉之）反对念。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皇权主义；英国的国王、共和协作论；德国的自治和统一尝试论（汉萨同盟以来）；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虽前者属所谓集权国家，而后者属自治城邦，但是他们的自治和自主，都是欧洲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不能以极权体制一言毕之；等等。……都给革命留下空间——同时，给镇压革命，也带来机会。这一历史，可以上述到中世纪革命史和共和史。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贵－平统治给革命和反革命，同样带来空间——而起源于希腊的波希战争和斯巴达－雅典战争（伯罗奔尼撒之战），都是政治－宗教给体制和文化留有余地的战争。在此战争中，好战的贵族成为贵族依赖战争之文化起源的一种说法。而文化元起之美迪奇家族的文艺复兴说，也就紧随其后，完成了以佛市为兴起之文化革命——也就是文化复兴。这是一切专制－教会批判和被批判传统和传统更生之结构和解构——就不要说文化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解构和再造的、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派翁.埃克，不管无何解读波多里诺和玫瑰之名，他还是无法逃出西欧之自治城邦对于德国神圣罗马“一统”（必须带上引号！）帝国、这个不神圣，不罗马，不帝国之但丁主义之虚构，之理想，之政教一合的幻觉（我们当然更加信笃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叙述和现实论调——因为，他不是要用三界介入政治，而是就政治，论政治）。

　　话说回来。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三千年文化璀璨的历史。在此，根本不是完全由“吃人历史”的政治批判，可以一囊其中。这种平－贵，皇－民，官－寨（山寨，水泊，庙宇……）的致衡文化和君相致衡，封驳致衡，祖制致衡等等因素，因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运力量”和独立派系，其革命，其起义，其招安，也就不可避免——而招安之所以常常发生，也是因为官民之间本无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立场之争。虽有“一姓终怀亡国恨，三仁难得逊荒才”和“割据雄图忧后日，夕阳无语下寒丘”等等多虑，但是这种起义和革命，并不能瓦解社会和图灭前贵和遗民；他们还是成为开国政权的遗民文人（比如，元朝任用赵孟頫（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清朝任用钱谦益，民国任用陈寅恪。等等）。如果他们这些忽必烈、这些康熙也来一个批判封资修，实施“人还在，心不死”之诛心，杀人，那事情就要全部玩完！有学人举例三国之诸葛亮七擒孟获，文成公主（白）度母汉藏政教等事例，也说明，在政治载体上的某种古代自由主义倾向——加之近代蒋介石和胡适之之间的完全自由主义互动，更加证实专制主义给文化和政治留下空间之例。在此层面上，革命或者可以发生，就像毛主义革命发生时期一样，其对照点，就是要参考“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之选择（借用王芸生先生的话——当然，现在可以说，不仅仅是“六十年”，而是百年……）——何以中国有极权主义革命而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中国毛主义革命宣言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提法，充分说明毛对于古今中外阶级分全权乃至阶级斗争的曲解——就像他根本不懂经济一样，他和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一开始，就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错误和无知的预言和估计，从而导致中国百年阶级斗争的一败涂地。而这个无革命，又牵涉到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极权主义革命－反革命互动之辩证法——何以他们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出现这个戈尔巴乔夫之课题。这个课题，绕过了我们的论点。但是，其实，这个课题的答案十分明确。因为里根和撒切尔要推倒柏林墙——而奥巴马要和中国结对施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他对美国重回到亚洲战略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个插曲非同小可。因为他和里根、和撒切尔不能不完全一致。换言之，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只有反对文化，反对精神）的前提下，施行的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是星球大战使然；美国对于中国有无此类大战呢？而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已然照旧；故此这个星球大战的前提本不存在。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并无改变。这样一来，极权主义体制的外应内因和苏联、和苏联时期，迥然不同，本质全异。很多此间研究专家完全对此无知。此其一。二是，于是，一种对此采取乌托邦主义的应对理论和对此图饼充饥，乱论论天下的慌腔走板，比比皆是，见之厌恶。这是“丑陋的老三届”带来的最后一个梦魇。只有到了这个梦魇被彻底抛弃的一天，国人的谈吐才会变得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