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人正在死去！

刘自立

　　叙利亚人被阿萨德政权杀死六千人。这是一个何等野蛮的记录。叙利亚人是不是白死？成为21世纪这个据说是文明世纪的丑闻和血案。对于你是不是可以杀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再度成为世界提问和全球挑战。就像二十多年前六四死人一样，你是不是可以杀人，也没有具体的回答——美欧国家在谴责了杀人以后，和刽子手欣然来往，互通款曲，叫做恢复正常外交和增加经贸往来——虽然，他们还是羞羞答答地谴责这个屠杀政权的某种人权不佳现实。请问，对一个极权国家的人权判定，如果去掉国家性质和政权特征，人权会在这里因谴责或者不谴责而有所改变吗？一切人权组织，不是政府组织，不是行政单位，成为人权机构常态，这是不是导致这些组织的活动显得微弱无力，性质显得不伦不类，机构显得形如虚置。再说，人权，是天赋，还是人赋，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更何况一切人权组织对于中国之外部叫嚷之成效甚微，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内涵——苏联，不是因为叫嚣人权瓦解的，而是因为美欧施加严重，实际，迫切和真实压力瓦解之。于是，废黜一个专制极权政权的要素何在？人们难道还是看不清楚吗？苏联解体和阿拉伯革命，前提是外在的——就像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正反两例——中国是不是需要和唯靠外力，还不好说——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回到叙利亚形势。中国俄罗斯否定惩罚阿萨德议案，已经铁板定定。这个严重的世界挑衅行径，成为人们思考现今国际法约秩序的一个疑点。加上美欧对于这样政权的持续交往，外交往还和经贸互动，世界秩序是不是可以照此非人权化现状维持永久，成为人们思索人权，自由，民主课题的一个已新还旧的课题。我们说，联合国这次受到中，俄否决的现状说明，依靠所谓由罗斯福和斯大林建制，而又由毛，周后来跻身的这个国际组织，它，究竟在全球政治化和价值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遂成为考验政治家和思想者的一个难题。如果任何小国或者中等国家的民主化，势必要依靠这个前苏美共治的联合国，那么，前民主化浪潮是如何绕过这个不伦不类组织的前过程，成为世界人们思索叙利亚问题，加之中国问题，缅甸问题，古巴问题，朝鲜问题的关键。重复而言，苏联解体，东欧自由，北非解放，缅甸转向……诸如此类的良性发展究竟要不要此联合国——联合国是不是世界民主秩序的必备之物，早已成为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我们说，联合国早就在民主N波浪潮里落伍腐朽，不堪其载。当然，完全取消之，现在不成气候；但是其阿斗做事，毫无起色，则为现实。是不是要改变阿斗呢？阿斗可以被改变而成为非阿斗吗？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谈。

　　取消联合国的倡议显得不切实际。但是，凡是/事要经过自由世界和专制政权首肯的联合国方式，是不是唯一可行的人权方式和民主方式呢？常识考之，显然为否。其中，外交均衡论发自“双赢”的二战后模式。这个模式因为其一贯的惰性，使得世界局势变得黑白不明，灰色为大。因为这里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苏联不等于美国；反之亦然。这样，一切之价值论被联合国基本上抛于脑后。七十年代联合国接纳中共抛弃台湾，就是这个价值抛弃论的一个拙劣表演；而后来的台湾关系法派生了台湾两拨族群的分裂已成篮绿之势；基本上也是联合国承认中共之由。换言之，自由民主如何与专制极权之并存，显然成为某种老好先生和险恶先生玩弄的外交关系论（两岸关系论）。这是由中国问题带出的外交承认论的丑剧——说，叙利亚死亡六千人，和说，中国死亡六千万人——基本上都是联合国不好制裁之之难题乎！这是一个黑色笑话。联合国对于中共参加之，与尼克松基兴格枉顾中国人权和肯定中国之毛的态度，使得联合国完全背叛了联合国的人权原则（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国死去的数千万人，没有惊醒那些衣冠楚楚的联合国政客。接之，联合国是不是给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实现民主和独立（独立于苏联）的可能性呢?也没有。现在，联合国依然被中俄绑架。虽然，它在道义上发出过某种正确的呼声，但是，这种声音完全淹没在中，俄的非正义叫嚣之中。此次叙利亚问题表决，正显示联合国作为一块人权遮羞布，完全腐烂不堪。

　　外交均衡主义在二战以后即成现实。美国人不是铁板一块。但是，美国人前此对于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对于北非，阿拉伯专制者类穆巴拉克等等政权的支持，现在，转换成为他们对于中国政权和俄罗斯政权的朦胧不定论。这样，外交权衡的理论内核，夹杂着狭隘的国家利益主义和苟且维续的联合国认可。这种利益主义更和毫无原则的经济贸易勾结一并生存（如今人们还在争执美国苹果电脑和台湾富士康资本的罪恶属性，当归罪中共，还是归罪资本家——这个提问，其实刚好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是无人权资本和无人权政府的双向勾结。）于是，全世界，呈现两个美国，两个欧洲和两个世界——

　　一个是价值主义，原则主义和人权主义之美、欧——

　　一个是资本利益和无原则外交苟且与之之美、欧。这两个东西，本是西方文明历史的两株果实（水果和毒果）。是不是该区隔这种原先是“对外殖民”（“对内民主”——阿伦特语）现在是对外支持中，俄的实利政经而应该有所反思而促其变的时刻了？这个思索的代价，原有中国人枉死千万，今有叙利亚人徒亡六千之现实——难道这还不够吗？想当年匈牙利起义之美国人袖手旁观，和这次利比亚起义美国人鼎立支持，事成两面——这就是列宁所谓帝国主义之本性吗？我们说，列宁的说法，反证之，也对。因为，这就是他们对内民主，对外外交，经贸，利益，无原则资本水银泻地之现实，之现在——这个两面如何、何时、有效转换成为一面——这个课题，人们并未做复。

　　其实，复杂的国际问题，有它本质和简单的一面。这个面向就是，取消美国欧洲民主和外交俩面性的尴尬，转而逐步统一到价值为先，自由为本和民主为轴的切实倾向上，且“在此前提下（！！！）”施行非孤立主义经贸——外交转动。这个转换，现在，初见端倪。美国重返亚太，是一个良好迹象——这个起步，应该成为他们切实考量中美互动原则的开始——只要这个道路被探索成功，一切联合国之羁绊，可以推倒不顾——反之，如果现在世界还是两张皮操弄之，那么，叙利亚人不但白死，以后，中国人和朝鲜人之悲惨，就会永续之。这是看似复杂其实非常简单的课题。我们说过，自由民主之在小国如叙利亚和在大国如中国之难以实现，就是因为外部势力的首鼠两端，互相矛盾。在谴责阿萨德这个屠夫的时候，各种新闻媒体的版面，仍旧大幅报道类如默克儿这些西方政客的中、西互动和经贸伟绩……试问，每一个枉死的叙利亚人，是不是要躺于地下，来庆贺这种西门子和大众汽车的活力四射的成功呢？最后，当然牵涉到叙利亚和平转型的几乎是乌托邦幻梦的现实。此课题也同样考验中国改革和革命问题。叙利亚人都是死士，更是英雄。他们不但有六四，还有六五，六六，六七……他们抗争于死，将近一年！这是给中国人的另外一个伟大启示。如果中国人也有六五，六六，六七，……事情又会如何呢？可惜，历史上的“如果”是要慎重考量的（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可以存在之如果的（见悉尼.胡克的说法）。自然，不是一切国情都可以类比和暗谕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后续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努力，经贸制裁和外交压力，会使得柳暗花明。这种期待，是不是幻想，还要继以时日。但愿奇迹发生；不但于叙利亚，也于中国。（因为此及如何改变极权主义生存之道。如果中国秩序，依旧被托生于这个类似联合国全球家庭的莫明之道中，改变的压力，就会等于0；反之，苏联模式的解体，是不是可以取消美、英压力，反证了中国改变的外部需要和必备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亦然屈服于经贸外交的惯常思维，事情的变化，就会遥遥无期？……）

　　总之，叙利亚人是不是白死？端地看此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