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评论】

世界的老大与老二

——100年“大国关系”的来来去去和未来与法则

巩胜利（独立学者）

　　【特别提要】：从20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来，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发动世界大战侵略而覆灭）、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了中国。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相悖论，与老大南辕北辙的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差距而举世兀立。

　　9月5、6日，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都已烟过云散。又恰逢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整整一年。一年来，全球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日三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博弈，正耗去中日双方的大好财力时光；一年来，美国第一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也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关键新进展，其中最大的就是日本加入TPP谈判，韩国也正在步其后尘。在“9?11”事件发生12年后，美国终于全面地将战略重心从中东移向亚洲，10月奥巴马将再次访问东盟四国，并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也逐渐被美国各界所接受，但取得进展也绝非易事，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从政治价值观、经贸源头、国家的含义、社会的价值观、军事的目标等等都凸现出历史的泾渭分明、矛与盾的全球性凸凹而根源难以兼容。

　　9月12日，中华能源基金会和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2013亚太论坛”。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交锋、对话，共同探讨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特别是如何看待当前中美关系中两大突出问题：—是经济上，美国力推全球经贸新秩序战略TPP、TTIP、TISA；二是政治与军事上，美国实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深深涉入亚洲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经贸竞争、资本交汇。

　　对美国来宾来讲，都曾是美国国家决策层的一分子。在对话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似观点：美国推进TPP主要是为了发展美国的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大环境，特别是WTO十二年来僵死无助的世界贸易，也是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升级换代，认为加入TPP、TTIP是有力推进中国近十数年“经济改革”无动力、甚至停止的困境，将达到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那样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的效果。至于“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也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很现实的是欧洲经济成熟财富了300年，亚洲是当今全球经济最活跃、唯一最有潜力的地区、而是为了其美国经济利益及维护盟国经济体系的后续。当然，美国的战略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一贯是游戏规则的建树略高一筹，从联合国到全球“三大”经济组织体系的构建，再到今天风行的G20峰会，既是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不断更新建树、又是全球价值观的持之以恒体现，更是经贸利益的最大化释放，从而致全球政治与经济形成一个完成的全球体系，美国近百年来都一路领先，所以才有了英镑盛行全球300年后逐渐退出的历史可能。
　

老大与老二怎样关系？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崔天凯将此次“习奥会”视作是一次战略性和历史性会晤。

　　从2010年开始，美国选择回归亚洲的战略，其中不乏防范、遏制中国的含义。现在就老大、老二的关系需要进行梳理，就美国回归亚洲的影响需要进行评估，就中美关系未来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当前，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处于关键时刻，现在进行两国元首会晤以及国家意义的认知、磨合可能还要有更长的时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确定形成，但老大与老二达成某种“游戏规则”尚属难事，老二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更是难乎其难。

　　当前中美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处在一个新的关节点上。其首要的背景是，中美现在是老二和老大的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非常难处理的关系。老大历经近百年的全球纵横、财富累积才核聚成第一超级大国；老二不过才二、三年时间，还可以与老大平起平坐、平分秋毫？这显然不现实。

　　就美国237年历史看，美国对任何处于第二位的国家都是保持着历史性警惕，不管这个国家地理上处在什么位置，这个国家的大小如何，性质如何，都一样戒备深严。自从美元取代300年英镑成全球的霸主以来，从20世纪到21世纪，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最后都与美国发生了某种摩擦，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来，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占领地盘而发动世界大战）、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了中国。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上的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人生价值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相悖论，与老大南辕北辙的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落差而举世兀立。
　

TPP：中国是参与者、非游戏规则制定者

　　很多中国人对TPP存在一些误解，认为TPP是美国为了将中国排挤在外，还有人认为TPP是为了围堵中国。这些认识都找不到根源。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为全世界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美国就抓住了这种稍纵即逝全球政治构建和经贸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商机，TPP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扩大市场增加就业岗位，贸易自由化，降低人类、国家延续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等。而“中国特色”只根植于中国，全球的国家都无法推广实践，那WTO的多哈之滞12年怎么办？TPP就开拓了无限的前景，现在如果中国想加入TPP谈判，就要对其他谈判—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作出很多让步，并且不见得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因为亚洲在半个多世纪的全球经贸中一无是处）。然而，未来的十年中国一定会更加发展，如果中国在WTO阻止下与国际社会同步转轨、改革成功，那么中国的服务业、中国制造将发生根源、质量的改变，从而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一同前行。亚洲，毕竟只有“四小龙”与日本才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占全球人口一半亚洲区域是贫穷的苍疫满布、有的是100年一直贫穷落后难改、一直延续……中国通过35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找到了一把摆脱贫困的锁匙，而TPP就是这种全球经贸游戏规则的重建与升级的未来之路，国家通过成为TPP成员而获得全球化领先优势和一把通向全球经济总量80%的大门，这就是TTP、TTIP未来的全球新动力优势。

　　讲TPP遏制中国，说真话，谁能够遏制今日强大的中国？但今日中国能让全球它国来复制、来游戏规则、来大家一同来玩吗？也是现实的质疑，TPP就是这样汇聚了全球的经贸能量，让全球各国都可以玩TPP的游戏，从谈判进程，探索改进中国产业改革的方向，使未来中国加入TPP、建立全球化游戏规则打下基础。TPP对全球所有国家来讲都不是威胁，就是小朋友玩的“过家家”游戏规则，但没有“游戏规则”怎样玩“过家家”？否则你玩你的、我玩我的，100个小朋友就有100种玩法，更何况全球有198个联合国成员的国家呢？

　　1997年，中国在考虑是否加入WTO时，就差点散伙，当时的总理朱朱镕基预见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性，于是希望通过加入WTO帮助中国完成改革并进入全球贸易市场的游戏规则问题。中国在把握这次机会当中取得了全球共识的非常成功。现在，今日的TPP一样会是中国全球化的契机。中国目前还不需要成为TPP的谈判方，因为中国35年经验无法让全球各国来推广、升级，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国，调整中国改革使其更加符合TPP的方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可以得到更大的全球利益。

　　对建树全球规则的美国来说，TPP确实有重大战略布局的深远考虑（有说又是一个30年）。“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三块：经济、外交和安全。其实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安全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因这要被利益驱动，虽然这是焦点，被谈论得最多。但经济才是美国在重返亚太中最根源的起点。没有任何国家去为“再平衡”去长期一直烧钱，战略好的预期结果就是看美国经济提升的延续性和未来；安全方面一经过实践印证，就有了调整和不变的结果；美国的全球军事能力正在稳步下降，在亚太地区不会下降，但是也不会增长太多，这是美国国家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中美投资协议（BIT。也包括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在美国及三大经济体大战略里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是通过BIT来推进中国加入TPP，帮助中国改进，特别是国有资本进出的规则有待从源头公平、公正性解决，从而符合TPP的条件。但中国与美国、欧盟谈成BIT签约有一个重要的瓶颈：这就是国有资本怎样继续下去？
　

TPP升级中国经济质量、融合国际必经之路

　　奥巴马推进TPP，具有历史的先见之明，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的最最明智战略贸易政策之举，是WTO呆滞12年后最希望重新推进自由贸易的进程，并设置了全球经贸升级质量、高标准的贸易规则。TPP当然应该纳入中国，但中国2013年的全球局势能让世界各国来仿效、学习吗？任何一个成熟国家、几百年财富聚集不散的国家，是需要胆识、远见和持续动力的。一如今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如果缺了中美两国，都是不完整的。如果中国加入TPP，中国经济会融入全球主要国家经济中再次起飞。

　　人民币，是今日中国走向世界最大的瓶颈。只有当人民币可以自由融通进入全球主要贸易国家、自由兑换时，那么中国以及上海才能真正崛起为金融中心。每个中国银行家都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中国外向型企业都明白这根源之阻。如果中国真能如全球主要国家象需要“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各种货币自由进出时，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水到渠成、中国制造也会迅猛发展，否则也当然会受到全球它国的“游戏规则”限制和壁垒。

　　人民币，中国人储蓄很自然，作为它国官方货币储备的一部分也属简单。但人民币必须兼容主要国际货币，必须自由兑换流通，否则与中国经济往来者却无暇顾及、不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怎样继续往前、岂不成泡影？上海自贸区、金融中心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人民币应当国际化，要有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但客观地说，2013年之际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只处于第三梯队，甚至第四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元、欧元；第二梯队是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的路途。为了推动国际化，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多做一点，不一定与发达国家做，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做更现实，最后必须攻克的堡垒是美元、欧元、英镑等。

　　从全球经济基础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相比还差距巨大（只及美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2012年美国GDP为15.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6.6万亿美元。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人口。此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在政治体系与价值观方面，中国经济、金融体制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也不高（2012年末联合国成员国98个中的约2%）。在世界主流经济体都是市场导向型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政府导向、党国型经济和一党执政，有接受的难度尖峰。其实，当前的中国主要问题不是解决世界的认同，也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把中国与国际关系理顺、内部治理的功课不要与主要国际社会矛盾、冲突做好，再埋头苦干十年，高屋建瓴建树一个兼容台湾、香港、澳门的“新中国”。

　　全球经济的大趋势历来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近，“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危机正在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折戟。中国经济与全球主要国家的兼容性尤为重要，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对待资本进出、金融资本策略需要万分谨慎。但是，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与印度、巴西、印尼、俄罗斯、南非都不同，新兴国家尚须要至少30年的持续奋起努力向上。

　　中国持有超过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一点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但是最为根本的一点是，中国正在进行改革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但是未来中国改革，以创造一个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国家，但“胡温十年”没有体现到这种路径和方向。印度和南美国家均未采取类似的行动，这就是中国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未来3到5年，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从根源改变的新时期。接着历史，不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兼容、经贸兼容、社会制度兼容、人生价值观等等兼容，那么跨越半个世纪、100年、200年……何以继续？

　　2013年，全球凸起的自由贸易区、贸易规则的颠覆性聚变，明显是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研究上仍然还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对新一轮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对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SA（是取代WTO的“服务贸易协定”即Trade-In-ServicesAgreement，简称“TISA”。几乎涵盖全球全部发达国家和地区）系列谈判，以及对当前中国正在与美国、欧盟谈判的BIT（双边投资协定）2012等更高标准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容、要义及相关具体问题，还普遍存在着理论研究和评估不足。
　

“大国领导”中国理论严重匮乏

　　对中国现有规则、具体做法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距认识也不到位，对吸收和引入这些经贸的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评估。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还要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授权才能运行，要是全国都实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运行，那么中国现行法律就要做更大的修改，倘若实施TTP、TTIP中国法律更有做超越WTO的重大调整，这不仅与前述的认识偏差密切相关，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在推进中美BIT谈判，在对TISA、TPP、TTIP谈判的认识和判断，在进一步提高标准、扩大开放等方面因理论视野和技术路线的匮乏而陷于被动。

　　8月30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到2016年10月1日的三年时间里，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调整《外资企业法》等与外资企业有关的法律。媒体报道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将于10月1日前挂牌、正式上路运行。中国与国际社会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全球化、更多比率的兼容，需要更深刻、更广泛、更有国际范例的从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法制观念、经济制度等更大比率的兼容，才能形成源头动力、持续不断的人类、大自然的正能量。

　　中国发展步骤上相对落后、初级，经济、治理、财富的开放水平较低至凹。虽然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十分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兼容产业有：（1）、银行业：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2）、证券业：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3）、货币、资本开放处于最初级阶段，根源不敌、不兼容全部高收入国家（又称发达国家）；（4）、保险业：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5）、电信业：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增值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6）、邮政快递业：仅开放包裹递送业务，维持信件的邮政专营权，并限制外资企业的网点设立数量及经营地域范围；（7）、建筑业：外国建筑公司仅可承担外方出资或是中方因技术原因无法承担的项目；（8）、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设立代表处，但不得雇佣中国注册律师；（9）、传媒业铁板一块，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10）、整个公共领域（水、电、煤、气、油等）绝大部分领域都被国有资本一统垄断，根源促成、造就了中国公民整体生活、生存、继续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准入严峻，一如钢铁等等产业，不仅不兼容外资、甚至连内资、私有资本也不兼容。其中国目前进行的“价格反垄断”，其根源就是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经济规则不到位所致，而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地位国”所指的根源产业垄断、市场占有率垄断却在中国市场长期我行我素，却得不到任何《反垄断法》的根源治理，更缺乏反垄断法律的高屋建瓴——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当局，却履行着国家法律意义的反垄断裁判）。

　　全球超越WTO的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还有中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一直悖论。在这些领域没有做到实质性开放，也使中国缺乏参与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的基本条件。

　　在“市场经济地位”中，市场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官控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社会属性（如银行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在这些领域设置了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结果是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降低了社会福利，还影响了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降低了服务业效率，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与国际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相比，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存在顶点的短板。目前，中国已签署了1个局部自由贸易协定（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10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在投资协定方面，中国已与1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30个双边投资协定，但其中只有小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零关税”成中国与别国“自由贸易区”的难呼之难，而且中国主要遵从准入后国民待遇。

　　在中美、中欧BIT谈判方面，由于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国有资本的瓶颈和权益保障方面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则、金融服务、业绩要求、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和环境条款等14个主要领域差距较大，从2007年至今中美双方举行了近20轮谈判，但进展缓慢，至今未果。这些也导致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TPP协定谈判方面，目前还够不上参与的标准。事实上，欧美在新标准、新规则方面力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均直指中国当前部分领域投资保护不足、部分行业国企占主导地位以及在监管方面与欧美主导的新规则不符的“软肋”。
　

TPP、TTIP是全球化贸易的必然抉择

　　高屋建瓴的看全球化、美欧的“两洋”战略，中国的差距在更加加大，参加TPP和TTIP、TISA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认可当前国际上关于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新标准、新规则，并身体力行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而中国目前已签署的多项FTA和BIT则大多仍属于标准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新规则、新标准相比，差距较大，不得不被TPP、TISA等拒之门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当前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相对滞后，对下一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继续保持当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被动状态，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以完善体制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在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被边缘化，最终无法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TPP+TTIP，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这种现实力量和全球经贸的大势已趋——成本决定未来成败之路，谁无视这“两洋”自贸区的力量，谁就将吞下这无情的苦果。就象当年的WTO，俄罗斯是全球第一能源大国，最终还是不得已而加入WTO。当然新世纪的“两洋”战略真正在全球贸易中成器，尚需5-10年的适应、调整、成熟过度期。

　　“TPP是为了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一种谬误之说。根源要命的是：“中国特色”在全球不具任何复制性和全球推广、应用的任何可能，若是“中国特色”可行，那么美国是否也要有个“美国特色”、印度是否该有个“印度特色”？财富了300年的欧盟是否也该有个“欧洲特色”？还有“大洋洲特色”“拉美特色”“非洲特色”等等，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中国特色”是害己害人的本源——中国股市、中国房地产、中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等等的“中国特色”，永远都无法与世界兼容！“中国特色”，永远没有世界实施的可行性。历史还将证明和实践，“中国特色”不可能完成全球经济领域的更新、升级、更高的发展的历史使命，更没有可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兼容着一起持续走下去……

　　中国短期内不会加入TPP，但最终一定会加入，这是因为TTP、TTIP囊括了全球经济总量80%的根源所决定，就象当初的WTO全球覆盖一样，而TTP、TTIP却开辟了21世纪前半叶全球经贸新秩序、颠覆了以往WTO举步不前的旧规则。但是在这之前，中国要先在国内做很多事情来为加入TPP做好准备。短期内加入TPP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最终会符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长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谁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

　　TPP谈判，按照奥巴马的时间表原定10月末结束、签署，但由于日本的加入又不得不推迟，但最迟也不会超过6个月时间。到那时，中国将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个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的TTP、TTIP“两洋”新经贸规则秩序。因为中国既不是TPP创始国、也不是谈判发起国，“中国特色”不具备世界贸易新秩序的实践能力和持续的可能性，当TPP最终文件出来的时候，愿意加入谈判的国家就要签署相关的文件，中国只能选择签或不签，不签就当然如WTO一样被壁垒、搁置之外。

　　倘若“新型大国关系”真的成立，那么中国就当然该进入占全球经济总量80%的全球经贸新秩序之中。更何况在“新型大国关系”之下，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游戏规则”可玩，“新型大国关系”岂不成了凸峰兀立？

　　2013年，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开创性元年。“新型大国关系”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生长、开花、结果的过程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融合却是全球的一大幸事和盛事，囿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根源的不兼容甚至悖论，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定就变化多端、曲折多难、甚至是永远都难以融合的事……人类的“俟河之清”在历史上有多大可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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