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时评杂文选》之(四) 世界上有“中国通”吗？(上)

一真溅雪

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过是畸型的、代价惨重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于是国外湧现出了一批所谓的“中国通”。他们大都是不远万里来去匆匆地到中国跑了几圈甚至数十圈，採访了他们所到之处的一些允许他们去的地方、或允许他们见的人，以及听取陪同他们的人和各级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的情况，掌握了一些他们这样耳闻目见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到图书馆、资料室研究一番有关中国的各种情况介绍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等资料之后，他们便自以为对中国已十分了解，于是便对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大发议论，他们便以“中国通”自居，对中国毫无认知的外国一般民众，见他们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也就尊他们为“中国通”。

笔者看了这些洋“中国通”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谈话和文章之后，深感这些洋“中国通”实际上对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顶多可以说是一知半解。

例如：北京市一向以歧视外地人、歧视农民工、高校歧视外地考生……而著称，北京人一向以享有许多外地人所没有的特权而著称，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不平等的城市，在2008年10月22日居然被联合国人居署的“中国通”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畸型发展且后患无穷的中国经济，居然被一些外国的“中国通”们认为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火车头；更有甚者一些外国的“中国通”或发表演说或著书立说宣称卄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卄年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卄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无不显示这些洋“中国通”们对中国大陆社会的无知和认识的浅薄、荒诞。    

仔细想来也不能怪这些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记者的洋“中国通”们智力有问题，或是方法不对头。按照这些洋“中国通”们所採用的研究了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及他们所花费的精力、时间去研究了解世界上除中国(还包括北朝鲜、古巴这两个共产极权国家)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该国通”，唯独在中国不行，为什么？以笔者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1. 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各地区之间、多达五十六个的各民族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伦理道德、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笔者可以断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中国这样复杂、这样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之大，即使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中国并长年在中国走南闯北、游东走西并且能在各个地方生活时间足夠长的人，都无法完全了解清楚的。你说，一个外国人他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吗？显然他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国人在行动相对於过去已经方便、自由多了的今天，亦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过去就更不必说了。笔者对此有深切的亲身体验。

笔者早年求学时期，系为数不多的从中共极权政权和独裁“伟人”对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之中觉醒过来的青年学生之一。面对当年惨不忍睹的无情现实，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一种肩负改变这一悲惨现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当时深感要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探寻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然后才能找到解决这些社会、政治、经济、民生问题的办法。为此笔者费尽苦心、历尽艰苦终于找到了一种在当时那种严格限制、禁止人员特别是农民隨意迁徙、流动的时代(笔者当时是农民)，可以到全国除军事禁区和边境特区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并且居留时间的长短基本不受限制的行业─长途转地放养蜜蜂。当时这个行业每年东西南北要跑十几个省，每个地方要停留在那里放养蜜蜂和生活十几天至两、三个月不等，而且这个工作一干就是将近十年。这为笔者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多年在全国各地的潜心观察、了解、研究，至今我仍只能说我对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比一般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有多一点、深一点的了解。我尚且不敢自称为“中国通”，一个外国人他能具备笔者的条件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的第一个原因。    

在这里为说明中国各地差异之大、情况之复杂要真正弄清楚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难(外国人就更不必说了)，现举一个例子，就是笔者对中国大陆贫困状况的认识过锃。

笔者自幼生长在城市，对解放后农村的困苦是没有什么了解的。后因不满当局的的独裁专制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无以穷尽的深重灾难，而立志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不料竟因此而被当局扣上“反动学生”的大帽，被強制遣送往常德县国营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改造“反动思想”，平生第一次正式走进农村生活。

我见当地的农场职工每月只有二十多元工资，再加上老婆、小孩在农场生产队做一点临时工，每月另有十来元收入(农忙时可达十几元)要维持一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按照我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标准看，农场职工的生活实在是已经到了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步，比这再穷就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了。 

到1969年初 ，我又被当局把我跟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湖南湘阴县东乡丘陵地区的一个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劳动改造思想。我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不禁令我耳目一新，我原以为已经穷得不能再穷的农场职工的生活与当地公社社员的生活比起来，农场简直就成了“天堂”。

农场职工收入虽少，但能吃饱饭，有自留地，菜不需花钱买，衣着虽破旧但因每月都有点工资除支付油、米钱之外，一年到头每人尚可添置件把新衣裳；大约一半以上的小孩还能上得起学；口粮也全是大米没有杂粮；地里的棉花杆、稻草和沟渠边的野草作燃料也可满足做饭烧火的需要。

而当地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年只能吃到两、三个月的大米，其余时间只能吃红薯、红薯干、红薯渣(红薯捣碎洗去淀粉后的残渣，)。由于山上的森林植被均在大煉钢铁和大办公社食堂时几乎砍伐殆尽，残存的小树枝椏早已被劈下作柴火烧，燃料只有稻草，不夠烧已到了往往连饭都无法煮熟的地步。社员们为节省燃料只得把白菜、萝卜切碎后分别放在两个瓦罐内加点盐、放点水盖上瓦盖分别放在灶堂的两边，以便在煮红薯、红薯干或红薯渣时顺便也就把白菜、萝卜煮熟了。

由于一年一人只能分到3─4两油，所以一年的绝大部份时间，菜里面是没有油放的，当地人称之为“吃红锅菜”(农场职工包括家属在内每人每月有半斤油)，社员们一个工日只能分到一角多到二角钱，许多社员家庭辛辛苦苦一年起早摸黑辛勤劳动到头来还要倒欠生产队数十元到一百多元(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工日隨蜂场只有1─2角钱的社员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堪承受的巨大数目) 。社员家里虽一年也能喂上一、两头猪，送去收购 ，大约能卖得90─110元左右，除去买猪崽的钱大约仅能余下50─60元左右(所喂的红薯、瓜菜、野菜及人工均未计入成本，把这些除掉社员家喂一头猪实际上赚不到一、二十块钱)，往往不夠还生产队的欠支，偶尔有点节余也只能用来更換那些已经破旧到已不能再缝补的衣裳。我当时便认为这里的社员们已经穷到了极点，再穷就真的无法生活下去了，我自以为我已经在那里看到了中国最穷困的现象。    

可是后来到1980年夏天我隨蜂场浪迹到了宁夏固原县六盘山麓的开城公社下青石大队的一个回民小山村放蜂。我们在一个姓穆的回民老汉家公路对面的小河边上搭了一个帐蓬暂往。穆大爷六十多嵗、高个、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瘦得好象就是一层黑皮包着的一付骷髅骨架)、虽然是盛夏仍穿着一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若不是从他那深陷的眼窩里镶嵌的一对大眼里射出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显示出一点生气，你便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穆大爷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此后，穆老汉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蓬里来坐一坐，除了拉一拉家常之外，主要是为我们每天泡给他的一、两杯茶和拿给他抽的几支一角三分钱一包的香烟而来。

据穆大爷称：他们这里在解放前和“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经常喝茶的，烟也常抽，“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便很少有茶喝、烟也抽得少了，到1958年之后直到你们现在来这里之前，就基本上没有喝过茶，烟也难得抽上一支。    

大约在七月中旬，有一次我发现每日必到我们帐蓬里来喝喝茶、抽抽烟的穆大爷已连续三天没有到我们的帐篷里来了，我们好奇怪，他是不是病了？我和住在一起的吉林的小顾、小李便跑过马路到对面穆大爷家的泥坯房子里去想看个究竟。

一进门便看见穆大爷捲曲着身子躺在泥坯炕上，我连忙问他：“穆大爷！您不舒服？”穆大爷没有吱声，而是艰难地伸出他那只不断抖动的瘦得皮包骨的黑手，先用食指指了指自已的肚子，然后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他已经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一下子便湧了出来，举目四顾，屋内穆大爷仍然穿着那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曲身躺在一床用高梁杆皮编的、已经发黑的破炕蓆上、炕上有一床又黑又破的旧棉絮还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箱，穆大爷一家三口(还有穆大娘也是六十多岁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孙女)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其中、炕旁的土灶上有一口缺了一块的铁锅，因长期没有油已呈现锈迹、门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只用肥皂箱改成的碗柜，里面有三、四个都缺了一两块的破菜碗和几双筷子、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只装杂物的篾丝箩筐，因年代久远和炊烟的燻陶已呈醤黑色(据穆大爷后来讲这还是解放前，他在当地开骡马店时，一个国民党的四川藉的逃兵住在他开的骡马店，没有钱、没有吃的，穆大爷见他可怜，便给了他一些吃的和一点路费，那个逃兵临走时送给他的，已有好几十年了)，看到穆老汉的家我这才感到什么叫真正的贫困，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一贫如洗”，我不得不由衷地惊叹我们那位创造“一贫如洗”这一成语的先人，这个“洗”字用来形容极度的贫困是何等的精准！穆大爷的家不就象大水冲洗过一样一无所有吗？

据穆大爷后来告诉我们他们这里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百二十来斤毛粮(即没有去皮、去壳的原粮)主要是杨(洋？)麦(一种产量低、磨出的粉呈灰白色口感很差的粗粮)和玉米，没有油，由于气候、土质关系蔬菜也很少，一年所分口粮即使省着吃不到四个月就吃光了，余下的时间就只能靠吃政府的返销粮，劳动力每人每月二十六斤玉米，象穆大爷这样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只有二十斤，都要自已拿钱去买(每市斤八分钱)政府只提供玉米指标。由于没有油没有任何其他付食品，蔬菜也很少，所以往往不到月底就吃光了。因家里的玉米早已吃光，穆大娘被迫回娘家要饭去了、大孫女因没有饭吃也已回穆大爷儿子家去了，所以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穆大爷一人在家。

我们见此状况，连忙跑回帐篷拿来半锅中午吃剩下的玉米碴子粥给穆大爷，他也顾不得客气，便一口气把它吃光了。考虑到距穆大爷领下月的返销玉米指标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小顾、小李一商量决定再拿十几斤玉米碴子给穆大爷以防他饿死。   

第二天中午我看见远处山边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提着一个小口袋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摇一晃地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穆大娘提着从五、六十里路外的娘家讨來的七、八斤玉米赶回来送给穆大爷吃，因为怕穆大爷在家饿死，穆大娘把那讨来的七、八斤玉米送回家后，怕穆大爷不夠吃，只喝了一大碗水，饭也没有捨得吃，就又空着肚子艰难地迈着她那双纒过的小脚，沿着來时的山路一摇一晃地走回娘家要饭去了。

大约又过了八、九天穆大娘又带着从娘家讨来的十来斤玉米回来了，我们见穆大娘去娘家要饭，她那双纒过的小脚每次往返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山路实在太辛苦，那时离秋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就对穆大爷和穆大娘说：我们再给你们二十来斤玉米碴子，估计你们可以吃到秋收，穆大娘您就别再去娘家要饭了。他们老俩口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好不容易穆大爷一家总祘熬到了秋收，正当我为穆大爷一家终于可以暫时摆脱饥馑的困扰而高兴时，更加令人心酸的一幕又无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一天，我从穆大爷家的门口经过，忽然听到穆大爷在坑上呻吟，并喘着粗气，我以为他病了，走进门一看只见穆大爷躺在炕上，便问他：“穆大爷，您病啦？”穆大爷摆摆手，然后指着自已的肚子说“哎呀！撑得难受”，一边说一边还往嘴里塞炒熟的软蚕豆。我说：“撑得难受，您不会不吃呀！”他说：“肚子是撑得难受，但觜里、心里还想吃，控制不住呀！”我怕他撐死，便一把抢过他手边盛满炒软蚕豆的大破碗交给穆大娘，并告诉她：别让他再吃了，再吃会撑死人的。

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湧上我的心头，这其中有怜悯、有悲凉、有痛苦、有沉重、有愤怒……。我为长期的饥饿和对食物的強烈渴望所造成的人们对食物近乎贪婪的、不可遏制的强烈精神需求与人们对食物的生理需求之间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深感震惊和悲哀。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异往往使一个长时间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一旦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不顾自己生理、身体的需要和承受能力不停地进食而被胀死。   

 看到穆大爷家的状况与原来我认为穷得不能再穷，再穷就没法活下去了的我所下放的那个生产队的状况相比，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也几乎可以祘得上是个“天堂”。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虽然只能吃上三、四个月的大米，但红薯、红薯干、红薯渣总还是能填饱肚子不致挨饿、油虽然很少但一年四季蔬菜还是有吃的、社员的衣衫虽然破旧但换洗的也还有几件、社员家里祖上留下来的桌椅板凳、锅盆碗筷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我想如果让穆老汉一家突然搬到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去生活、劳动穆老汉多少会有点进了“天堂”的感觉。

正当我自以为在宁夏固原六盘山麓的这个小山村、在穆老汉家看到了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状况，自以为对中国的贫困状况有了很深切的了解时，后来读到一篇报导，不禁让我感到有些羞愧，那篇报导是说，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前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次和秘书一起去安徽某贫困地区视察，因口渴想到小路旁边的一所破茅房里去讨水喝，万里和那位陪同他的秘书一走进门，见一老汉和两个女孩围坐在灶台旁取暖，万里叫了几声：“老大爷”那三人没有什么反应，秘书见状忙对那老汉说：“这是省里的万书记在叫你呢！你怎么不吱声？”那老汉听说是省委书记来了，不得不免强站起来，要去倒水给他们喝。这时万里和他的秘书才发现，原來那个老汉和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裤子穿，所以不好意思站起来，万里和他的秘书一看这个破草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里我才知道，万里和他的秘书在安徽某贫困地区那个小路旁的破茅房子里看到的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贫穷的状况。穆老汉一家虽然一年四都是穿一套破旧不堪的旧棉衣裤没有可替换的衣服，但穆老汉一家三人还各有一条虽然破旧但尚可免強遮羞的裤子，而安徽的那个老汉一家三口不仅和穆老汉家一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备受饥饿的煎熬，而且竟连一条可以遮羞的裤子都没有。

从笔者本人以上对中国贫困状况的认识逐渐不断加深的过程，就可以明白以中国地域之广大、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的差异之巨大、各地区情况之之复杂，使一个有心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人要弄清楚中国的一个问题有多么艰难，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2. 中共极权政权一贯的严宻的保宻制度和愚民政策。中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保密制度最严宻的国家，事无巨细当局对民众一概严加保密。国人只能看到当局让你看到的事物、只能听到当局向你灌输的东西。这种保宻制度、思想灌输手法和愚民政策使国人根本无法及时、准确、真实地了解到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请，更无从判断和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更不消说了。

举一个例子：在1959─196１的三年期间，由于1958年毛泽东及其中共帮伙的好大喜功、狂妄无知、独断专行、不尊重现实、不尊重科学、压制不同意见而发动的近乎疯狂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局称之为“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运动，从而导致工农业生产几近完全崩溃，造成人民生存必须品(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使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史无前例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一无情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毛及其中共帮伙不是冷静地坐下来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以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情(如果能这样，，那毛也就不是毛、中共也就不是中共了；如果能这样，那五年之后，也就不会发生更加疯狂的为害更加深远、后果更为恶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令人遗憾的是毛及中共的本性已经决定了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毛和中共却)通过他们掌控的新闻媒介和宣传机器，把这一切完全由毛及其中共幚伙人为造成的空前巨大的惨重灾难完全归咎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这两个凭空揑造出来的原因头上。绝大多数国人都被毛及其中共帮伙对真实情况的保宻、隐瞒和捏造的“事实”所欺骗、所愚弄，对此都信以为真，因为中国这么大，民众明明知道本地这几年气候条件很好，虽然没有什么自然災害在当局严格保密的情况之下，又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只能听到当局反复宣扬的“严重自然灾害”便信以为别的地方大概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每个地方都以为别的地方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而“苏修逼债”这类当局严加保宻的外交问题，普通民众就更摸不着头脑，只能听由当局胡编乱造，一概信以为真。而事实的真相直至四十多年之后才被揭露出来。据前几年有气象专家对“解放”以来数十年的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出的结果，出乎绝大多数国人的意料：被毛及其中共帮伙称之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1959、1960和1961这三年却是“解放”以来全国气候条件最好的三年。

而所谓“苏修逼债”更是当局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无耻谎言，据近年揭露出的资料显示：原来在1959─1961年中国大量饿死人时，被毛及其中共帮伙骂为世界“修正主义”总头子的赫鲁晓夫，曾主动向中共当局提出：中国所欠苏联债务(十亿卢布用农付产品和矿物原料偿还的债务)，苏联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困境，可以延缓五年偿还，而且这五年不另计利息。对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出于人道主义的这一建议，竟遭置数以千万计中国饥民(主要是农民)的生死于不顾，硬要在国际上打肿脸充胖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词”拒绝。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又提出愿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也遭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拒绝，仅同意接受50万吨古巴糖(毛同意接受50万吨古巴糖并不是考虑国内饥民的需要而是出于想拉拢古巴支持毛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目的)；不仅如此，毛在已饿死1─2千万人还有数千万人濒临饿死的情况之下为了显示其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富足、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存在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竟然毫无人性、毫无怜悯心地提出要提前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硬是从城乡饥民的口中強行夺走他们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由于除了饥民口里极少的、赖以活命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之外，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已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去还债)提前三年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债务。这一愚不可及的毫无人性的行为不知为中华大地又增添了几百万上千万饿殍？尽管如此，在中国东北饥饿最严重的时候，当时的苏联仍在其远东地区就近向我国东北提供了卄多万吨粮食(这至少可以使那一年内少饿死二百万人左右。    

)不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这种严格保宻氛围内的、又宻切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的中国人，还是…可依据多年观察、思考总结出来的规律、经验，从当局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字里行间和前后对某事某人的宣传在用词上的微小差异、出现频率的变化之中判断出一些当局秘而不宣的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事。例如：如果报纸上广播电视上反复強调“安定团结”，那么国人可以据此推断：要么是当局上层各帮派之间狗咬狗式的内斗愈演愈烈；要么是什么地方民众或少数民族不堪当地官僚集团、黑帮势力的欺压起而闹事(实为反抗)；如果某头面人物在新闻媒体上的暴光率突然下降甚至消失。那么国人则可据此推断出：此公已经或将要成为中共内部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均可能就此终结……，如此等等。要“修炼”出这种工夫，没有连续多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不断地仔细观察、分析和研究是不可能的。请问一个外国人，哪怕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或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他能做到这一点吗？答案是明摆着的。        

中国这种严格的保宻制度和什么都不让民众知道的愚民政策，实为一个外国人甚至一个中国人要成为一个“中国通”的一大障碍，而且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这种保宻制度已有所松动，国人已能从媒体中看到一些诸如自然灾害、矿难和一些有关贪污腐败……等方面的报导，较以前更多地了解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但许多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现状、社会现状、民族矛盾……等重大问题，仍处于严格的保宻状态之中。我们离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的社会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这是一个外国人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的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