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议中央——从“老大哥”到“无一是男儿”看帝国终结（二）

何使仁 任先刚

前面以“妄议中央”为题的首篇文章，提到中共实质是惟“产”党，唯“利”是图党。党魁有多大胆，党国就有多大产。1949年以来，中共牢牢守住特权利益不放手，但其将来的结果仍然会像苏联一样，一旦特权群体失去对特权利益的控制，随时就有倒塌的危险。1991年苏联“老大哥”因大厦根基松动而解体——正是如此“亡党亡国”，苏联“8.19”事件给中共敲响了警钟，所谓“前车之鉴”，以及警惕落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魔咒，中共从此不回头，即使头撞南墙也不会搞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与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中共舆论词典里等同于“小人”，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因为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解体后公开声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尼•伊•雷日科夫原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国务院总理），他在其《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控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而且也背叛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叛变”。对戈尔巴乔夫，“正是党给了他成长的道路，而他却毁掉了党。”戈尔巴乔夫抛弃共产主义，毁掉了已经烂得不能再烂的党，难道就不是苏联真男儿了吗？

戈尔巴乔夫抛弃的是极权专政。1922年之前，苏共还不是唯一的党，还有分多数和少数党，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不然他们的安身之处就是监狱。从政治上看，列宁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

如此的专政党国，岂能继续在腐败、一夜暴富和自己的葬礼上继续活下去？到了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晚上，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终止自己作为苏联首任、也是末任总统的职务。这一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随着镰刀加斧头的苏联国旗从政府大厦上的降落，俄罗斯红白蓝三色旗的升起，苏联这个曾为举世公认的“超级大国”，像“泥足巨人”般，瞬间便土崩瓦解了，而1917年 “十月革命”的那声炮响，仿佛不是炮响，而是咒诅，七十年后终于应验。

“泥足巨人”，语出《但以理书》，古老帝国巴比伦的王在某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偶像，全身分别由金银铜铁铸成，唯独巨像的脚是半铁半泥做的。巴比伦王想细看究竟，不料突然飞来的一块石头，砸到巨像脚上。巨像的脚当即被砸碎，巨像也随之倒地，摔为碎片，而打碎巨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巴比伦王不明白这梦的涵义，让智者但以理解说。但以理告诉他，这梦中的巨像代表着一个国家，巨像半泥半铁的脚，则喻示着这个国家必将走向分裂，因为泥和铁永远融合不到一起，而那击碎巨像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山，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强国诞生。

从二战结束到红色帝国苏联鼎盛时期，包括美国自由主义报纸在内的西方舆论一直将苏联的王列宁、斯大林称为红色专制暴君。可是列宁、斯大林到死也都想不到，巴比伦王的梦后来也应验在苏联身上：苏联解体——而从苏联脱胎而出的中共帝国，仍然会遭遇那“那击碎巨像的石头”。

苏联这个一贯以“人民性”为标榜的国家，突然走完它七十多年“红色历程”的时刻，它的千百万人民却表现得那么淡漠、无动于衷，没有人惊讶，没有人惋惜，更没有人抗议，甚至没有合乎常情的骚动与不安，这难道不是民意吗？中共若到这一天，中国民众会比苏联千百万人民更加不如吗？

对于苏共垮台，中共称为“苏共的蜕化变质”，实际上苏共已经很烂了，到了一定要彻底改革（颠覆）的地步，不改革，等死；改革，未必是找死——仍可逢凶化吉，向死而生。可现在中共成了“一朝遭蛇咬，十年畏井绳”，不敢改革，堵死了所有内外改革、内外开放之路。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是“改造”、“重建”等， 也可以理解为推倒重来，让民主化大行其道，中共则是彻底反对的。

2011年，中共社科院社会主义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名为《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的警示纪录片，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清算”，提其为苏共解体的罪魁祸首：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推崇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有了上层建筑的松动，就有了政治反对派的机会。

政治宽松，容忍异议，就是民主化之开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此时就很活跃。两人曾于1970年、1975年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不一致而没有结果。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继续反对把苏共当作苏联的领导核心。此前的1986年底，曾被流放到高尔基城六年的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

在“民主化”、“公开性”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1987年蔓延到全苏联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这次对宪法六条提议投票的结果，虽然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却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权力重心从苏共移至苏维埃，下一步就要取消苏共执政党地位的宪法保障条款，实行多党制。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 这一年，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用毛泽东的话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起的”。所谓苏联宪法六条是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中共岂不是也一样担心一旦帝国大厦根基松动，中共不是要步苏共后尘吗？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对于苏共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说“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对此，中共又闹又怒，但无计可施，只能是自己要严防死守，装作一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模样，死猪不怕开水烫。

毛泽东对于列宁、斯大林的这种极权模式，一直“以俄为师”，“走俄国人之路”。1949年之后，本来各派政治协商，可以有两个模式供选择，一个是美国模式，一个是苏联模式，结果毛泽东生硬地偏向俄国一边，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所谓“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君真相后，仍继续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子子孙孙，都要步苏共后尘了。

学苏联，苏共垮台岂不也要学学？苏联先有苏共垮台，后有苏联的解体，而苏共本身则是由党内种种弊病把自己毁掉的：党内包括党机关内部完全缺乏民主；党的执行机构（核心、政治局、党委会）及其所有工作机关垄断了全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党内实行高度保密制度，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等等弊病，1900万党员完全被剥夺了自主性、自动性、自我管理精神和自我表达的可能，广大党员长期只能驯服地执行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斯大林把党变成了对国家和人民进行个人统治的政治工具……普通党员毫无权力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疏远和漠不关心，这是苏共于1991年遭禁止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挺身而起的根本原因。

2002年，中共“两报一刊”之红旗杂志（后改名“求是”）的研究者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提到了苏联终结的一处“幕落时分”细节：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职务时，已经是曲终人散。当时有位叫闻一的中国学者正在莫斯科见证那时的历史。后来他在《解体岁月》一书中是这样记述听完戈尔巴乔夫电视讲话后的那个令他心绪不宁的夜晚的：

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他不甘心，又跑到红场和列宁墓前。他想，这里是苏联的象征，总会有些不甘心亡党亡国的苏联人自发聚集到这里表示点什么。

但他再一次失望了。他写道：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座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融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与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苏联无一是男儿”，这是赌气的话，还是一种咒诅？我们不妨看看叶利钦这个男儿，1990年7月，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叶利钦说：“经过深思熟虑,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苏共，但鉴于会上我被提名为中央委员，我不得不现在就作出如下声明：我正式声明退出苏共……” 

里根曾向戈尔巴乔夫说，推倒那堵墙。叶利钦正式退出苏共，也是推墙行为。推倒苏共这堵墙。七十年来，这堵墙祸害苏联，也祸害各“小老弟”，更祸害全球：

斯大林实行党政合一、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领导和包办一切，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

党的干部不是选举而是任命的，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干部。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完全控制信息的传播，排斥和否定外来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方式，甚至用肉体消灭的办法，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党内的严格保密制度成了党的机关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党机关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党中央机关从1919年时的30名干部，扩大到1987年的1800人，还大量使用“编外”干部。民主集中制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中共社科院的学者对于苏联解体当成悲剧看待，他们的反思文章也提到苏共垮台完全活该：苏共垮台前不久，苏联科学院曾对苏联亡党亡国前夕的苏共究竟代表谁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此时的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的竟占到85％。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吗？

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样说，我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实际上是皇宫打开大门，暴力分子却对皇宫大行杀戮），送来的是祸害中华近百年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  

庆幸的是，戈尔巴乔夫站出来，把整个苏共掩埋了；叶利钦所做的，就是把苏联的制度整个都给埋葬了，两人是俄罗斯的男儿，又是共产党制度的敌人。叶利钦，曾于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调任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利加乔夫和政治局遭反击，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解除。叶利钦后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去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拥有93年历史、夺取政权74年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刻，让中共继续为苏共的垮台悲哀个500年吧。

看东欧剧变，早倒塌，灾难就少。晚倒塌，灾难就多。所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实是特权阶级消灭工人阶级，打击资产阶级，折腾无产阶级，控制大多数人的生死，特权集团几乎是全民之敌。所以，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僵化的体系有极为深刻了解，认为苏联的前途在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结束那一套自欺欺人的谎言政治，由其是需要结束对人祸灾难的隐瞒。

谎言政治，是极权体制的特色，看历代的苏联领导人，皆言要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说要尊重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的意志，但到头来总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台上的最高领导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不是挡箭牌。只要他在台上，他在主持会议，有哪个与会者敢于在热烈的掌声中不拍巴掌，有哪个代表敢在森林般耸立的手臂中举起反对之手。

2013年1月5日，新任中共党魁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班上训话，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于是，接下来就有了反普世价值、反公民社会、反司法独立、反军队国家化、反宪政等“七不讲”，不让讲真话，只能是谎言治国的灾祸轮回。

“让人民知道一切”。只有真话才能还原真相。共产主义本来就是虚假的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底失败的，而苏联的所谓十月革命，不过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奸。再看整个苏联的历史，乃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捷克首个民选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后来说了一句话，即“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只有讲真话、揭示真相，才能打破这种谎言治国的模式。谎言祸国殃民，真话救国，走向法治、宪法、自由，民主，必须彻底告别苏共模式，才有可能走向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