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之变下的繁盛与彷徨

--“革新开放”深水期的越南（上）

王庆民

 2019年元旦，越南正式废除曾效仿中国、统一后曾在全境推行的户籍制度。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户籍制度最为熟悉，它的影响几乎伴随每个国人的一生，且如今依旧存在且影响重大。因此，越南的这一“超中”举措引发了中国国民的普遍关注和议论，越南的变革也映入国人眼帘。而这一举措，只是近年来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隅。

    自1980年代中期越南开启“革新开放（越南语国语字（拉丁化）：Đổi Mới；英语：Renovation）”后，越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等各领域，全都在改变着。但由于其发展较晚、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克隆版，这一系列变革没有得到中国和国际社会充分的重视。事实上，在表面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亦步亦趋之下，越南“革新开放”与中国有诸多不同。尤其最近的十多年，越南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已经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差异。而在经济领域，其改革的方向和许多关键点也越发具有创新性。至于其他领域，也都展现了与中国相异的特色。这些都值得国际社会尤其国人和工作于关注中国变动的人们了解、研究，并对推动中国的变革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越南“革新开放”政策实施的背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今属正式名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汉喃：共和社會主義越南）”的国土上，战乱不断。连续而酷烈的战争摧残下，中南半岛东部的这片土地民生凋敝、凄风苦雨。而1975年北越政权统一越南全境后，其内政、外交、军事政策的一系列失败，更是让越南国民经济处于几乎崩溃的状况。直到1986年，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阮文灵（Nguyễn Văn Linh）开启了“革新开放”的进程，越南经济、对外交流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越南也跌跌撞撞的走在了发展的快车道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9月2日，越南国父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建国。这可以看作是现今越共政权建立的标志。

    但法国殖民者很快卷土重来。1946年11月，法越战争/越南反法抗战（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爆发。战争初期，胡志明为首的越盟失去了除中越边境山区外所有领土。而后来，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下，越南逐步收复失地。直到1954年，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和中援武器的支持下，于奠边府决定性的击败法军，战争才宣告结束。整个战争中，双方长期拉锯，法军狂轰滥炸、双方四处交火，战争波及的越南北部地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而造成更大破坏的则是越战，尤其是由美军直接参与的越战阶段。1955-1975年，以北越政权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国、苏联和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一方，以南越政权、美国、韩国及美国其他盟友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全面对抗，是二战后至今最酷烈的战争。在北方，以地毯式轰炸“滚雷行动”为代表，美军常态化的高空轰炸几乎摧毁了北越所有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例如工业发展的引擎电力和石油供应，以及道路交通设施，都遭遇沉重打击；在南方，美国和南越军队与越共游击队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如越共发起的“新春攻势（Sự kiện Tết Mậu Thân 1968）”和美军的“‘战略村’计划（Ấp Chiến lược；英语：Strategic Hamlet Program）”，也让南越政府改善经济的努力被战争侵蚀殆尽，哪怕它得到了大量美国资金的挹注。而1975年北越占领南越全境的统一战争，也对南方的基建造成破坏。

    而分别于1978年底和1979年爆发的越柬战争和中越战争，则继续损耗着脆弱的越南经济，让它雪上加霜。中国军队对于北越工业区的破坏，让复苏不久的越南北方工业基地一度重新陷入瘫痪。

    历经这些战争，1980年代的越南成为一片废墟，工业更是几乎要从零重启。但越南经济困境并非仅仅源于战争，还有其从建国至统一后十年（1945-1986）极左政策制造的经济危机。

    虽然和中国、苏联，以及其邻国柬埔寨相比，越南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是相对“少折腾”的，但是并不是没有“折腾”过。在越南第一个五年计划（1960-1965）期间，越南就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在战争年代还情有可原。但是战后在越南全境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1980）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以总书记黎笋（Lê Duẩn）为首的越共中央依旧在工农业领域选择效仿苏联，工业发展被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所束缚，工人和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激进的土地改革尤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原本就低下的生产力再度下降、国民收入进一步下滑。而且，相对于中苏等国，越南工人和农民工作纪律更差、劳动效率更低，像苏联那种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在越南根本没有实现的环境。

    越南虽然不排斥甚至尽力争取外援，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却不利于越南。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西方国家宁可支持搞大屠杀的红色高棉政权也不支持越南，中国更是出兵攻击了越南。这样，越南的外援只有来自苏东国家。为此，越南还于1978年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俄语缩写：СЭВ）”。但1980年代苏东国家恰恰同样处于经济困境，对外援助逐步削减。虽然苏联为保护这个重要盟友愿意提供不少援助，但越发力不从心。而且，简单且少量的“输血”而非外部资本、技术、生产方式的常态化输入，只是杯水车薪罢了。1991年，经互会和苏联一起“灰飞烟灭”，越南最主要的外援也彻底不复存在。

    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还有大量人才的流失。1975年北越发起统一战争后，大批南越精英担心被清算，纷纷逃离越南，“投奔怒海”。统一后，越共政权虽没有进行死亡清洗，但糟糕的经济政策与民生凋敝的环境，还是导致剩余的精英乃至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大规模逃亡，形成了超过百万的难民群体--“越南船民”，遍布香港、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国。这些人的逃亡既是越共政权恶劣经济政策和环境的结果（之一），反过来也加剧了越南经济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于是，1975年到1980年代中期的越南经济并未像许多战后国家那样迅速复苏，而是愈发萎靡不振，国民陷入赤贫之中，人均年收入仅为约合200-300美元，25%的儿童营养不良，6000万国民普遍在贫困乃至饥饿中挣扎。

    于是，就像中国在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其实经济已经崩溃）”而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一样，越南在民生极度困苦、百业凋零、国民经济羸弱不堪的情形下，经济社会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革新开放”的发端和正式启动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越南，几乎处于经济绝境之中。而这，也成了越南经济不得不改的客观动力。

    同样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南的“革新开放”也是以一场标志性会议为公认的起点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几乎整整九年后，1986年底召开的越共六大，也标志着越南正式走上了“革新开放”之路。

    在越共六大之前，越共政权已经开始进行局部的改革。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甚至略早，越共中央已下放了一些权力，默许部分地区实行激励机制、鼓励农民多劳多得的措施。再后来，甚至还给予各省份自行成立外贸公司的权利，而非由中央垄断。这些改革也都是在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被迫实行或默许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让越共中央看到了改革的好处。越共的四届六中全会也肯定了这些改革措施。但这种改革是有限的、不连贯的、局限在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的。面对经济民生危机，全面改革势在必行。

   1986年7月，奉行亲苏保守路线的黎笋（Lê Duẩn）去世，由亲华派的长征（Trường Chinh）（原名邓春区（Đặng Xuân Khu））继任总书记。在经济上，长征曾比黎笋更加左倾，例如他早年在北越进行过激进的土地改革，包括农业集体化，以及过程中广泛的镇压。真正开启“革新开放”的，是于数月后越共六大上正式接任总书记的阮文灵。

    阮文灵，1915年出生于越南北部的兴安省。他14岁即参加了越盟下属组织胡志明市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来被派往南方进行党支部建设工作。从1930年至1945年，他曾三次被捕入狱。越战期间，他已成为北越政权在越南南方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参与策划了“新春攻势”和一系列对美国和南越的宣传战。

   阮文灵一直反对对南方进行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张保留私有经济。这或许和他长期在南方工作，受到更多的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有一定关系。但他的这种“离经叛道”的主张却导致了黎笋等人对他的排挤，并一度被迫离开政治局。直到1980年代中期，面对越发糟糕的经济，阮文灵的主张才重新得到接受，他也得以重返政治局。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与长征同属亲华派的阮文灵正式接任总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越共政权确立了“革新开放”的路线。

    本次会议议程的核心就是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成为了越共六大的核心要务。为此，在党代表的要求方面，就着重于更能理解党新型经济政策的党员、年轻党员参加，以为改革建立组织和人才基础。

    在会议上，包括长征在内的越共中央高层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并承认越共中央各机构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及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起来很相似。二者都检讨了党过去执政的失误，并且提出要进行革新与改变。不过相对于中共《决议》对已去世、下台、失势人物的批判，越共六大上则是由当政者主动承认自身的错误，且总书记长征主动放弃继续担任总书记。在这一点上，越共的自省和变革意志是强于中共的。

    而阮文灵则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批判了越共现存的问题。他在会上称，越南“生产活动萧条、流通体制混乱，当局容忍社会经济困境持续、人民信心动摇”。而如中央书记处书记阮升平（Nguyễn Thanh Bình）、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文杰（Võ Văn Kiệt）、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武尘志（Võ Trần Chí）均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主张厉行改革。

   相对保守的长征等人，依旧强调坚持越共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对经济的控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过各方商议和妥协，最终形成了以下共识并成为决议：

    1.“大会要求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意味着，越共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外反侵略战争，转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中共政权“改革开放”的首要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常相似。

    2.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的革新路线。这与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类似。而“对内要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要调整产业结构，重新安排投资方向确立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顺序，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具体内容，则同样与中共“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的经济纲领相似。不过，中共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越共早了近6年。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还提出“全面推进革新事业，以市场机制彻底取代计划机制”的目标，比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迈的更大更快。

    但会议同时也提出，要“继续努力控制小商人、资本家”，并在此后拒绝了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在重点领域保留了国有化。这表明越南在大步前进的同时，并不会抛弃其执政和立国的经济基础。这也在侧面表明，越南不会放弃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列宁式一党专制制度。这一点与中国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坚持中共的领导作为底牌，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后来实际的运作上，越南国有企业在大型企业的占比是极高的，远高于中国经济中的公有制比重。这很大程度是在于越南经济体量小、国内行业竞争度低，不像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发展大型民营经济。

    3.越共在会议上还认为，“由于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许多落后和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次大会应当成为党在思维、作风、组织和干部工作中改革的标志。”这相当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改造经济计划的官僚体系，并把中央机关的权力分散、让决策程序更为独立，以提高经济管理体系的效率”、“厘清部长会议的职权、权限，并重组国家管理机关，提高其效能”、“改善党的组织能力、领导和干部培训程序”等。这类似于中国的简政放权、精简和重新调整管理结构、将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政企分开”之类措施。越南也效仿中国设立胡志明市、岘港、芽庄、富国岛等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但全国的开放速度要快于中国。

    4.对外领域，实行“‘广交朋友’的灵活方针，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这与中共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以及后来的“走出去”战略类似。

    除了经济，越南在外务方面还强调要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改善关系，虽然只提及了瑞典、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并未提及结束血腥战争仅11载的“仇敌”美国，但也充分显示了越南希望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帮助的意愿。这也与中苏交恶后，中共积极改善对日对美关系，并在“改革开放”后更大幅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多有相似之处。而且相对于中国，越南改善对外关系的步骤更快。在1975年，越南还处于只有苏东国家支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关系处于险恶或冷淡的状态，因此六大上推出的改善外交举措显得更为积极和大胆。

   很明显，在越共六大上，改革派大获全胜。根据越共对六大的定性，六大后的越南“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观念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而国内外的评论人士也都把越共六大看作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而在越共六大上，大多数政策与中国此前和之后的许多大政方针颇为类似。虽然在实行的时间、力度及部分细节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越共六大及之后的十多年，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在2000年代以前，两国的改革进程都是在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经济上的公有制为基础、对市场经济有限放开的基础上进行，还没有产生质的差异性。

   （三）“革新开放”的前期与中期：解放生产力后经济的腾飞与新问题的初现

    “革新开放”全面开启后，一批新的党员干部得到提拔。在全面改革之前，为越南立国流血流汗的军人是越共中央和地方最强大的势力；改革之后，军方的影响力大幅削减，代之以擅长经济的技术官僚，后者逐步成为越共政权的骨干力量。在改革之前，中央干部占据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席位；六大之后，越共提高了地方官员在中委和政治局的权力比重，以增大各地方在中央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此外，越共六大也完成了越共高层的新老交替，长征、黎德寿（Lê Ðức Thọ）、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等越共元老纷纷退位。这一切都为培养和提拔新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推进“革新开放”打下了人才基础。

    当推动革新的领导班子和基层骨干就位之后，“革新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

    正如越共六大的决议所说的那样，越南开始了全面变革。在经济上，不再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私有企业、个体商户名正言顺的进行合法经营；在农村，除了土地所有权还在官方，使用权、收成支配权均归农民个人所有。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工业还是农业，都可以在限定范围（但开放范围广泛）和缴纳税款的前提下自由交易，商品经济繁荣。

    而在对外领域，越南引进外资决心坚定、态度诚恳。因此，虽然正值苏东剧变、来自苏东的外援几乎断绝，但越南与西方国家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虽然由于越南本身经济体量的微小、工业基础的薄弱，以及双方一些政治因素的阻碍，对外贸易和外援并未给越南决定性的帮助，但还是很大程度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越南引进外资和技术、促使国内市场与国际接轨，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越南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用来刺激经济和赚取外汇。1999年，越南对外出口额高达GDP的40%，在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一枝独秀，更挽救了危机中的越南经济。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在对外经贸合作领域又上了新台阶。

   在外交上，越南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与中国改善了外交关系。1979-1989年，中越两国爆发了断断续续长达十年的边境冲突，两国关系也在中国发起“自卫反击战”后降到历史冰点。原本两国关系还可能长期冰洞下去，但中越两国内部与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两国关系迅速缓和并重新成为战略伙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越南最大的靠山瓦解，这不仅迫使越南必须改善与中国关系，也在客观上为中越关系改善破除了来自原苏联的阻碍。而中国经历六四事件，在国际上遭遇空前孤立，也需要与越南等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抱团取暖。而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颇多类似，也都强调对外友好和开放，使得两个利益与路线均有高度重合的国家关系迅速升温。1991年，中越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两国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经济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甚至后者才是重中之重。1990年代及之后，原本就有悠久历史贸易传统的两国邻邦经贸关系迅速升温，越南与邻近的中国广西省更是边贸繁荣。

    此外，为摆脱国际孤立，越南还逐步从柬埔寨撤军，这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也减轻了财政负担。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意味着东盟其他国家不再将其视为地区级的“红色霸权”、“东南亚的苏联”。东盟地区在9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广阔。因此，加入东盟的越南得以开辟周边国家市场、促进与区域内各国的经贸交流，对越南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1986-2006年，越南对同区域（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例，分别由1.16%和1.13%增大为30.5%和20.2%。

    随着“革新开放”逐步深入，一方面，越南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哪怕底子还是相当薄；另一方面，革新政策与旧体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许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浮现。

    1986-2006年，越南年均经济增速约为7%。这20年间，人均GDP由385美元增加到1080美元，是“革新开放”开启时的3倍。即便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席卷东南亚，越南经济也保持了平均5%以上的增速。虽然相对于中国，越南这20年的经济增速略低，但却高于同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一个在战争的瓦砾和战后动荡中艰难前行的国家，这样的成绩实属不错。此外，如进出口等外贸数据更是增长迅猛。越南出口总额由1986年不值一提的789万美元，增长到20年后的398亿美元，令人感叹其外贸发展之速。越南很快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早在1990年，纽约时报就将“革新开放”后的越南经济迅猛发展称为亚洲的“经济奇迹”，进入新世纪的越南更被寄予厚望。

   而同样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国民社会保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人均寿命和国民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例，1974-1975学年，越南只有41所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教职工分别只有55700和8658人。而2007年，高等教育机构猛增到345所，学生人数达到了200万人。1991年，只有2%的适龄者在读大学，1999年即达到了11%，2016年大学净入学率则达到了28.6%。同时教育改革也在展开，包括放开私人教育机构的开办许可、有限的教育市场化、公立私立教育结合、允许建立外国大学在越南的分支学校、降低外国对越教育投资门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等措施，并努力让越南的教育符合国际标准。

    虽然这些很大程度上属于越南饱经战乱和长期相对封闭后的补偿性增长，但仍旧十分喜人。尤其相对于1975-1986年即“革新开放”的前11年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后20年取得的成就更为可圈可点。而且，越南经济从战争恢复期结束后，依旧长期增长，已不是简单的补偿性发展，而是实现了具有持续性的经济繁荣。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

    首先，社会贫富分化迅速加剧，腐败和裙带主义现象日益猖獗。“革新开放”给了越南人发家致富的机遇，也制造了越发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社会地位的差异、得到的各项社会服务与保障水平的差别等。当胡志明市富裕起来的新贵正在酒吧灯红酒绿之时，越南北部农民还在为温饱挣扎。即便到了21世纪初，越南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但事实上处于农村乃至内陆中小城镇的居民，普遍还没有达到联合国人均一天1.25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2005年标准）。

    贪腐问题则与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了各级官员权力寻租的机遇，而专制体制下民主法治的缺失，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泛滥成灾、难以遏制。当然，越共一直强调反腐和廉洁，也有类似于中国纪检部门的反贪腐机构，而其“反腐”的手段、目的、结果，同样可以参考中国。

   关于裙带关系，以2006年担任越南总理的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为例，其子女都分别在越南党政和企业担任重要职务。如其长子阮清谊，就曾担任越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富国岛所在的坚江省的省委书记（值得一提的是，阮晋勇本人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后又跻身越共中央委员会；次子阮明哲年仅25岁时就已是越共平定省省委委员；女儿阮清凤则拥有两个投资基金会，还掌握着包括麦当劳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越经营权。而其他越南党政军高层的近亲属也在“革新开放”的大潮中，借助裙带关系抢占了先机，“先”富了起来。

    这自然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但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无力反抗，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或游行示威的方式改变现状。这就涉及到“革新开放”带来的另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第二，繁荣的经济与僵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现行专制体制下得不到解决，越共一党专制面临着经济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多元诉求的挑战。虽然“革新开放”也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其改革是很有限的，最核心的权力归属、权力结构并没有改变，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没有改变，权力决定资源分配的格局没有改变。与中国六四事件后的改革一样，此时的越共也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拧紧了政治改革的阀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六四事件……原“斯大林模式”下列宁式政党统治的各国发生的变化，也深深影响着越南。前两个事件让越共高层感到了统治的危机，而发生在中国的变动则让他们有了维持政权的信心。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Đỗ Mười）为代表的越共中央在坚持“革新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积极巩固越共在越南的领导地位。他的继任者黎可漂（Lê Khả Phiêu）和农德孟（Nông Đức Mạnh）也实行了相同的发展路线，即经济开放与政治专制并行。

    但这样的体制日益显示出不可持续性。面对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贪污腐败、裙带政治，土地征用问题、教育医疗资源不均，以及逐渐出现的民族冲突（包括越南主体民族京族与高棉人、泰人、华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专制体制下，没有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也没有可以通过结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的渠道，还欠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在高压统治和经济增长下，表面上形势大好，实际上暗流汹涌，社会酝酿着动荡，政权也感受到了危机。

    面对这样的局面，越共政权其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效仿2013年后的中国，强化专制极权，摧毁公民组织、打压新闻自由、镇压维权运动，用铁腕手段遏制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另一条道路是，推动国家走向更加开放、多元，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尽力满足人民的民生诉求，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推动政治革新。而后来的史实证明，越共政权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