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凯南》之二

孟泳新

在其数千字长电报中，凯南通过對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围堵战略，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凯南在长电报中写道：“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

凯南明确地指出，“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就明确地表明，凯南坚信这样的理念，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凯南在发表于1947年7月《外交事务杂志》上的X论文，正式名称为《苏联行为的根源》，此文主要的目的是为其长电报的苏联部分作一更仔细的补充说明。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苏联现今领导人继承自该党政权的革命运动源头；而苏联行动的根源、或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就是于，“在这些论点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凯南在这里再一次地更明确地表示，是列宁斯大林决心要推翻与消灭资本主义的缘故，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这是凯南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所在。第二部分在分析苏联的意识形态观念后，讨论美国对苏政策的特色，在这部分总结时凯南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在第三、四部分中凯南正式地论证与确信了“美国应该有信心地采取坚定的“遏制策略””，这就在国际外交史文献上凯南第一次正式提出“遏制”、“遏制策略”的概念。因此凯南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伟人，值得世界人类永久的纪念。

（2）凯南有一定程度的深邃、敏锐的对历史溯源的学术洞察力和理论思辨度。

如在长电报中凯南明确地指出，正如斯大林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表述的：“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心，吸引着所有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一个是资本主义中心，集结着那些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际。这两个中心之间为了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将会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以及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

从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凯南的长电报表达了凯南是西方世界中的第一人，洞察到能对未来一个有五、六十年长有效的时间内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走向，能为美国这一当代世界历史的引领国家领导人所采纳，并为之参与制定了全球冷战的总战略，直到苏联共产党的全部垮塌为止，最终达到了凯南长电报提出的战略总目标。

（3）凯南是第一人提出“欧洲一体化”、“复兴德国的援助战略思想”、“重建日本的援助战略思想”。

在1947年夏之前，美国决策层对如何有效促进西欧经济复兴仍没有一套清晰的政策。在国务卿马歇尔的充分信任下，凯南领导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在1947年4月24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凯南向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有关英国、法国、德国西占区和奥地利当前经济趋向的文件进行汇总，以利于美国对欧洲经济援助政策的制定。1947年5月初，马歇尔指示凯南就经济援助计划起草一份大体框架。在5月15日举行的例行工作会议上，凯南指出，“当前”美国安全的主要问题乃是“对法国、意大利、德国占领区、奥地利和英国等最为重要的地区给予关注”“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解决之道乃是经济方法”。5月16日，凯南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当中，凯南指出，“当前对外政策计划最重要也最紧迫的事情，乃是恢复西欧国家的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政策，必须朝着使这些国家的西部地区能够对西欧总的经济恢复工作作出最大贡献的方向进行塑造。”5月23日，凯南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份政策建议，主题即为“处理西欧援助问题”。

凯南5月23日的备忘录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并构成了国务卿马歇尔6月5日哈佛大学演讲的主要蓝本。按照设想，马歇尔计划将在推进欧洲一体化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1948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欧洲合作法案》。1949年3月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批准了“马歇尔计划”。由此可以认为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如何处置未来德国的前途上绝大多数的英国、美国政治家都赞成采用分割成小国、使之永远无法成为“战争祸源国”的分割战略的情况下，是凯南第一个站出来，力排众议，提出了复兴德国的援助战略思想。绝大部分的德国人、法国人都认同凯南是开拓欧洲一体化“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伟人”。同时在改变二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方面，凯南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后来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扭转对日政策之父”。

五，对凯南的不足之处的分析

说到底，人无完人，天下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圣人，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一个人，在他短短的最多百年人生中，要想获悉、理解、认识、识破世上所有的顶尖难题，永远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们要以平常人的心态、也可以说是以历史老人的心态来评价一个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要在特别地纪念那些“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伟人”的同时，对这些人的不足之处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以避免现代人在七十年以后重新评判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之时再次出现更多更大的错误、差错、误判与不足；或者借以有助于重新评判与审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谋略及全部历史；或者借以提高当代人对所谓共产主义思潮本质的获悉、理解、认识与识破能力；或者借以有助于探求出美国及西方各国盟友和中国民运制定出正确、切实可行的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与策略来。

国际关系史学家马克·特赖希腾贝格曾不无揶揄地引用荷兰历史学家彼特·盖尔 ( Pieter Geyl) 的话说，历史女神掌握了所有历史真相，她最多在不经意之间瞥了某位历史学家一眼，从而使他掌握了部分真相而有所成就。

（1）凯南的第一个不足之处，受到斯大林主动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蒙骗。

请各位注意，我在前面介绍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时，用了“写作于1946年2月当时刚过42足岁生日的凯南”，这一点点的方法是我研究思想与思想史时自己总结出来的小诀窍，适用于对人与人的思想细微差异比较研究上。在这里我用1946年42岁的凯南与1928年41岁我们中国的张君劢、以及1946年时59岁的张君劢（因为此点对我们的讨论意义不是很大而略去不论。）在怎样认识列宁共产主义与苏联政策上有何相同与相异之点。对凯南在1946年42岁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论文出现，而张君劢从1920年33岁发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这类事也在此不必讲它了，对1928年41岁时张君劢就发表了《廿世纪革命之特色》《致友人书论今后救国方针》等文章来评论列宁共产主义及苏联斯大林的共产革命，这类事也在这里不必多讲它了，下面集中地介绍一下张君劢以后1929年又发表《苏俄评论[M]》1933年《史泰林治下之苏俄[M]》多篇政治论文的主要内容。

    杜明达在《抗战之前张君劢眼中的苏联对华政策》中指出，“张君劢认为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从属于苏联的“东方政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东方指的是位于苏联东部的亚洲国家；通过分析前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张君劢指出中共实际上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其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措施均由共产国际操纵指挥，完全沦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因此，张氏将国民大革命定义为中苏“共管式之革命”【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9：117】；张氏认为苏联这样做的实质目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利用国民党的力量，并使中共分取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权力，进而控制工农群众和军队，最终在中国实行共产革命。所以为了能和国民党合作，面对其的一系列反共行动，苏联都予以克制和容忍，也没有要求中共掌握工农运动和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把国民政府当做牢固可靠的同盟。苏联和国民政府两派实质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针对三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准备复交，国内有舆论期望苏联可以放弃以前的对华政策。而张氏认为苏联无论对内对外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四项原则，四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指望苏联放弃原有政策可谓是天方夜谭。虽然现在斯达林所领导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宣布放弃列宁所推行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的政策，但只要在政局混乱的中国有可乘之机，苏联依然插手中国国内局势，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影响，例如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牛兰事件。张氏告诫国人要始终对苏联保持警惕。”

介绍完张君劢在二、三十年代对列宁共产主义与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以后，再回头看看凯南先生在其八千字电报表达的在对中国共产党集团的判断上，张君劢与凯南之间的分歧。用今天2021年我的语言来说，斯大林一直实行着斯大林隐蔽战略，现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宣布放弃列宁所推行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的政策，甚至于到后来(1943年5月15日)还干脆直接地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以瞒骗世界上最有实力的美国与英国，致使他们采取错误的政策，不在乎一时一地的挫败，只以能达到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为目的。而凯南却对斯大林隐蔽战略采取了一方面识别了斯大林隐蔽战略，另一方面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即一方面识别了斯大林在西方战场上所采取的隐蔽战略，向马歇尔（1880－1959）、杜鲁门（1884－1972）提出了“遏制战略”，使得凯南成为《歐洲復興計劃》、又被人称为「马歇尔计划」和西方“冷战战略”的主要谋划人，为至今的欧州与世界人士所称赞；但另一方面，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主要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更谈不上制定对毛泽东隐蔽战略的识破与制定有效可行的破共灭共（“识破中国共产党、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不同性质阶段的简单缩写。）战略与策略。

（2）凯南的第二个不足之处，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历史认识高度的贫乏肤浅，这中间还有一个当时美国上层社会普遍受到罗素、费正清、杜威、胡适等的由崇拜而误认是常识的错误观念有关、以及斯大林为毛泽东共产党所伪造那些谎言的影响，误将毛泽东共产党划归为铁托一类。

在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中，凯南其苏联的（对外）政策之二的“隐秘平台”中，凯南的战略设计的背后的思路，按我的分析应该这样的：首先(第一步骤)是将所有的苏联的（对外）政策之二的“隐秘平台”，即苏联共产党的亲密的、一直到疏远的同盟者依据亲密与疏远程度划分成七个不同等级团体集团；其次（第二步骤），细致地对各种不同团体集团进行调查分析，以取得将其归属于那一个等级的确实证据；最后（第三步骤）得出一个完整的归属等级表格。从上面的三步骤中，谁都会知道，第二步骤尽管是极不显眼的，但对于凯南的战略设计的正确性而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在上面的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中，凯南在第二步骤中就犯了严重的认识与判断上的错误，以致于在第三步骤中把中国共产党集团划归入了与铁托南斯拉夫政府一样类别。按正常人的正常思维逻辑来讲，按凯南自己设计的将所有的苏联的同盟者划分来讲，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类和第七类，为什么凯南不把中国共产党集团划入第一类，而却把中国共产党划入第七类，这个在文字背后的重要问题，我就不必再加以探究了。只是说，每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的追问与分析能力，只有这样的思维与分析才能探索出真正的宝藏。

以《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为题作博士论文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在中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的2019年9月2日著文写道：“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希尔所著《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一书所说的，作为一名“苏联通”，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包括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短暂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直接参与了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涉及他1953年正式从政府退休之前的某些相关经历。按凯南自己的说法，他在东亚事务上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在1947年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东亚，也从未对东亚有过特别的兴趣。张小明又回忆道：“1991年12月20日，当时我正在准备撰写有关凯南遏制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前给凯南写过信，凯南在回复我的一封信中说，他在1980年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并且承认这是他有关世界事务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陷””。张小明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乔治·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１９４７－１９４９，《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说，“乔治·凯南的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受制于他本人的经历、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其中从对中国认识的知识结构上存在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张小明教授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并写道，凯南受到了“中国通特别是约翰·Ｐ·戴维斯的影响。战时，美国有一批谙熟中国语言、文化的职业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作了较客观的分析与报告，被美国一些当权者认为有“通共”之嫌，纷纷被调离中国。〔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８，２０３，２１６，２１９页。〕其中戴维斯１９４５年初被派到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充当负责使馆行政事务的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的部属，并深受他的赞赏。凯南称戴维斯为驻苏使馆中“最了解中国事务”的人。〔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7), p.237, 239.〕戴维斯也把凯南看作是“天才的同事、老师与朋友。”〔John Paton Davies, Jr., Dragon by the Tail (New York: W.W. Norton＆Comany, 1972), p.184.〕凯南经常同戴维斯研究中国及远东问题，并认为自己对苏联远东政策性质的认识主要得益于戴维斯。〔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7), p.237, 239.〕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凯南对一位采访他的历史学家说，他对亚洲的了解都来自戴维斯的指教。〔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3.〕所以当１９４７年初凯南受命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并出任该机构的首脑时，把戴维斯拉进了政策计划室，成为他关于中国及亚洲事务的主要顾问与助手。戴维斯二战期间在史迪威手下工作，通过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主张美国政府直接同中共交往，并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亲俄反美的共产党政权。１９４４年秋，戴维斯考察了延安解放区，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他在从延安给华盛顿发出的报告中严厉指责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士气低落，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十年内战和七年日本侵略并且得到发展与壮大，它之所以有活力和力量是因为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享有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197-198; 〕因此，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都认为中共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主张美国政府不应把赌注押在一个衰败的政权上，应当促成建立联合政府，向中共提供军援。关于中共同苏联的关系，戴维斯认为，中共内部独立倾向与民族主义力量会促使中共同苏联产生矛盾，美国应鼓励中共同苏联闹独立。〔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198-203.〕尽管凯南并不完全接受戴维斯等中国通对中国的分析，但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美国对中国局势发展无能为力以及中共独立于莫斯科等等的认识，则为凯南所赞同。〔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pp.155-165; 〕”这大概是真正的客观原因吧！

（3）凯南的第三个不足之处，凯南没有对斯大林的阴谋保持着全方位的高度警觉状态，误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没有长期阴谋策划，也不具备冒险性。这是极不应该的。

凯南在长电报中第五部分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中一方面写道，“这个政治力量孕育并成长于极其深厚、极其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中，完全控制了世界上最伟大之一的民族和人民的能量和世界上资源最为富饶的国土。此外，这个政治对手还拥有一架能够在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的经过精心制作的庞大的组织机器，这部机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持久性，操纵这部机器的人，他们采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经验是史无前例的。”凯南的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深刻，令人敬佩。我用斯大林隐蔽战略将以概括，基本上也是成立的。但凯南察觉出斯大林在欧州部分所推行隐蔽战略，却没有看出斯大林在亚洲推行的隐蔽战略。探究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斯大林方面隐蔽做得好的原因，也有凯南及美国统帅部方面做的不足的原因，按我的排序来看，排在第一位的要算是杜鲁门放弃原先已由罗斯福确定的“战后亚洲秩序中国由蒋介石来主导”的原则。这一点是我将在以后的价值评判部分中详细地评述之。但另一方面，凯南在其提出如下一些令人振奋的观察：第一点是“苏联的实力，与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既不是基于长期阴谋策划，也不具备冒险性。”凯南说的这句话说是绝对的差错与不足之处！更严重的是凯南以其这差错的观察作为制定具体战略与策略的出发点。

（4）凯南的第四个不足之处，这表现在凯南原来设计的战略的背后或者说战略思想背景里，实际上是，凯南错误地认为，是苏联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完全，由此凯南得出了：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进而完全忘记了对毛泽东共产党的警戒与防备。实质上讲，凯南对什么是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共同的本质，还没有彻底地搞明白。

事实上，苏联做的长期阴谋策划，除了它高度的隐蔽性外，还具备极大的冒险性。这中间有一个学术上一个普遍性错误倾向问题，用“长期阴谋策划与冒险性”来细区分敌方的各个力量，以求分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但将之用作为我方对敌方各派的本质的认识，进而将之成为我方对敌方各派的全部长期的政策那势必会犯错误的。况且“长期阴谋策划”与“冒险性”对任何一方一派都是变化着的，而且不是一个不变的恒量，也无法用测量的方式来数学化，说到底，是不可行的测度。从本质上看，因为希特勒的德国在当时由于它自身的国家工业经济实力、军备实力在希特勒看来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国家，故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发动战争；而斯大林的苏联，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中国，其国家工业经济实力、军备实力一直处于远远落后于他国的情况，他们只能隐蔽自己长远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用句中国话来说，“韬光养晦”，甚至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都可以“忍耐”，目的是以图东山再起。我们从人性上来看，冒险性是与残暴性相联的。希特勒是这样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的，毛泽东都是这样的。斯大林一口气杀了几万波兰军官，就不怕天谴。斯大林用武器来敢于支持毛泽东发动关门打狗的东北战争，根本没有把罗斯福定下、斯大林所同意的战后秩序原则放在眼中；敢于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与支持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派苏联飞机参加朝鲜战争，但要做到绝对的隐蔽并保证万无一失，连联合国的权威都没有看在眼中；根本不怕与美国交战而引发第三次大战，因为斯大林完全看透了美国更害怕战争的心理。我发表《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实质上就是从理论上为了弥补美国与华人界在对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认知上的缺陷而作的，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了它们更是长期阴谋策划，具备更大的冒险性。

如果再深一步地探究，比如说在出生于1952年，2000年就任第一届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普京的思想方式、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执政理念，施政方式等等，作为当代世界引领国美国各届总统及主要领导人应该是很熟悉与了解的了。在这里我就要发出一个疑问，美国领导人是怎样地看待普京及当今的俄罗斯？这个疑问先放在一边。我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对普京的本质的了解、确认以及本国的外交政策的确立就千差万别的。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究竟何种的认识与外交政策是最深刻的、最正确的呢？！我在2016至2017年由于调查列宁斯大林在1919到1949年对中国实施的罪行时，发现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要求改变现在人们的二战起因说法上对现普京俄罗斯提出了诉求，即他们认为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发起的二次大战，而普京俄罗斯矢口否定，认为这是对二次大战结论的修正主义；甚至到了普京得知了纽约时报2015年进行了“对日本投下的原子弹，是正义还是罪恶？”热烈讨论之类的音信后，2021年3月普京公开地跳了出来，参与到其中的一派，严厉谴责起美国在1945年对日本投下的原子弹是罪恶的行径，这难道不是构成了对二次大战结论的修正主义了吗而造成了普京其本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说明了普京是个由苏联的掘墓人进而变成苏联事业的继承人，尽管普京没有了共产党的招牌。要指出的是習近平在普京处理西边外交上处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习近平與普京、中國共產黨與普京是一條绳上的俩蚂蚱，「利害一致、戚戚相關」的哥倆。由《北京之春》2021年3月22日时事评论文章的标题《与中俄齐交恶，拜登企图何在？》，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到，拜登总统对“习近平與普京、 中國共產黨與普京是一條绳上的俩蚂蚱”这一点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但具体认识到何种层次、采取何种应对战略等等，还有待于时间来揭晓。

（5）凯南的第五个不足之处，不能以一贯之，即将其在长电报中前提与推论中提出的苏联思维中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的最具危险性的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的思想运用及贯穿到对世界及中国政治历史的考察中。

凯南在他的长电报的第一部分 苏联政府宣传机器所宣扬的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前提）第六点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后者至少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而前者是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迷惑人们，为反动资本者服务。”凯南在第一部分的推论的第四点中又写道：“（苏联的政策 ）四、必须与世界上的（温和）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作不懈、无情的斗争。”

凯南虽然提出了要支持“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的思想，但却没有任何的运用及贯穿。对中国而言，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就是凯南在长电报中提及的“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至于说起凯南先生是否认识和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君劢的政治家的存在，我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来证明之。对于凯南与同时代的张君劢在对待同一主题问题（共产主义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认识角度与深度上有何异同，谁更上一层楼？这只好请等待我以后的一篇文章来分析了。

六，后记

写完了这篇文章，正在给予最后修改之时，我看到了由雷建锋翻译凯南著的《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一书，全书三百多页，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将之读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补上这个后纪，以记录我对该书最有感触的二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我找到了凯南先生对苏联斯大林认识的最高层次的根据所在：极权主义的排他性。

原先我接触到的所有关于凯南思想资料中，只是他在1946年以前，尽管作为历史学家出身但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的观念的外交家，特别表现在对待共产主义苏联的本质的认识上，就有了“共产主义的排他性，决定了共产主义是无法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同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上 ”这样的政治哲学的观念。故他在长电报中自然而然地写道“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而当时在其他美国外交官中普遍地都还没有这样的观念，二战结束后，美国部分政治家仍对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存续抱有幻想，而凯南对于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凯南此时只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区区一个代办，无权直接越过大使致信华府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46年2月22日，在外交领域打拼了20年仍碌碌无为的凯南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为何凯南先生是这样的一个“有准备的人”，凯南先生有什么样的准备呢？我的回答就是他关于共产主义排他性的这一政治哲学的观念。在“共产主义排他性”这一层次的形而上、再高一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凯南在其演讲集的第202页写道，“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俄国人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臣民，处于一种沉默和无助的位置之上。我们与德国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现代专制主义枷锁之下的人们的立场。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现象，它是一种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是因为纳粹的历史原因降临在某个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这个民族任何特别的过失上。在环境将抵抗力量弱化的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侯，病毒就胜利了。既然个人生活要在极权框架内继续下去的话，他就必须通过与这个政权和解下去，从而在一定程度默认政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权政府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与大众的情感和愿望相一致。因此极权主义之下的公民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 绝不是合适而又简单的关系。不了解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他们与这样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中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这些现实没有为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留下余地: 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整齐划一地分为合作者和烈士两类，无有例外。挣脱这种关系的人不会毫发无损，当他们挣脱的时侯，他们需要帮助、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斥责和步道。”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二十世纪世界热学的极权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国国际政治学界与政治哲学界中引起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大量的理论与专著、文章。

在中文世界中，有仲维光著文，指出德国历史学家布拉赫“在1982年推出专著《意识形态的世纪》，具体分析了19世纪以来观念主义造成的诱惑，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灾难——极权主义。正是在这个思想分析的基础上，8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和意识形态问题，即观念主义问题紧密联系的，不仅作为思想，而且是作为现实的极权主义问题：20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即1917年后的百年，是“意识形态的时代”、“极权主义的世纪”。”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官方定义是：这一思想体系“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 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创造者”。毛泽东则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

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集科学与道德于一身，既是历史规律，又是正义的化身，也是科学理性的世界观和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尽善尽美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同时，它还是一套制度预设，不仅描绘出应该实现的制度模式，而且指出了实现的方式和策略。

这个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排他的。它不仅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轨道、逻辑来运行，而且随时清理轨道上的任何异质、排除任何其他的潜在可能性。信奉这个意识形态的政党要垄断一切权力，绝不与任何其他势力分享，其政治领袖则集中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这种对权力的独占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党的享有一切权力的领袖同时也被视为党和真理的化身，二者不可分割。当列宁首次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付诸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时，这一观念体系就从思想到建制物化为一个封闭的极权体系、一架巨大的排他的组织机器。封闭的意识形态锻造了封闭的极权制度模式。在战争年代和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共产党内“路线”纷争不断而且每次斗争必以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为结局，原因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正是因为凯南先生在1946年前就认识到了并清晰地认清到，作为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极权主义理论，能从此推出，并进而能断定，“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决定了它是无法与西方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

第二个体会是我在阅读凯南先生著作的《美国大外交》时，特别地留意凯南先生对敌对方（德国和苏联）的下级官员、军士、以及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蒙骗了的人民大众持何种的态度。结果发现凯南先生在演讲中却是那样理性、直率、极富有人情味。请看：

凯南在第195页写道，“但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战争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欧州来说不是前线和士兵的问题，也不再是头重脚轻的组织和伟大的计划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我们同胞心中如何恢复人的形象的问题。”（A German of the Resistance:The Last Lettrs of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he ( Londen:Oxfold University Prees.1948）)要是纳粹绞刑架为了现在和将来宽恕了此人该多好！他言之确凿而又勇敢。”

在这里凯南列举了，希特勒时期的一位高官，直率承认他们干着不是人作的事，他们不是人。

凯南在第185页写道，“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路不好走。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国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苏联政权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即是他们已经开始反感和憎恶这个政权，但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下意思地以该政权灌输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只要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替代物的所有事物被摧毁，苏联制度的很多特征将会长期留存下去。”

在这里凯南看出了，在像苏联这样国家教育出来的年青一代，“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下意思地以该政权灌输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

这二段引自于凯南的警句，是值得被中国共产党洗脑与灌输几十年后，由他处出来、参加到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中每一个人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