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
-------一位世界公民对近期各地区“反全球化”、反自由、反民主喧嚣的战争
顾为群
今年5月初，北美第4大中文报纸《中华商报》对我进行了专访。由于报纸篇幅有限，许多采访内容没有刊出。我索性在该报刊出内容的基础上，把没有刊出的内容和我的其它的一些思考变成为一篇文章发给贵刊，以求教于贵刊各位读者。
您几个月前在香港、中国大陆《世界与中国事务》杂志2016年冬季号中发表了“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胜选与世界秩序”一文，是什么因素驱使您写下这篇文章？
首先是因为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末期，他对南海地区的一系列举措让我对南海地区的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十分担忧。另外，特朗普竞选期间对各种国际问题的态度反复不定，使人们对美国领导下全球秩序未来的稳定性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这些因素促使我决定写我的那篇文章。我把它看作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公民义务。
我的这篇文章写于特朗普胜选之后的去年12月。当时特朗普仍然处于候任状态。除了投稿到《世界与中国事务》杂志，寄送特朗普办公室外，我也同时发给了我的许多位朋友。他们有的在美国大学、中国大学、美国政府、中国政府、亚洲国家政府、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联合国里工作。我想同他们分享我的看法，希望他们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在最近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言里，我看到了一些与我的主张相一致的观点，也有一些明确否定我的观点的意见。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政策也有一些明显的调整。我的文章涉及的主题是世界政治治理。我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您对法国大选以及欧洲未来的格局怎么看？
区域经济政治一体化是二战后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政治含义的政治发展。它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欧盟长时间以来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在横向扩展和纵深发展的选择中摇摆不定。如果选择加速横向发展，覆盖的土地面积和人口会越来越多，但这就会影响一体化政策渗透的深入程度，其深度整合的力量会被削弱，反之亦然。欧盟现在的一些问题正是横向扩展过快的一个反弹。
众所周知，加入欧盟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盟在吸纳众多东欧国家之后，很多劳动力从东欧转移到了英国等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国家国内的政治平衡和国内族群的团结。现在大家关注的欧洲穆斯林人口流动和快速繁衍问题是另外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伊斯兰教的主要问题是，它与基督教的各流派不同，它至今内部尚未全面受到过类似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全面冲击，威权主义、原教旨主义因素过多。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移居国的主流政治哲学，如自由民主主义、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原则等都是问题。在融入主流文明和主流文化遇到困难的同时，却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中获得多种好处。我相信有些穆斯林精英甚至心存希望，利用大量繁衍人口---其成本由整个社会支付，以便有朝一日将自己变成多数民族，通过民主的方法将自己未经改革的落后的伊斯兰宗教价值观推广到整个社会。我在美国就碰到过持有这样观点的移民穆斯林学者。这就造成了他们与主流族群之间的矛盾，被主流族群的某些群众看作是喧宾夺主。这个问题在东欧、南欧尤其严重。再加上少数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和欧洲其它国家实施的恐怖主义攻击，问题就变的更加严重了。这是以勒庞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法国大幅抬头同时民粹主义也在欧洲许多其它国家全面抬头的部分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疲软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如欧洲人的低生育率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欧盟辖区内伊斯兰教内部依然拒绝改革进程，不愿意融入主流文明，那么， 一两百年后，目前形式欧洲文明的衰微都是有可能的。欧盟的解体则更有可能。这种前景几年前还被认为完全不可思议。
有英国退出欧盟为先例，法国极端主义候选人勒庞如果这次胜选，法国也很有可能会退出欧盟。那样欧盟就会解体。如果勒庞当选，那将会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灾难，是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还好上帝保佑欧洲，勒庞败了。代表中间力量的马克龙的前进党（现改名为共和前进党）胜出了。但如果欧盟不能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快核心国家一体化深度如在法、德、荷、比、卢、意、西等国家间，甚至在整个欧元区，并修改某些政策，尤其是社会经济政策，如移民政策、宗教政策、（----欧洲各国的宗教政策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虽然也有穆斯林信众，但他们与欧洲穆斯林相比，较能融入主流文化。这与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福利政策、（----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似乎普遍使懒人和社会寄生虫更多获益，使勤快人吃亏；）税收政策、（---应全面降低多数税种的税率，尤其是公司税和个人所得-工资税以刺激经济；）财政政策（----促使欧盟核心国家财政政策尽可能趋同以使之与货币联盟的要求相一致，甚至建立财政联盟并使一体化进程变的不可逆等等），那么，下次法国大选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在全欧洲，实际上也包括美国，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甚至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快速抬头有它的逻辑与“合理性”，但这种趋势必须受到扼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未来会不会哪个欧洲国家再选出个希特勒来，我想几率很低但绝对不等于零。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民主制度的潜在问题并重新思考我们迄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衡机制是否牢靠。当然专制制度的问题有目共睹，无须赘言。
这次法国大选马克龙胜选还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世界政党制度的未来。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修了一门赛缪尔.杭廷顿教授的“比较政治”的课。在课上，杭廷顿教授曾大胆地预言，50年后，美国的政党制度会消亡。未来谁想当总统，临时组织个公司参加竞选，获胜后公司的人全部或大部分进政府，然后公司解散。我当时听了他的预言后觉得不可能。可能是由于我来自一个不多年前还在喊执政党万岁的国家。现在看来，杭廷顿预言在发达民主国家的实现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马克龙的前进党只是在一年前才为这次大选所组建起来的。它却击败了所有比它老许多成熟的政党。美国的特朗普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特朗普组织”---特朗普公司，他的女儿、女婿们赢得大选的，虽然共和党建制派后来不得不接受他。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特朗普，特朗普如果作为独立候选人也有可能赢，或者分掉共和党足够多的选票使他们肯定会竞选不过民主党。
美国自认为没有任何政党倾向的独立选民已经占到了全体选民的40%多，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票投给任何党，甚至任何有魅力的个人、公司老总。美国的政党制度本来就很弱。在进行选民登记时，你愿意登记为那个党的党员都可以。你只要在某个政党选项旁边的方格里画一个对勾，你就算那个党的党员了。你也可以登记为无党派人士。而且随时可以更换党派属性。你登记为某个政党的党员也不用缴一分钱的党费。除了选举期间，平常也没有任何党组织活动。党组织向你募捐，你也可以一分钱不给，也可以两个党同时捐钱。随你的便。更重要的是，在选举时，你虽然登记为某个政党的党员，但你不一定非把你的选票投给那个政党的候选人。你有完全的自由，根本就没人管你。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政党已经是形同虚设。人们投票时，要么看候选人本人的素质、颜值、演讲能力来做自己的选择，要么看他/她所代表的党广义上的政治哲学以及该哲学在那次选举时所代表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来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政党候选人主要是为了节省选择的时间。而你作为选民完全没有必要成为任何党的党员。党员或非党员的选票当然完全等值。前几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完全没有上限，因为那属于行使人们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公司资金来购买足够多的电视广告，同时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推销公司属意的候选人并雇人或要求员工挨家挨户敲门，动员选民走出家门去投公司支持的候选人的票，它的候选人都有可能打败那些比它出钱少、组织差的政党的候选人。幸运的是，除了“特朗普组织”之外，迄今还没有其它公司愿意出大价钱“购买”。
英国三个主要政 党工党、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党员2016年加在一起也只占了选民总数的1.6%，2013年时曾跌到历史最低的0.8%。可以说英国的政党只具有象征性的存在。
据报道日本的政党制度也是进入所谓“后政党时代”。选民选人不选党。政治日益生活化、娱乐化。
我们是否可以从这几个案例中得出结论：发达民主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日趋衰微？也许可以。但我不认为这等同于民主制度的衰微。只能说未来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流动性会更大。这为更多有意服务公益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哪怕你不是现存成熟政党的党员。没有政党组织，照样可以投票，因为选举的组织者是政府而不是那一个政党。社交媒体的发展也使任何人参选的成本大幅降低。甚至公司或变相的公司也可以出面组织。我们只能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处于转型中。是好是坏，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如果政党制度式微导致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政治的兴起，比如说老布什下去，小布什上来，而且另一小布什也曾跃跃欲试；克林顿下台，克林顿夫人接着选而且差点选上；老勒庞没选上，女儿勒庞接着选而且还得到如此多的支持；特朗普未来下台，其女儿或女婿利用老爸的资源出来竞选---我相信特朗普家族可能存有这种希望，而且他的女儿女婿也是很能干的年轻人，或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政府，如果发展到极端，我认为那就该叫王朝政治，金钱政治了。哪怕它也经过选举的形式，它也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否定。民主政治更要强调“五湖四海”，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要尽可能的代表更多选民的意愿。毕竟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是人类政治组织最古老的形势。北朝鲜今天仍然是王朝政治。没有美国人或欧洲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喜欢北朝鲜的制度。
那么中国的政党制度呢，中国马上就要召开十九大了，您有何看法可以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这一点中国的执政党自己也是承认的。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不大具有可比性。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制度。中国是一党制。6个民主党派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的存在。它们只能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发展党员而且必须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它们的活动经费可能也完全是执政党从国库里拿出来给它们用的。中国宪法里规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没有做任何更加详细的说明。中国革命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70年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的基本结构几乎一点也没有变化。
中国共产党有近9千万党员，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全国人口都要多。但这么多的人参加这个党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见过任何系统的、学术性的调查报告。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类研究属于被禁止之列。它的活动经费有多少？从哪里来？从国库里挪用了多少钱？是否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经费用来做什么？这些情况中国的纳税人都不知道。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共党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我最近利用微信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方法论绝对不是科学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印象和观察点而已。我的微信群里多数人都住在中国。我问他们根据他们的观察，他们认识的党员或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是党员的话，入党目的是什么。遗憾的是，愿意回答我问题的人多为非党员或前党员现已退党或已退休的人士。在职党员大都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反应本身就很有意思。是不是被本届党中央的反腐运动给吓着了？或者让王主任的纪律给管住了？回答我问题的加在一起是50来人左右。他们大都是非党员。不知道他们除了自己外还认识多少其他中共党员。有几位帮我问了周围认识的5-6位党员。我把入党目的简化为3个：1.为人民做点事情。这部分人可能不到所有党员的5%--10%；但这个比例在年轻人、军人、政府工作人员、退休人员中（几十年前入党的人，可能理想主义者多一些）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不能确定会高多少。这个比例最高也不会高过30%，（只有一个人估计）最低是0% （若干人估计）。2.入党为了自己事业、生意、仕途有更好的前途。这部分人应该占了最大的比例，80%---95%。用共产党人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可以叫做“机会主义者”，或入党动机不纯者。但实际上，这种动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为自己生活。有好几位估计100%的中共党员都属于这个类别。3.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部分的人所占的比例，根据答复我问题的人们的估计是在0%--10%之间。如果我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共的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个印象性结论：1.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政党蜕变为一个现实主义政党；2.中共基本上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政党；3.中共已经蜕变为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党，甚至是非社会主义政党；3.目前中国的一党制制度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占了中国人口6%左右的人可以被允许组织政党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为什么94%的大多数人不能被国家允许组织自己的政党为自己服务呢？
据报道，在江泽民老家扬州附近的地区，三分之一左右的党员是化了2—3万元人民币购买的党票。我不掌握全国的数据。之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绝大多数党员入党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这些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到底代表着什么。我想中共的领导人今天自己也搞不大清楚这些主义在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含义。
中共党员平常做什么事情？开会学习，主要学习党的领导人讲话的精神等。以前还要读马列毛原著，读人民日报，所谓的组织活动。有点像基督教徒周日去教堂活动一样。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做什么真正有用的事情。浪费了无数人无数的时间。他们做不完的工作还要由非党员来做，因为他们要去“学习”了。我以前在中国政府里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唯一他们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做的事情，向选民拉票，向选民解释他们党的各项政策，他们却永远不用做。因为他们永远不需要竞选。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私人俱乐部，一个新的阶级（前南斯拉夫政治家吉拉斯言）。有的地方的党组织还更像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和美国纽约地区以前的黑手党。但是他们可以不经选举控制中国所有政府机构，包括行政当局、立法、司法、军队、警察和国营企业而且还要渗透所有能够渗透的私人公司包括外国公司。不知除了满足他们的控制欲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如果有谁能去中国研究的话，我想他/她会发现，中共党员的平均收入和资产远远超出非党员。中共党员的平均寿命也长于非党员。这是我的假说。有的学者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这如果不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也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反映出中国收入的分配非常的不公平。这种情况在民智已开互联网/智能手机日益普及今日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在心里是愈来愈难以接受的。无怪乎我在北京乘出租车时，我的司机告诉我他和他三分之一的同事希望美军打到中国去。我告诉他不会的，但我已感到震惊不已了。我三十多年前在中国生活工作时，从来没有碰到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中国的政党制度需要改革。中国需要走民主的道路以保证政治稳定，防止新的革命。
您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应当怎么改革？
这实际上需要有中国的执政党在和中国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代表经过协商一起来决定。 我在海外来谈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中共高层人士不是说过吗？鞋子适合不适合要用自己的脚穿过后才能知道。问题是不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几位需要穿鞋、试鞋，中国14亿人民都有权穿鞋、试鞋。我没见过权威性的调查报告。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的鞋，中国的14亿人民都喜欢、都合适？1978年要不是安徽农民扔掉了党给他们穿的小鞋，冒死穿上适合自己的鞋，实行土地承包制，很可能今天全中国人民仍然在饿饭。
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你如果要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有可能党领导的警察会请你去喝茶，不管你愿意与否，或有没有时间。我在纽约谈不需要勇气，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禁区。我有下述几个建议，提出来供国内同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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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1982年宪法，删除序言部分关于“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等说法。据报道，全世界除了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没有别的国家宪法里有这样的规定。把一个少数人的政党用法律赋予他们特殊的宪法权利。这样的规定会使所有的非党员不满，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越南也在迅速的变化中，我猜想他们很快也会修改宪法。古巴等小卡斯特罗死后也会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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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库与国库应完全分开，今后不能再自说自话从国库里挪用一分钱。在美国，政党组织给党员写信，信纸上都有这样一句话“购买本纸张未使用一分钱公币”。这方面可能是有相关法律加以规范的。任何政党只能使用 他们党员捐给自己政党的钱，或政党从各处募捐来的钱。而且要颁布“政党政治募捐法”。不能让少数大款把政党给收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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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报禁。根据宪法，使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由于有了互联网，中国的新闻现在已经是半自由的了。社会也没有乱。而且比以前更有活气。虽然当局老是在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随意从网上删除公民上载于网上的贴文。这个做法是秦始皇“焚书”的现代版作为。更有甚者，中共的限制言论的做法现在通过购买海外媒体已经搞到西方自由世界包括香港来了。剥夺了自由世界公民的言论自由。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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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警察、公检法机构和其它政府机构、企业、官办媒体里，全部解散共产党的组织。因为目前的组织形式在这些机构里人为的创造了两个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和非党。这是在人为的制造矛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打起战争来，军队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行为会比较不同。对于党员来说，保卫的是他们占独占地位的国家。他们会比较具有战斗力。非党员呢？甚至可能会有一部分不在意敌军获胜。有些非党员会像我在北京遇到的出租汽车司机那样来思考问题。这样的仗他们怎么打？还不要说有无数的党员军人花钱买官，根本就不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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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矛盾应完全向社会公开，让他们公开争论。也可考虑分成两个党，其中之一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相互制衡，相互竞争。赫鲁晓夫曾主张将俄共变成全民党，剥夺党员的所有特权，谁想参加都可以；或分成两个党，一个叫工业党，一个叫农业党。众所周知，俄共改革没有成功，最后导致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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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支部应只设立在街道，社区里，如果需要有常设机构的话，而且必须用党员捐款来支付办公室租金。美国在大选期间，州一级的政党竞选总部只花很少的钱租用老百姓的房子，有的甚至是租用私宅的地下室作为竞选指挥中心。这是我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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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功能是组织本党党员参加竞选，以便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出任公职，从而推行该政党所主张的各项公共政策并把某些政策变成法律。其它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不是它们的事儿。目前中共党员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所有特权应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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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拥有的所有用国库的钱建造的房地产和其它设施应全部上缴国库，可以证明使用党费建造的房地产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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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政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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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选举法。同时根据此法建立由目前的执政党和非党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席位一边一半。全面负责组织各个级别的各种选举。允许不主张台独、港独的台湾、香港政党到大陆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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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举法，在全国进行选民登记，核实身份，防止居民重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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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选择若干地区开始试验县一级、城市区一级直选，包括共产党、6个民主党派和所有新组建的政党都有权推荐候选人参加竞选。成功后全国推广。在成功举行两届县一级选举后，开始实行省一级直选。在省一级选举成功组织两届之后，实行中央政府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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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法律，在中国全面建立司法独立制度。具体制度可向各民主国家学习，博取各国之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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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议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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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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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独立“国家真相与和解调查委员会”，由社会知名人士和党内著名改革派人士组成。他们将负责对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性案件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包括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
我在这里设想的改革措施只是一部分我想到的。实际上，改革方案需要由中国的执政党和非党知名人士共同组成的委员会独力讨论、谈判后，提出报告交给社会广泛评论。改写后交给临时特别民选人民代表大会再讨论通过，然后实施。这样的改革似乎要动中共的奶酪。但是必竞它是一个和平渐进的方案。如果能实施，中国就可以和平转型，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而这正是五四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好几代领袖中的许多人，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元培到早期毛泽东所希望实现的。也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向中国人民做出的允诺。这样中国人民才会真正站立起来。中国才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中国的软实力才会大幅度提高。甚至中国政府、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利率都可能会下降1-2个百分点。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会更容易实现。虽然中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要比中共内部政变、相互暗杀、人民揭竿而起实行革命或依靠或引入外国力量，像孙中山和毛泽东试图做的和今天的某些出租车司机希望的那样，要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多，代价也要小的多。这种事早晚要做，还是赶早不赶晩的好。等中国再一次革命了，或分裂了，或和那个大国打起来了，打胜或打败后再来改革就太晚了。
您对美国大选期间亚裔投票给特朗普这个问题怎么看？
在美国，政治上活跃的亚裔人口多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这类人多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他们的政治哲学本来应当更倾向于共和党，在心里不大认同民主党的“大政府”、“高福利”等政策。但亚裔属于新移民，亚裔中75%的人出生于美国之外的地区，而民主党把自己包装成支持移民的政党。亚裔中60% 多的人属于无党派人士，因此他们投票倾向很容易转来转去，一会儿投共和党，一会儿投民主党。民主党比较稳定吸引最多的少数族裔是拉丁裔和黑人，要知道20%的美国人口是依靠政府福利的失业、无业人口，而民主党的选票也多来自于城市中几十年来生活得不到改善的中产和中底层阶级和各种各样的少数人利益集团，如同性恋、工会、支持堕胎团体、反对拥枪团体、支持政府医保团体等等。在历史上，1990年代，多数亚裔曾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但9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现在绝大多数亚裔支持民主党。亚裔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国家安全、反种族歧视、环保。他们认为民主党更支持移民。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亚裔占了亚裔选民的55%，而支持特朗普共和党的只占亚裔选民的14%。差别很大。
但是在这次大选期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一批草根性华人，全国大概有7，000人左右，自发地组织起一个叫做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CAFT“华人支持特朗普组织”，在全国许多洲为特朗普拉票，而且活动非常有效。他们到处买广告时间，租用飞机拉着支持特朗普的横幅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据报道他们支持特朗普有这样几个原因：他们反对民主党的所谓“政治正确观点”（在他们的祖籍国没有政治正确的教育），以及民主党的自由派社会议程，如大学里实施的平权措施（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影响了他们优秀的子女上好大学的机会）。他们在性问题上持保守主义态度，对媒体、议会讨论让变性人自由选择厕所很反感。他们不大喜欢黑人，认为黑人中犯罪者较多；不喜欢非法移民；不喜欢高税；不喜欢希拉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认为该战略是旨在围堵中国；他们喜欢特朗普的威权主义强人特质；他们认为特朗普是富人，富人能够领导好国家；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好的商人，一个好商人有能力领导好国家；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个成功的父亲，子女都培养的很好，一个好的父亲能够做一个好的领袖。但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45%使他丢失了许多华人的选票。
目前全美有21百万亚裔人口，而且快速增长。华人是各亚裔中最多的一个族裔，占了其中的23%。多数华人都希望美中发展更为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美中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华人在美国的生计和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虽然前面描述的华人有”民粹主义”的某些特征，然而多数华人和其他亚洲裔选民并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是主张加强泛太平洋合作的国际主义者。所以在这次大选中还是多数华人和其他亚裔把选票投给了希拉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华人认为，在发展美中关系方面，共和党的总体记录要比民主党好。未来随着亚洲力量，包括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亚裔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应该也会越来越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视。
最近在北京刚刚召开过“一带一路高峰会议”，您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怎么看？
我非常的支持。我希望有一天“一路”也能把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连接起来，与日本和台湾连接起来并尽快组建泛亚欧非美洲自由贸易区，把贸易区内所有国家间的关税降到零。如果能做成，经济上的好处显而易见。同时，它还会带来国际政治、社会、环保、生态方面的好处。从理论上讲，从工程角度讲，光使用目前的技术，我以为现在就开工建设都是没有问题的。如真能建成，地球上陆地的所有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除外，就能连接起来从南非的开普敦不停顿地用火车运货或运乘客到阿根廷、智利的最南段只需大约5.5—6.5—7.5天时间。（根据我粗略的计算，按一小时400，350，300公里，一天24小时，行走大约53,550公里。）有问题的地方存在于政治领域，存在于各国统治精英和各国人民的心里。问题是我们的心是否足够的大，大到足以拥抱整个地球，拥抱整个人类？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
关于这个事业，我有几点关切，也想同时提出几项建议。
-------建设这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仅靠中国一国的资金是完全不够的。中国应当提供的资金应为种子资金，以吸引沿线其它收益国政府的资金，尤其是沿线产油国和发达沿线国的资金，同时大力从各国资本市场筹措资金，通过发行“一带一路债券”和其它衍生金融产品。否则这个事业将是不可持续的。从一开始，就应非常小心地选择项目，防止因资金链断掉出现“烂尾工程”。最先选择的项目应当是最容易盈利的一批项目。目的是培养事业实力，获得经验，获得政治支持，培训员工。一定要保证旗开得胜，同时积初期之小胜为未来长期之大胜。
-------建设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时间肯定长于本届中国政府和沿线其它国家目前执政政府的任期。在这个事业刚开始时，就应该事先作出必要安排，使这个项目的寿命长于当下沿线各国政府的任期。一个方法是设立一个由沿线国家政府任命、相对独立的“国际一带一路建设事业局”（在一定程度上，可参考“联合国海底管理局企业部”的设置），按股份制方法组建，在沿线各国间按所出资金金额和其它协议标准公平分配股权。这个机构将负责做出各种投资决定，同时在项目建好之后负责项目的运营。该事业局的CEO直接对由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构成或者由他们一起任命的知名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或其组织中有关部门的首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投行、亚开行等其它发展银行的行长和总干事将是董事会的当然成员。
------为了使此事业获得更多国家公民和私人部门的充分支持，该事业所有的项目应按世行标准完全透明、零腐败、公开招标，充分竞争、接受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媒体监督，定期审计。这样才能尽可能压低成本，为各国纳税人省钱。
-----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政府，除了定期性召开会议，检讨与工程项目有关的问题外，还应该逐步增加议程上的讨论内容，如宏观、微观经济、货币、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同时，他们应与联合国组织和国家金融机构建立制度化联系。可考虑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形成一个利益一致的统一“投票集团”，把有关的所有利益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包括进去。
------在全世界组建国际性“一带一路”之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商界、学界、标准化组织、关心环保，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益、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宗教改革--宗教间和谐、文明对话、媒体、行业协会等等非政府组织。在各国政府首脑定期开会时，他们应可在同一城市召开会外会，并被允许派代表在政府首脑召开的会议上代表公民社会发表意见。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讲话里说，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我非常同意。但我想再补充两个概念，我以为应当也要把“一带一路”建成“自由之路”。有这样几层意思：这个项目的实施会大大开拓人类活动的边疆，增加人类的自由。它有助于使沿线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成为更加自由的国家。它早晚会与中东的铁路网连接，联通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一带，而那里是5100年前古代苏美尔族的聚集地。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他们创造的。“自由”这个概念也是他们最早提出来的。其含义与今天自由的概念大同小异。我们要建的这条路将带我们回到人类自由的老家去。最后，这条路也会大大加强亚洲与欧洲的陆路与海路联系，而欧洲的法国是人类近代史中自由的第一故乡（实际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使它成为自由的故乡，而且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也有不小的影响，但目前尚没有将铁路与美洲连接的计划，很遗憾；）。是法国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中，第一次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法国革命后来对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欧洲到亚洲，一顶顶皇冠落地。人民主权获胜，人权得到张扬（虽然这3场革命的消极面也为无数的人带来无数的灾难）。因此，自由不仅仅是西方的遗产；它是全人类的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资产。
另外，“一带一路”也是一条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借用习近平主席之说），尤其是未来如果能将非洲和北美洲、南美洲、日本也连接起来的 话。这条陆路和海路的建设将为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的建立创造物理、心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
顺便说一句，我和我的朋友也曾为“一带一路”概念的发展做出过贡献。1983年春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时，我和黄方毅（黄炎培的公子）一起写了一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国西部应修建三条铁路，往西与前苏联的铁路连接（当时由于中苏矛盾，两国铁路间有一段70多公里的缺口）；往西南与巴基斯坦铁路连接；往南与印度铁路连接，使中国西部变成一个全方位开放地区，同时使中国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两洋国家”（当然没有意思要把巴基斯坦或印度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希望在中国西部增加一个出海口，以便使中国与中东和欧洲的运输效率得到提高）。写完报告后，我们通过社科院内部渠道把报告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后来不知道人民日报社怎么知道了我们的报告，并派记者主动与我接触，问我们是否愿意将报告在人民日报刊出。在得到我们的同意后，人民日报1983年8月23日（？）将我们的内部报告刊出，登了大半版。后来据报道，那一段新疆到苏联的铁路在1984、85年就连了起来。我希望我在前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也能在两年内实现。这是我的“中国梦”，和作为世界公民的“世界梦”。
您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应加快哪些改革？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也有一些想法想与你们的其他读者分享，是抛砖引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使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政府和中国执政党功不可没。但我们和中共当局也应扪心自问：30多年前那7亿人是如何陷入贫困的？在和平时期，是当时政府什么样的 制度和实施的什么样的政策导致了当时人口中97.5%的人们生活在真正的“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了1959--1961年间由于饥饿造成的几千万人的死亡？对于这些问题，中共至今仍讳莫如深而且还不允许人们公开自由讨论。这说明了什么？还有些人认为1949年后的前30年与后30年完全一样，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符合逻辑吗？我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今天仍然在世，他们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中国人民中的大部分今天之所以摆脱了赤贫状况完全是由于他们中间的勇敢者，安徽等省的农民冒着死亡或被关监狱的威胁，抛弃了前30年的农业制度，自说自话，分田到户，从当局手中夺回了部分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 当时中共高层的改革者只是对农民的举措给以了某种程度的尊重，允许农民试验而已。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为城市而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今天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有许多非常浮躁，很愿意在海外到处宣传中国的伟大成就，比如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美国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他们感到高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指标更为重要，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人均收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市场汇率计算是$8,261，比世界平均人均水平（$11,764）低了20%左右。在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75位（不包括经济体）。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则是$15,424,相当于世界 平均人均收入（$16,329）的94.5%。在全世界排名第81位。按市场汇率计算，如果把所有经济体都包括进来，在中国前面，有12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包括美国$57,294,排名第8位，是中国的7倍）；有66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包括日本$37,304，韩国$27,633，台湾$22,044，香港$42,963;澳门$67,013;）；有7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更有10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另外，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104位。
关于这些数字，我有几点评论同大家分享。按照我的老师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ichard Cooper的说法，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排名更重要，更能反应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因为许多武器和高技术必须用外汇到国际市场里去购买。好在现在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变成硬通货了。1.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189个有数据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仍然很低。国内的学者一定要谦虚谨慎，稍安勿躁，少吹牛皮。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中国远不是富国。国人应当问问自己原因何在？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只达到目前的世界中流水平。2.处于中国前面的74个国家和经济体除了产油国外，基本都是民主国家或政体。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政体，才使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还是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高，才使它们成为民主国家？我以为两者间可能互为因果。这个问题因当做进一步研究，包括统计研究。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我主张中国应立即启动民主化进程。3.中国按市场汇率的排名高于按购买力评价的排名，而且相差无几（75位—81位）。这似乎说明，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国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也似乎说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在中国GDP中占绝对大的比例，可能已与世界经济完全合流。有可能中国沿海一带的人均收入要么等于世界平均水平，要么甚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按国际金融组织的预测，在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达到$11,764, 世界排名将达到第69位。4年提高5位。如果没有加速度，那么再提高50位，需要40年时间。也就是说44年后，到中国排名达到世界第19名的2060年时，中国很有可能仍然排在美国的后面，假定美国仍然像现在一样排第8名。5.好的消息是，按照IMF的预测，202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20,977,一举超过届时的世界人均水平$19,611。值得中国学者们欢呼吗？再继续向全世界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中国的鞋子最合自己脚？人家的鞋也都更合人家的脚，只是比中国更富裕，鞋也穿的更高级罢了。而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破鞋想扔了，但未经他们选举的政府不让扔。6.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周边的国家和经济体，日本、韩国和台湾。二战刚结束时，日本被打烂了，韩国百废待兴，台湾的人均收入当时是50美元，中国大陆当时是40美元。现在呢？日本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2016年的世界排名是25名；韩国是29名；台湾是37名。而且它们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陆高。香港是14名，超过了它以前的宗主国英国（21名）。 当然，香港、澳门、新加坡这3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人均收入比中国大陆高很多，却与大陆间存在着某种不可比性。
7.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人均收入是$5,3,224,在世界排名第6位。新加坡的人口是569万；领土面积是719平方公里。中国人口是1，385，318，897；是新加坡的244倍。中国的领土面积是新加坡的13，352倍。但是，如果我们如果突发奇想，把中国大陆分成如新加坡人口规模的244个国家。每个国家领土都可以扩大很多；实行与新加坡完全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各种制度。毕竟基本都是华人吗。分开后，243个国家取消军队，可以省下军费派别的用场。只留下一个国家拥有所有军队保护另外243个国家。那么这244个国家有没有可能达到今天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如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为什么？我请读者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想说的是，如果这244个小中-新国的人均收入假定能达到今天新加坡的水平，那么，这244个中-新国的收入之和将是今天美国GDP总量的4--5倍。但那一天暂时不会到来。一是中国绝对不允许分裂。二是，他们坚持永远要穿他们的破鞋，不愿穿世界上74个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国家人民穿的好鞋。
总之，在分析了上述数据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综合国家治理水平，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否则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和官方学者还是少吹一点牛皮，多向比中国治理的好的国家学习----而这些国家多为民主国家，加快改革为好，以便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关于如何加快改革，在政改方面，我上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下面主要想谈一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看法。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强大约束，所以我也不得不讨论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的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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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改革目前的土地全民、集体所有制体制，修改宪法，允许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自由买卖。应回到秦国统一中国前商鞅改革中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去。商鞅的改革为当时的秦国培植了国力，使得秦国统一中国拥有了物质基础，因为在那时的经济制度下，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使用效率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俄国在共产党垮台后改为实行土地私有制，很快就成为粮食净出口国。越南在9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后也引入了事实上的土地“永租制”，而且鼓励、允许、方便土地自由买卖。很快越南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中国的各级政府当然仍然可以保留部分国有土地（美国各级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占了全国土地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的私有土地大概有16种不同形式的权益，包括水权、地下矿权-—有些州有此规定，土地上覆空域多少米以下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全部都得到法律保护。），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者之间要做到互不侵犯。国家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公开拍卖，以出让部分土地，平抑土地市场价格，也应在生态敏感地区买入土地以保护公共利益，但要按公平市场价格为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政府要监管土地买卖，用法律严禁强买强卖。所有土地交易必须全部公开，包括成交价格，便于全国人民上网查询。另外，全国所有私人房产应立即改为永久产权。这有助于增加市场租赁房源的供应，平抑房价。房主收入会增加。政府也可以增加个人所得税税源。这项措施如立即执行，有可能使中国的GDP多增长一个百分点。我于1987年就在台湾《远见》杂志写文章鼓吹土地私有制。如果3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了我的建议，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世界排名应更加接近台湾的水平（33位）。实行这样的改革对政府来说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而只会获得更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2. 国营企业全部私有化。目前国营企业占有的国家贷款比私人部门多很多，但是所创造的利润却比私人公司创造的少很多。
3.全国立即同时取消各城市移民限制。使1.2亿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
4.立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实施这种政策，但是人家人口男女比例都很正常。中国2020年大概会有30-35百万男青年娶不着太太。问题很大。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5.通过法律，废除大多数工种的强制性退休年龄。（美国1990年代通过了类似法律，效果很好。）
6.建立三级政府。政府机构，除了环保及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其它类似机构外，大批裁员。尤其要大批裁减党工。
7.推动建立区域性和全球性自由贸易区，在美、欧放弃领导之际。
8.基本放弃产业政策，因为全世界多数产业政策都不成功。市场比政府强。
9.放开新闻管制，创造一个新的经济部门：媒体业包括电视、广播，包括网络媒体。
10.体育全部私有化、产业化。
11.文艺绝大部分私有化、产业化。
12.研究是否有可能将藏水引入新疆。如有可能，则实施该项目。并向全社会拍卖戈壁滩土地，在新疆恢复生态。防止沙尘暴，防止沙漠扩大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13.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因NGO构成“社会资本”（见Robert Putnam 所著《单独打保龄球》），也有助于增加社会就业。
14.军队尽可能将多余土地归还给私人部门；空军将尽可能多的空域向民用航空和私人无人机开放。
15.大力鼓励开办各种私人学校并允许外国大学包括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办分校。
主要应以来自于发达民主国家的大学为吸引对象。
16.大幅度减税，尤其是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时设立房地产税和较低的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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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保护私有产权和专利权，否则对招商引资不利，而且会造成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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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安基金应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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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让美国的12艘航母来免费保护中国从欧洲到中东到亚洲的航道有什么不好？中国省下来的钱可用于教育和培养经济竞争力。我担心的是美国最好不要破产。
您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中美国际合作与国际安全？
特朗普上台三个月以来，已经对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我认为中美关系的开局很好，已经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对两国关系的预期。比如美国撤销了对中国“货币操纵国”的指控，而且看来也不会额外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品征收新的关税。两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有更多的合作。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回暖的讯号。
我认为中美合作的当务之急，是协调好对北朝鲜的政策。对中国来说，北朝鲜就是一个被惯坏的流氓孩子。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是有可能杀害其父母的。中国对于这种危险不能视而不见。现在北朝鲜的弹道导弹已足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北朝鲜已经拥有的10几枚核弹也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对中国东北地区。如果发生核战，或核泄漏事件，中国领土受到污染，中国的五分之一或更多的领土会立即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更不要说会造成多少平民的伤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北朝鲜在全世界捣乱的人质。他们伪造中美两国货币、贩卖毒品以换取外汇、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暗杀活动。在韩国民用飞机上安置炸弹等等。中国东 北地区的投资规划也由于北朝鲜核武器的影响被无限推延。
我的主张是中国应与美国充分全面合作，立即采取坚决、果断行动促使北朝鲜废除核武器及远程导弹，一起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认为中美合作解决北朝鲜问题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且也是两国共同对国际社会负有的责任。这也可以同时作为一个测试案例来探究中美合作可能达到的深度，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以引导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就目前而言，中美两国可分别或共同采取下述和平举措以对付北朝鲜政权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中国废除中朝军事互助条约；
----中国立即对北朝鲜实施全面石油禁运；
----研究实施除少量粮食以外货物的全面禁运；断绝一切金融联系；
---中美联合对北朝鲜实施全面海上封锁，并规定禁飞区；
---中美联合部署针对北朝鲜的反导武器，在南韩和东北地区；
---中美联合制定针对北朝鲜的军事应急反击计划，如北朝鲜狗急跳墙首先使用武力，那怕是向中国和南韩境内开枪；
---向北朝鲜人民全面开放边界，允许所有有意愿的北朝鲜人民经中国朝鲜边界进入中国，移民南韩并向移民提供一定的补助；如北朝鲜当局胆敢对移民或中国境内开火中国应立即予以还击，必要时中国部队进入平壤以北的山区，对该地区及其若干核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和生产基地实施控制并加以摧毁；
---同时启动中美朝韩四方会议并提出朝鲜废核最后时间期限，比如半年内。
南海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与美国等国家联合管辖南海海域。比如，共同巡航，保证海域安全，互相帮助，提供油料物料海上救助等援助。南海的岛礁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一些岛礁现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占领。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长期渎职行为所致。领土争端应以和平方式解决。1982年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人造岛没有领海，也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因此，人造岛外面的所有海域都属于公海，属于全人类。各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都有权自由航行。它们的航行并不是对中国的挑衅，而只是在代表全人类声张对公海的权利。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在二战结束后70多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自中国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海军在保卫着马六甲海峡的航道以及从中东经霍尔木兹海峡到亚洲的所有亚太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通道的安全。各国都从美国海军所保障的海上安全获益非浅。中国近几年崛起的海军力量绝对没有必要将美国海军视为竞争对手。实际上，中美在南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可为中美的合作关系增加一个新的支柱。我认为中美应当合作，大家一起来保卫从欧洲到中东到亚太的海上通道。甚至可以探讨组织联合舰队，共同巡航。
钓鱼岛问题：虽然这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但是日美认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全同盟》保护的范围，虽然协议没有指明钓鱼岛的主权所属。中日钓鱼岛争议如果失控也会影响中美关系，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加以处理。我建议中日两国政府试着回到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当年达成的口头协议：双方应无限期搁置主权争议，留给后代解决。同时中日可合作勘探开发钓鱼岛周边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并共同合作管理使用周边的渔场，签署必要的合作协议。
台湾问题：在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宣布不使用武力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大陆内部政治制度的改革。没有像美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承认，任何执政者在台湾宣布“台湾独立”都会是一场毫无效力的闹剧，台湾又搬不到美洲或者欧洲去。大陆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反应过度，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
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如果中国能有朝一日开始走上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其它国家一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期待 中美两国关系会有新的飞跃式的发展。习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也会更容易落实；它的后果远远不会仅止于中国统一。我认为中国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全球视野与登高望远的气度与魄力。通过发展中美关系来倒逼国内政经改革；通过加快国内改革来进一步促进发展21世纪的新型中美关系---中美全面全球战略合作联盟。这是我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愿景。中美双方都应该适当调整各种对内对外政策，以合作的心态来处理我们两国都共同面对的各种国际问题，甚至各种国内问题。
顾为群，美国华裔独立国际政治学者，前中国留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学会会长。八零年代初曾就职于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公派留美。在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为联合国和美国政府提供服务，并为BBC做过特约记者，同时为BBC和VOA等国际电台做过国际政治评论员。曾于1995年出版过《分裂国家中的冲突 ----中国与朝鲜的案例》一书，并在国际期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分析和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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