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农因诈骗洗钱被捕 郭文贵将以何种方式收场？
张杰
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8月20日被联邦当局逮捕。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班农等四人都被控“共谋电汇诈骗”、“共谋洗钱”，每项罪名最高可获刑监禁20年。检方指控，班农和其他三个被告曾发起“我们建墙”活动，公开筹资2500多万美元在美国南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但他们集体从“我们建墙”所募集的上百万资金中获得了数十万美元的捐助资金，诈骗了数十万名捐赠者。白宫8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川普总统与班农被指控的项目没有任何牵连。
班农曾出任川普竞选团队负责人，帮助川普打造“美国优先”的竞选宣言，被外界认为是川普2016年大选获胜的功臣之一。川普当选后，班农曾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2017年8月班农被解职。川普说：“当班农被解除职务时，他不仅失去了工作，还失去了理智。”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班农。
班农1953年11月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洛福克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曾经形容他的家庭是“蓝领、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迪派、支持民主党和工会”。他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他曾在美国海军担任军官七年。服兵役后，他在高盛担任投资银行家，并担任副总裁。
90年代，他成为好莱坞的执行制片人，并在1991年至2016年期间制作了18部电影。2007年，他共同创立了布莱巴特新闻网，一个极右翼新闻网站。该网站经常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呼吁捍卫“西方价值观”。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称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前参议员哈里·里德则称班农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旗手”。班农承认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奉行民族主义，但否认了种族主义和排外。2017年8月后，班农重返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担任执行主席。
可见，班农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从军人到投资银行家，从媒体人到白宫首席战略师，再重新返回媒体，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班农在海外华人人气颇高，原因是他与爆料网红郭文贵关系密切。
班农在结束白宫工作后，就开始与郭文贵密切往来。据《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写于2019年5月的备忘录，郭文贵和班农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郭向班农提供了15万美元的借款。后据新闻媒体Axios称，他们的关系随之升级为一年期的百万美元合同，班农承诺将把郭媒体介绍给“媒体名人”。郭文贵的发言人波扎斯基表示，班农和郭文贵在2017年首次见面，此前郭文贵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的计划刚刚被取消。
2018年底，班农与郭文贵成立法治基金，专门调查中共官员腐败问题，并向他们认定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施以援助。班农担任法治基金主席。2019年10月，班农建立《班农战斗室》，开始集中发声支持川普反击弹劾案。弹劾案结束之后，随即在《班农战斗室》每日视频节目专门开辟了一个叫《病毒大流行》的栏目，用以讨论中共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2020年6月3日，他和前足球明星郝海东共同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在互联网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宣读了“新中国联邦宣言”。近来，在《班农战斗室》节目中，看到了从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闫丽梦。她的爆料风格和尺度越来越像郭文贵，已经从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发展到制造并故意释放病毒。
班农被捕，他的中国兄弟郭文贵一样遇到了麻烦。《华尔街日报》8月19日独家报道，一家与班农和郭文贵有联系的媒体公司，今年春天在一次私人发行中筹集了3亿多美元资金，联邦和州当局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另一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称，摩根大通集团和富国银行已冻结郭文贵媒体公司GTV Media母公司的银行户口。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爆料网红郭文贵。
2014年郭文贵逃离中国。他在中国被指控犯有贿赂、欺诈、洗钱、绑架和强奸等不法行为，但他否认这些指控。2017年3月初，郭文贵接受“明镜”系列专访，开始了他的爆料生涯。郭文贵的爆料从“保命、保财和报仇”，逐渐发展到反共，建立新中国联邦；爆料对象从吴征、孟建柱、孙力军到王岐山。但不久，郭文贵就被揭露曾在大陆利用中国贪腐官员马建等迫害前天津首富郑介甫和商人谢建生。郭文贵的爆料证据存在严重造假嫌疑，甚至被爆组织团队编造证据。令人不解的是，郭文贵对于曾经在爆料中帮助过自己的民运人士，逐一翻脸，破口大骂，甚至提起诉讼。有分析人士认为，郭文贵的反目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他起初并不反共，甚至称习近平是千年圣君，后来与中共勾兑不成才反共。但他一直希望被招安，想通过起诉民运人士获得中共的谅解。所以，郭文贵的反共并不是出于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而是利益考量，结果被中共操控。最终形成了一个奇观，那就是民运人士与郭文贵的相互攻击。可以说，民运人士和郭文贵都是失败者，中共是真正的赢家。这个结论很残酷，但被郭文贵侮辱、诉讼的民运人士“正当防卫”又何错之有呢？
郭文贵的密友和美国的最大支持者班农东窗事发，郭文贵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郭文贵事件中几个重要问题与大家沟通一下：
第一，反共可以造谣吗？
有朋友说，我们知道郭文贵撒谎，但谣言可以杀人，对付中共这样的流氓，造谣是一种有力武器。胡平先生认为，如果某个主动造出来的谣言已经被否证，而众多反对派朋友仍然力挺，那只会使反对派的信誉度大打折扣，于是就形成“狼来了”效应—以后你揭露了真相，别人也不信了。这就是为什么说“诚实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再说，中共那么坏，揭露真相就足够了，哪里还需要编造谎言。鼓励撒谎，就是打击诚信，就会在反对派阵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说真话，一直是反对共产党专制的人们的基本原则。很多先驱就是从坚持说真话走上反共之路的。从索尔仁尼琴到哈维尔，哪个不是在坚持说真话？至于说兵不厌诈，那指的是相当特殊的问题。作为基本原则和口号，说真话这一条是必须坚持的。韦石先生说：“我一再强调，做人比政治立场重要。更比口号重要。人格缺陷，无论在哪个阵营，都会出卖良知。而人格最缺陷者，会当面说一套，背后做相反的事情。”雪笠女士说：“我一向认为，人品远重要于政治观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可以谅解政治观点的不同，但无法容忍人品的龌龊。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也不等于政治正确—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针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
第二，反共可以不择手段吗？
有朋友说，我们不管郭文贵过去在国内做过什么坏事，但他客观上反对共产党，所以支持他。一句话：只要目标正确，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里，我讲个《三国演义》故事：官渡之战中，一天，管军粮的王垕报告曹操说：“如今兵多粮少，应当怎么办?”曹操回答说：“可以用小斛分发军粮，暂且救一时之急，粮草随后几天就到。”王垕说：“兵士如果抱怨起来该如何是好?”曹操说：“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王垕依照曹操命令，以小斛分发军粮。曹操暗中派人到各营寨去听风声，各营寨怨声载道，都说丞相欺骗了大家。曹操于是密召王垕入帐，对他说：“我想向你借一件东西，以此息众怒，你可不要吝惜。”王说：“丞相想借什么东西?”操说：“我要借你项上人头以示众。”王垕大惊……刀斧手已手起刀落，并把王垕的人头悬挂在高杆上面，贴出告示：“王垕故意用小斛散发粮米，盗窃官粮，谨按军法，斩头示众。”于是众怨开始缓解。最后曹军大获全胜。曹操稳定军心目标是正确的，但过程和手段是不正义的。大家说好啊，只要结果好就行，但问题是如果你是王垕或者你的亲人是王垕，你是否还会这样想？我们推己及人：政府强拆说是为了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是否可以不依法就拆除居民的房产呢？在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城市，一群失去房产没有立锥之地的居民，繁华的城市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是盛世蝼蚁。我的看法是好的过程比好的结果更重要，因为公平正义就体现在过程中。
刘水先生认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滕彪先生认为，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力量？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最后，我们回答郭文贵未来命运的问题。我认为，随着班农的案发，郭文贵已经失去了美国最后的坚定支持者。联邦和州当局对法治基金的调查，郭文贵的违法证据将会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加之以前伪造的欺骗美国政府的文件都将是不利的呈堂证供。班农的命运或许是郭文贵最好的结局。真可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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