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和反击战略
张杰
中美关系在川普政府期间出现恶化，美国终结了持续5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开始进入全面对抗阶段。拜登总统上任后，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并且不断升级。目前，不仅中美关系交恶，欧盟等西方国家也加入美国阵营。特别在南海，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印度军舰都不断突破习近平的红线。不久前，拜登总统更是直截了当表示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对抗中国的挑战，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台湾是习近平红线中最重要的红线，美国不予理睬。习近平气得牙根痒痒，但面对不断衰落的经济，也无可奈何。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
近日，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中国如何利用美国实力的大战略”一文。在文章中，博明总结了美国几十年来“接触主义”的教训，指出美国自己蒙蔽双眼，养虎为患，培养了自己致命的敌人。并提出了应对中国挑战的反击战略。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的失败
博明说，北京对美国的敌意早在川普总统2016年当选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开始了。自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它就一直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但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将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几十年来通过“接触”政策收获了自我毁灭的苦果。
西方国家迟迟没有意识到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它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骄傲有很大关系。华盛顿认为，中共不可能抵制柏林墙倒塌后掀起的民主化浪潮。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帮助中国致富，美国放松了对中共的警惕和遏制，误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会逐步与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接轨。
由于美国的一厢情愿和自我麻痹，致使中国快速崛起，使全球秩序去迎合北京的治理模式。
博明称，经过几十年的天真和否认，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终于在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拜登政府基本上维持了其前任的政策。川普为惩罚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而征收的关税仍在实施，拜登正在充实川普发起的商务部小组，旨在将危险的中国软件和设备排除在美国国内电信网络之外。拜登政府还在深化与中国有关的外交举措，如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
第二，反击中国挑战的措施
博明在总结美国的惨痛教训后，提出了应对中国挑战的措施。主要体现在：
一是，金融遏制
目前，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储蓄为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并支持那些参与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的中国公司。由于许多美国基金以这些指数为投资基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自动流向中国公司，包括那些被华盛顿制裁或受到出口管制的公司。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资本市场是无可替代的，其深度和流动性超过了世界上其他资本市场。很少有成功的中国科技公司不是利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创办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是由美国资本提供种子资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履行2020年《外国公司责任法案》规定的法律义务，该法案规定，如果中国公司未能达到美国会计准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对这些不符合标准的公司启动三年倒计时的时钟。
二是，经济遏制
博明称，尽管川普和拜登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已经禁止美国对59家被点名的参与中国军队现代化或人权暴行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但财政部需要将该名单扩大至少一个数量级，以更好地涵盖开发所谓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公司：那些既有民用也有军事或监视用途的公司。拜登政府还应该执行一项禁令，禁止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的债务工具，并澄清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对美国投资者也是禁区。欧盟应该采用类似的投资黑名单，并永久放弃其最近与北京谈判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在中国政府制裁强调中国侵犯人权的欧洲议会议员和智库后，已经被搁置。欧盟现在应该一劳永逸地退出。”
三是，高科技遏制
博明称，华盛顿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中国政府主导半导体制造业的计划。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大多数21世纪的技术；包括5G电信、合成生物学和机器学习都是围绕先进的半导体建立的。世界上大部分的尖端芯片都是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生产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芯片设计和设备，它们将难以维持生产。而且，对芯片供应的冲击将影响到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下游工作，而不仅仅是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工作。
华盛顿应该通过补贴美国的新芯片代工厂来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任何潜在优势：2020年的《CHIPS法案》和2021年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就是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还必须通过更严格地限制美国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出口，来减缓中国政府扩大其代工规模的努力；不仅是尖端芯片，还有那些几代前的芯片。
四是，信息战遏制
博明称，华盛顿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解决北京的信息战。我们这个时代最奇怪的讽刺之一是，美国公民的政治言论有时会受到审查，甚至被那些向全世界数百万人传播中共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论的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所剥夺。美国公司、国会和法院应该采取行动，解决这两种现象；支持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同时揭露中国政府推动其信息传递的方式。他称，这可以而且应该在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字和精神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想法不是要审查北京的声明，而是要揭露北京精心策划的宣传，通过虚假账户和隐蔽计划，将宣传伪装成公民之间的有机对话。在这一遏制中，硅谷社交媒体巨头本身应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有办法发现北京的代理人，这些公司抑制中国政府在网上的影响行动的规模。
西方国家应让中国公民更容易从中国的防火墙外获取信息，并在北京的数字全景图的监视下相互交流。北京的防火墙很强大，但在技术上却没有许多观察家通常认为的那么先进。与中共的信息战相比，美国的努力不需要涉及制造虚假信息，甚至根本不需要产生多少内容。华盛顿只需要为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的手段，与他们的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新闻、意见、历史、电影。
目前，抵制中共路线的华文新闻机构已所剩无几。根据中国政府实施的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当局最近逮捕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媒体之一的所有者和编辑：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向有前途的私营媒体提供资助，并为联邦资助的媒体重新注入活力。
第五，民主如何战胜暴政？
博明称，在1995年访问北京期间，美国民主活动家刘迪蒙会见了一位同情民主改革的前中国官员。他向刘女士提供了一个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对美中关系的见解：“如果竞争是基于利益，暴政就会赢。如果竞争是基于价值观的，民主就会赢。”“北京最近试图胁迫澳大利亚遵守中国政策的失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人赌的是，澳大利亚企业在遭受有针对性的贸易禁运后，会游说其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澳大利亚人民：包括商业领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屈从于一个危险的新秩序。澳大利亚企业承受了损失，经受住了禁运，并找到了新的市场。澳大利亚人决定，他们的主权比龙虾销售更重要；毫无疑问，这让那些认为堪培拉会把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置于其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北京感到失望。中共打出这张牌后，只要民主国家保持对利害关系的警惕，它就不可能在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再次有效地打出这张牌。
以上是博明观点的主要内容。博明作为一个能够流利用中文表达的美国人，他看待中美关系更能够摆脱对东方文化的隔膜感。的确，美国50年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也让中共的暴发户心理展现无遗。没有习近平的狂妄、颟顸，没有川普的果断调整，没有拜登的联合盟友，中共或许会继续强势崛起，甚至在10年后称霸世界。但美国是一个能够纠正自己错误的国家，之所以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其背后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中国之所以中途沉沙折戟，是因为它难以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会一错再错，其背后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极权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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