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共）与美国的对抗是野蛮与文明的对抗
刘俊峰
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指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要素和直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
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要素是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直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人们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意识决定人类的社会存在，人类的社会存在归根到底是人类意识中的需要知识水平的客观显现，是人类社会意识能动的形态和产物，因此要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从人类意识内部各种观念形态相互关系的活动中去寻找。
人类社会大体上由政治和经济两大构件构成（当然，如果细分的话还可加上生活构件）。
社会发展进步的发展方向是由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决定的，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是人们的科学知识，是人们的自然科学知识直接推动着社会经济构件的发展，是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直接推动着社会政治构件的发展。
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客观显现，社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祖先的生活需要。当我们的祖先认识到结成一定的群体，通过分工合作能够有效地抵御猛兽和外族的侵袭，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时，就结成了一定的群体。这种群体就是最初的社会。社会是由经济和政治两大构件构成的。我们的祖先为了在物质生活中能够过的安全、舒适和富足，不断地认识自然界和进行改造自然界活动的形态和产物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构件。人们结成群体的目的在于分工合作。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本性是利己的，每一个人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行事的，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需要方面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冲突如果不解决，那么分工合作就无法进行，人们就无法从相互交往合作中实现更大的利益需要。人们为了使分工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以便通过分工合作实现更大的利益需要，就必须进行调解、处理、解决相互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活动，人们调解、处理、解决这种对立、冲突活动的形态和产物的总和就是社会的政治构件。
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是朝社会中多数成员利益需要的方向进行的。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需要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始动力。这种原始的动力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不能直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人们的科学知识。人们的科学知识是在一代代人对事物不断探索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增长丰富起来的，这种逐渐增长丰富起来的过程就是社会逐渐发展进步的过程。
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按人们利益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如生活上的舒适、富足是人们共同的需要，所以社会的发展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社会上的任何一个进步，任何一种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更能满足人的利益需要。如电灯取代油灯就是因为电灯比油灯快捷、方便、明亮，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社会大众的需要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不能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人们的科学知识。如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是令人难受的，人们都有能生活在一个冬暖夏凉环境中的需要，今天人们发明了空调器，使这一需要得到了实现，但在这之前，尽管人们有这种需要，却无法实现，这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们没有掌握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就是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真相的知识即真知）。
政治构件是人们调解、处理、解决社会内部各种对立、冲突的形态及其产物的总和，其本质是维系和保障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从而使分工合作能够协调顺利进行下去，使人们的需要能够获得更大的实现。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利益上的对立、冲突和斗争。我们的祖先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斗争中，弱势的一方逐渐认识到如果放弃一些自己的一些利益需要，屈从强势的一方，服从强势一方的指挥，就能结成一定的群体，能够有效地抵御猛兽和外族的侵袭，于自己的生存更有利，于是就这样做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群体即社会产生了。最初的社会是完建立在完全的权治基础上的。完全权治的社会是典型的特权、独断、专制的社会，其特征是社会的治理是按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意志进行的，是无章可循的。在完全权治的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压迫、奴役甚至杀害社会成员，使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处于当牛做马的悲惨境地，所以完全权治的社会体制是最不平等，合理性最差也是最不稳定的社会体制。在完全权治的社会体制下，尽管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不满，渴望平等自由，对平等自由有着强烈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在人们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之前，是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这时即使发生统治者变更，其社会的体制也不会改变。随着历史的推移，随着人们对社会政治体制合理性认识的深入即社会科学知识的不断丰富，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以权治为主，制定了法律，带有一些法治色彩的社会体制。如中国几千年的所谓封建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完全是两码事，严谨的说应当是“帝王集权专制社会”）就是这种体制。在以权治为主，带有一些法治色彩的政体下，社会的治理虽然仍然是由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决定的，但还是有一定的法规可循的。以权治为主，带有一定法治色彩的社会体制相对完会权治的社会体制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这种社会的法律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善社会的不平等，使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处在的被压迫，被奴役处境有所改善，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如在我国所谓的“封建社会”里，如果官员在超出法律的范围外欺压、剥削、残害百姓，那么这些百姓是可以到上一级官府中去控告他们，从而使他们受到惩罚的。尽管以权治为主，带有一定法治色彩的社会体制相对完全权治的社会体制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总体上讲，它仍然是一种权治的、特权独断专制的、少数人奴役压迫大多数人的社会体制，仍然是一种缺乏合理性的社会体制。 在权治的社会里，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是不满的，这种不满有时会因统治者的过度压迫奴役而引发暴力反抗，从而推翻当时的统治者，但这种反抗斗争并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如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独裁权治专制社会里，人民举行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数以百计，成功的也不少，但并没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社会体制至始至终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帝王集权专制位置上原地踏步。正是由于社会的多数成员有着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需要，所以社会政治构件的发展是由特权、独断、专制、权治朝着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进行的。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人们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着社会经济构件的进步，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推动着社会政治构件的进步。
推动社会政治构件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是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在社会体制中消除特权、不平等方法的知识。在权治的社会体制下，由于大多数人对特权、独断、专制是不满的，因而人们也就在不断地寻求在社会政体中消除特权、独断、专制的方法。1748年，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英国思想家洛克等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终于找到了消除特权、独断、专制、权治的方法，这就是实行“三权分立”，通过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个权力平行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三权分立”的作用由于能从根本上废除权治，有效地防止不平等、特权、专制现象的出现，合乎社会多数成员的需要，所以“三权分立”自然会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权分立”学说提出至今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按此学说建立起了社会政体，成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原因。
人类的活动都是由思维意识的支配进行的，因此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斗争归根结底是人们思想意识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
人类是从生物界的动物中进化来的，动物的进化是通过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进行的。人类是丛林法则中优胜的佼佼者，因此丛林法则的思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价值观之中。丛林法则的思维就是丛林价值观。可以说，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直到上个世界的二次大战的漫长历史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就有理，谁就能成为霸主的丛林法则中循环的，如一个民族的强盛是建立在对其它民族的杀戮征服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的吞并基础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都是动物生存本能种内斗争的延续表现，都是遵循丛林法则价值观的结果。就近代而言，丛林价值观的特征是对内政府最高官员能通过权力控制媒体对人民进行欺骗，通过暴力对人民进行统治（领导），对外的特征是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进行扩张。
近代出现的契约价值观的标志是实行权力的制衡，权力来自民授即国民的选票，实现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具体表现为公民有表达批评、反对政府官员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愿而不会被迫害的言论自由。契约价值观的特征对内是人民有选举、监督、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官员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特权，必须服务于人民，对外则是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协商共赢。
当今世界，契约价值观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进步，丛林价值观代表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蛮落后。
美国是创建和践行契约价值观的典范。美国的人民由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可为什么大家能够和谐相处，在短短的230年期间成为了一个世界最富裕和强盛，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她崇尚契约价值观，崇尚“人人生而平等”，建立起了一个剥夺了统治者为自己谋取私利特权，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阶级，以维护公民的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法治体制。
纵观历史，对人类造成最大损害的不是地震、海啸、旱灾、水灾、瘟疫等自然灾害，而是统治者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一身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以往的历史中，统治者几乎都是靠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把老百姓关进笼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贯穿人类社会史的主要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可叹的是这种斗争即使被统治者获得胜利夺权后也都重蹈统治者覆辙。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君贤臣，但只是昙花一现。这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外，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集权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以回收。几千年来由于一直是民众被囚禁在笼子里，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异常缓慢。
直到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制宪会议主席，他和同事们制定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扭转了乾坤，使人类历史由丛林法则迈进了契约法则。宪法详细规定了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利，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立制衡，严格限制了统治者可以行使的权力。所有统治者在有限的任期必须接受民众舆论和司法的严密监督，重要决策必须得到议会批准，所有行为都要接受议会调查，所有财政预算必须经过议会严格审核批准才能生效……人类终于出现了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的样版！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选举、监督和罢免的大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以权谋私特权腐败发生的可能，其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严重者还会遭到弹劾罢免，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成为公众的孺子牛。
官职的性质决定了官员必须对授权者负责。把官员关进笼子，官职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司授予，官员若想保住职位就必须对人民（选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关进笼子的统治者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还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它可以使好的统治者变得更好，内心邪恶的人即使善于伪装爬上权力宝座，也难有得逞的机会。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保障，实现了民主，使人民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美国社会才得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保持了极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数不清的人间奇迹。今天，人类社会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大都出自美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人成功地“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充分发挥了人们思想自由的创造力。
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德国、日本法西斯对其它国家的侵略，对其它民族的杀戮，为了避免战后再出来这种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维护和平，制止侵略和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则，于1941年8月13日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是划时代的，它宣告人类社会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林法则价值观走向了相互平等互利的契约价值观。
《大西洋宪章》的内容是：第一，美英两个国家承诺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第二，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第三，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第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第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第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大西洋宪章》是之后出现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等国际关系法和人权公约文件的基础，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大西洋宪章》的伟大意义在于第一项“战后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即美英两国，特别是当时尚未参战，位居世界工业强国之首的美国率先承诺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摈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价值观，引领世界走向以契约价值观为内容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成为了人类文明价值观的领头羊。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两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作为二战中最大的战胜国，不仅没有谋取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任何领土或其它经济方面的利益，还放弃了以前殖民地的殖民权。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即《大西洋宪章》基础上成立了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将契约价值观作了明确具体化阐述。
如果参与联合国的国家政府都能遵循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都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遵循契约价值观行事，世界本应太平详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那些表面赞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法律文件精神，实则奉行丛林价值观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极端宗教的国家政府也混进了联合国，导致联合国成了一个涣散的组织，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联合国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恪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精神宗旨即契约价值观，让奉行共产主义即丛林价值观的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并让其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别严重的是后来让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大陆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让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导致奉行契约价值观的中华民国的退出——这是对联合国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联合国价值观的目标之一是消灭“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声音”的法西斯主义。奉行共产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声音”的法西斯主义，所以让奉行共产主义的国家政府混入联合国，是对联合国契约价值观的背弃。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以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冷战对抗；出现了朝鲜与韩国、北越与南越、伊拉克与科威特等等的局部战争。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一些国家政府对待联合国精神宗旨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是丛林法则价值观与契约法则价值观的对抗，是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对抗。在这些对抗中，美、英等国始终以身作则坚守联合国价值观，是联合国价值观坚定的践行者和扞卫者，扮演着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秩序的警察角色。
今天，中国（中共）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处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敌，在国内通过宣传机器天天煽动仇美仇西方国家情绪，实质上是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价值观为敌。这只能表明他们基于丛林价值观反对契约价值观，是一股逆人类历史文明进步潮流而动的黑暗野蛮落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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