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柬埔寨红高棉监狱长康克由在囚禁中死去

宋征

一： 

在1964年的中国，“阶级斗争”氛围浓厚，尤其在青年人之中，“革命理想”狂热得无以复加。那些中国进修者都是中共派来的有定向任务的激进青年。这些中国进修者在金边大学里散布“革命”思潮，影响了一个22岁的高棉人。 

他名叫康克由（Kang Khek Ieu），1942年出生于磅通省斯滕区（Steung in Kampong Thom province）的一个贫穷农夫家庭，有着华裔血统。他是7口家庭里唯一男孩。他身材中等，纤弱，温和。他在小学就以天资聪慧引人称奇，但他的家庭无力支付他的中学费用。他在全国数学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地的一个企业家慷慨赞助了一笔钱，使他能够进入著名的金边西索瓦高中。他的母亲金赫（Kim Siev）回忆道:“他永远都沉浸在书本里。”1959年康克由取得全国会考第二名。1961年他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磅通省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日后，他的同事评价:“他讲课的精确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好象把大脑里的课本抄到黑板上。” 

这样一位可能成为数学家或者优秀教师的青年，1964年被委派到金边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在那里他接触了正在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从此他的人生方向被改变。在中国被疯狂灌输了革命观念的激进青年，把那些东西传染给康克由。他在教育学院的同学奈本安（Nek Bun An）指出:“康克由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吸引，是受了一群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生的影响。” 

1966年11月18日西哈努克发现了在柬埔寨有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以嘲讽语气创造了一个词语“（胭脂色）红高棉”（Rouge Khmer）来首次命名柬共，意指“非正统红色”的土产杂牌共产主义组织，以区别于正统共产党组织。由于柬共始终不公开自己的存在和组织名称，“红高棉”的称谓便得到公众的认同。 

1967年6月，共产主义暴乱在柬埔寨发生。柬埔寨各省也发生了混乱。6月份在磅通省巴莱（Balaing）中学的一个教员康克由，聚众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区的学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西哈努克的当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动，逮捕了他。清查行动在柬埔寨各地展开。 

由于西哈努克在越南战争中的“两面派”行为把战火引入柬埔寨，以及他利欲熏心地私下出卖国土、个人收费的行为，激怒了柬埔寨人民。1970年朗诺将军通过议会，合法废黜了西哈努克。史称“朗诺政变”。朗诺掌握了政权，随即实行大赦，红高棉分子都被释放。康克由也被释放，加入红高棉的反叛游击队，他成为死硬的红高棉一员。 

简单地说，1975年红高棉在中国的极力帮助下夺取了柬埔寨政权，柬埔寨人民落入种族灭绝境地，有如人间地狱。使得文明悠久的高棉民族比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死亡。 

1975年底红高棉党中央决定建立一个秘密监狱S-21，用来清洗“内敌”，保卫党中央。它的具体操作者是康克由，此刻他化名杜赫（Duch）。他被重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锦衣卫”或“东厂”首领角色。杜赫，身材清瘦，面相温和，毫不显得凶恶暴戾，但他对敌斗争极为冷酷，喜好酷刑审讯。杜赫总是重复说:“所有被带到这里的人都必须招供。” 

杜赫选择了金边南部的一所名为堆尸陵（柬语Toul Sleng，一种毒野果）的中学。这个中学有四排的3层教学楼，被改造成20个集体大牢房和许多被砖块隔开的2尺宽8尺长的小牢房，使整个S-21能同时监禁1,500个囚犯。从外面看去，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刺网，让人有浓厚的阴森不详之感。S-21于1976年5月启用，杜赫负责S-21的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他挑选了57个监狱警卫、20个看守员和一些拷问员。杜赫外貌和善，从不趾高气扬，一张照片是他的通讯员搂着他、两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对工作对下属都很严格。S-21的守卫辛辉（Him Huy）道:“他很坚强，头脑也很敏锐，他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最为具有价值的是，出于数学教员的认真习惯，杜赫为S-21的运作保留下完整的记录。  

S-21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内部清洗，其动机源于“党中央”夸张了自己在“敌人”眼中的地位。喜欢无中生有的农谢也谈到:“在（1975年）金边解放6个月后，美国计划从我们手中夺权。那计划涉及美国、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一种内外搏斗。但是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美梦”。  

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亲王和公主在S-21里被杀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仅极少数人知道，那是一些“高级兄弟”、S-21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区的被委予机密职责的红高棉防卫首领。每当红高棉党中央发布指示时，有时点名那些被S-21拷问的“反革命分子”，然而总是避免提到S-21的名字。S-21的隔绝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营地、把附近的地区清场、限量所有文件、烧毁所有废弃纸张、转移囚犯时蒙起他们的眼睛、禁止员工之间的任何接触。最残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杀死所有囚犯来维持的，没有任何人被释放过。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为众所周知，该厂一个工人后来在1989年受访时指证它是个“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的地方。”杜赫在红高棉政权里担任著一个重要角色。 

在1970年3月“朗诺政变”之前，杜赫经常回家乡看望他的亲人们，据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说，杜赫回乡时从不提及政治，她们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红高棉获得胜利后，他恢复了回家乡。他的姐姐说:“我们不知道他在红高棉政体里有什么职位。他回家时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 

在S-21建立之后，在柬埔寨各地区的红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个清洗机构。 

1976年3月30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立即开展一个重大行动，即清洗内部以“消灭内敌”。清洗将由杜赫主管的S-21来完整地执行，它直接对“党中央”负责。这个强烈讯息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在内部并没有反对势力形成、也没有任何阴谋迹象出现的情况下，“党中央”急于部署内部清洗，并非源于事实的威胁，只能是源于假设。问题是，大清洗为什么会源于假设？ 

几乎在每份受害者的招供文里，牵连到的“密探”或“叛徒”的名单会增至几百个名字，使人觉得那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大阴谋。本来，这些不合逻辑的编造，应该被轻而易举地揭穿──杜赫本人是一个靠严密逻辑和复杂证明来教课的数学教员。可是，所有招供文就没有一份被杜赫和审讯员们感觉是不切实际而拒绝，实际上那正是“党中央”所需要的。现在，可以知道，S-21作为最重要的保护“党中央”的设施，并非是为了鉴别真实的“内敌”，而仅仅为了不断地证实波布（红高棉总书记）的猜疑、假定或某种计划，并显示为此而粉碎一些重要的柬共党员是合理的。杜赫受命执行清洗“内敌”工程。实际上杜赫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招供文几乎全是被逼捏造的。 

杜赫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勤奋地寻找“内敌”并逐个逮捕他们。现存S-21的一些处决照片展示被杀者的头颅被随意割掉。但是毫无疑问，在S-21里，除了囚犯的家属和孩子们是清白无辜的，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善良人，而是祸害自己民族的共党份子。虽然他们遭受痛苦折磨值得世人同情，但他们并非无辜。客观地说，S-21在认真冷酷、卓有成效地逐步深入地粉碎著主要由社会垃圾组成的红高棉骨干部分。 

党中央密切关注著杜赫的工作。波布确信越南正在试着在红高棉内部组织政变。于是清洗层层扩大，诬指联系到党内高层，连党中央成员都对此产生了担忧。1977年10月5日宋成指示杜赫不要全盘接受招供，因为“他们的一些招供也在攻击我们”。于是，当杜赫看到一个囚犯胡乱招供，顺便咬出他以前中学的一个教员乔提丽特（Khieu Thirith，英提丽特的婚前姓名，英萨利的妻子，红高棉最有权势的女人）也是美国CIA的密探。当杜赫读到这个诬告时，他很紧张，对那囚犯警告道:“你有什么证据？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 

仅在1977年3月份，就有1,059名重要的高级干部被送往S-21，占满了S-21的全部空间。逮捕行动横扫了红高棉所有大区，90%以上的红高棉中级高级干部被S-21逮捕、处决。上千名饥饿的囚犯拥挤在四栋教室楼里。当清算行动变得更加剧烈时，S-21的关押空间被强行塞满，附近的镇艾斯（Choeung Ek）的S-21专用的杀戮场也被死尸填满。1978年4月间，被送到S-21的囚犯太多了，有些运囚卡车不能驶入S-21，囚犯未经审问就直接送去处决了。 

大清洗愈演愈烈，层层株连，走入混乱。红高棉干部梅曼（Mey Mann）后来对研究员史提夫•赫德指证大清洗道:“每个人都在诬告某人通敌，而每个人都不懂正在发生什么事。”到了1978年，大清洗使整个红高棉组织濒临了绝境。红高棉的中低层的大部分干部已被清洗，被视为逮捕目标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少。随著整个国家的形势日趋恶化，残存的红高棉干部都疑团重重。无人知道自己是否将是下一个“内敌”？吞噬一切的迫害会在何时结束？一个有经验和自信的共产党或许有能力在清洗运动失控时克制它，而红高棉不能，因为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恐惧感围困着“党中央”。 

根据S-21档案的记录，在S-21里，1975-76年时期有2,404个囚犯被处决；在1977年有6,330人被杀死；1978年6月份记录是5,765人被杀死；而1978年下半年的记录没有被发现，可能被销毁了。现存在S-21的档案共有19,049份，总计十几万页。据此估计，从1975年的下半年到1979年1月，在S-21里约有16,000人被杀死，这些人几乎都是红高棉的高级和中级干部。 

总书记波布反复发动大清洗的结果是：其一，红高棉政权的政治基础和统治能力基本上被摧毁，红高棉军队被极大地削弱，“党中央”对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已失效，幸存的干部和人民思投越南。其二，在1960年组成柬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消灭了，柬共历史的知情者也都被消灭了。柬埔寨“革命”的过程被重重谜雾所笼罩。 

二： 

1979年1月7日是金边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大队越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金边。仅仅13天，越军就粉碎了红高棉政权。越军的迅速胜利是越南将领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知道红高棉色厉内荏，但没料到不可一世的红高棉会“像一枚鸡蛋被轻易摔碎在石头上一样”。红高棉，这个人类史上最暴虐最怪异的“红色乌托邦”弹指间就破灭了。所有留在金边的人都自发欢迎了越南入侵者，他们都是严重缺乏营养、被折磨了3年多的工人和家属，全部只有寥寥千人。 

到了下午，越军接管了整个金边，几百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红高棉成为战俘。现在已知，直到越军进入金边一个小时后，杜赫仍然呆在S-21里，然后他走出S-21，就消失无踪了。其它的S-21刽子手们早就逃散了。S-21里被锁住的囚犯皆被杀死，只有7个在S-21里做工的囚犯乘乱逃出而生还，此后这7人成为S-21的见证人。杜赫所积累的S-21文件记录和大部分“招供文”都没有来得及销毁，这些档案至少有19,049份、达十几万页。杜赫，这个前数学教员，以认真严苛的职业风格，转动着S-21这台“绞肉机”，冷酷无情地把红高棉骨干——即共产主义“革命”所筛选出的社会垃圾，一网网地搜寻和粉碎，有效地拆毁了红高棉这头怪物的统治基础，还为世人留下了见证红高棉部分罪行的档案资料。从这个视角来看，冥冥之中S-21似乎有着特殊使命，杜赫也是功莫大焉。 

杜赫在1979年5月逃到柬泰边境地区之后，隐名改姓，脱离了红高棉，以普通难民身份不声不响地生活在边境的穷困乡村中。从1995年开始，他对圣经（Bible）产生了兴趣。稍后他的妻子苏法尔在一次也许是复仇的袭击中死去。杜赫深为悲伤，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人性从此苏醒。1995年，美国籍的柬埔寨牧师克里斯托佛（Reverend Christopher，该牧师的父母和兄妹都死于红高棉），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人主持了洗礼。这个受洗礼的人就是杜赫。这时杜赫正以一个化名（塔平，Ta Pin）默默地在当地的一个难民营做义工。从1996年起，杜赫恢复了回到磅通省故乡去看望老母亲的习惯。自从红高棉政体灭亡以来的十几年里，他的家庭对他一无所知。他是父母家庭中的唯一儿子，他的回家使老母亲和他的姐妹们惊喜万分。老母亲说:“我以为他早就死了，所以当他回来时，我充满了喜悦，我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还活着。” 

1999年4月28日，一个罪恶深重的原红高棉高级干部自己投案，他是杜赫（康克由）。这一天，一个热心追踪前红高棉人员的《远东经济的评论》记者尼克（Nick），采访了一个自称是杜赫的人，尼克为此人拍了照片。照片显示，杜赫的家是一个简单的草棚，两个孩子在床上玩耍，一只瘦猫躺在床下睡觉，杜赫伸着手在谈话。他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便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做义工，但现在他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愿意接受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后果的时候了。”杜赫的照片和所谈的往事，表明他确是S-21的主管人。这个消息轰动了柬埔寨。曾经为他洗礼的牧师克利斯托佛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恍然大悟到这个人正是那未透露过真实姓名的基督徒。牧师告诉记者：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后决定入教，要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归宿。5月5日杜赫对媒体表示：红高棉确实在柬埔寨实行了大屠杀，他也经常在“党中央”的命令下在S-21里实施谋杀，例如他接到过农谢的具体命令：杀死秘密关押在S-21的8个外国人并“用废轮胎堆在一起焚烧尸体，不留骨头”，使世人永远找不到他们。那几个外国人包括新西兰人凯瑞•海米奥（Kerry Hamill）和英国人约翰•德维斯特（John Dewhirst）。1978年7月海米奥和德维斯特两人从新加坡海域驾帆船驶向泰国时，被红高棉劫持关押在S-21，他们被折磨了两个月后杀害焚尸，骨灰不知被丢落何处。杜赫表示此事的幕后显然有波布的授意。 

柬埔寨政府得知杜赫公开露面的消息后，要求杜赫前往有关部门自首。5月9日杜赫欣然投案，5月10日他被押解到金边监狱。杜赫通过律师卡萨武（Ka Savuth），承认自己是红高棉实施大屠杀的一个重要成员，他说有许多证据可以揭示是红高棉领导人指挥了柬埔寨大屠杀，“谋杀的具体决定不只是波布一个人所作出的，也是党中央全体成员所作出的。”情况显示，杜赫是现存的红高棉干部之中唯一愿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人，也是一名关键的证人，他同意与法庭合作，也愿意作证。于是奇怪情况再次出现：杜赫被长期关押，不审问、不准媒体采访、也不准接触律师。他被“秘藏”封口，从此再没有了他的揭发报道。杜赫握有红高棉屠杀的许多秘密，例如他应该知道S-21里的钻颅杀人机器的真正用途是什么，是什么人献策设置了这台钻颅机，活取人脑的用途和理由，以及钻颅机的来历。可是杜赫现在不被允许开口披露真相。 

这使想弄清S-21罪恶的所有研究者的盼望，纷纷落空。例如，在堆尸陵的一幢房子里发现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11项“活人试验”（Human Experiments）的过程，有17个囚犯被用于“试验”而死。其中一个实验是：一个17岁的青春女孩被切割颈部和刀砍胃部，放血，流尽而死，另一个同样17岁的女孩被用木棒猛击而活活打死（不予放血）；然后她们的尸体被在下午7时55分同时扔到水柜里；第二天，被刀砍死的尸体在上午9时20分开始慢慢地漂浮，11时到达水面；被木棒打死的尸体直到下午1时17分漂上水面。类似的记录还有“把一个大个子的女人刺穿喉咙、用刀割腹部、并且摔她”，“猛击年轻男子至死”，“割断4个少女的喉咙”，“把一个活的少女，捆绑双手后扔到水里去淹……”。无人知道、也无人理解这些残忍实验的目的究竟为何。杜赫应该知道这些“实验”的目的，以及谁具体做了这些“实验”。 

杜赫的母亲和妹妹是从一个爱读报纸的同村农民那里听说了杜赫的消息。五十多岁的妹妹说:“我们对他被拘捕感到极大的震惊。他在1996-1999年之间许多次回来探亲，但是他从没有提起过他在红高棉时代做什么工作。当他回来时，他仅仅谈家庭事情，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他的工作事情。现在他被逮捕，我们很震惊。我们仅仅希望政府不要杀死他或折磨他。”当记者到磅通省采访杜赫的母亲金赫（Kim Siev）时，记者告诉她的儿子就是那个犯下大罪的堆尸陵集中营的首领。80岁的母亲终于有了反应，她悲伤地说:“哦，我心里总是感觉到他会永远离开我们。” 

在金边，律师卡萨武为杜赫寻求尽快的审判，以结束拘押。他指出杜赫要与法庭谈话，要揭露和证明哪些红高棉领导人命令他在S-21里施行处决。但是政府不理睬卡萨武的呼吁。 

杜赫的母亲和妹妹对于复杂的“黑箱”政治一无所知，也丝毫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过程。她们对杜赫的命运表示害怕，80多岁的老母亲一次又一次地问:“他们会杀死他吗？”他的妹妹补充问:“他有律师吗？”这两个女人很痛苦，她们不能肯定杜赫是否面临惩罚。在1999年底，杜赫的母亲和妹妹到金边去探视杜赫。妹妹说:“我花了整整3个白天和晚上才找到他被拘押的地方。然后我每天一连几个小时蹲在监狱门口等待，向每个进出的官员询问我是否能和杜赫说几句话？我告诉官员们我是杜赫的妹妹，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我。”没有人对她解释为什么不能探视杜赫的理由。同样，许多研究者请求会见杜赫，都被当局拒绝了。甚至包括“柬埔寨种族灭绝调查中心”（Searching for the truth，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的类似请求。批评家们认为，公平的拘留应该允许杜赫有被采访的权利，基本人权标准更是允许其家庭成员对他的探视。 

2001年8月杜赫再次通过律师对路透社记者说，他要告诉法庭和柬埔寨人民关于红高棉的真相，他将在法庭上说出下令处死S-21监狱16,000名囚犯的红高棉领导人的名字。 

尽管这人一再表示愿意公开红高棉时代的大量内幕，说出所知道的全部秘密和事实真相，但是这人不被准许说话。到2005年初杜赫的健康恶化，被送进军事医院治疗。美国的评论说:“红高棉罪证可能将永远消失，法律专家担心，不少残暴的红高棉领导人可能在将他们绳之以法以前，就寿终正寝了。”柬埔寨的“金边社会发展中心”法律专家警告说，如果不能很快开始审判，红高棉领导人将相继死去，罪证也会随之永远消失。 

2009年初，日本表示“由于存在（红高棉嫌犯）高龄化等问题，希望能尽早做出裁决”，再捐24亿日元给予柬埔寨“特别法庭”。但柬埔寨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捐助3倍的“特别法庭”预算，以便审理工作能够进行。一再迟迟，直到2010年7月25日，那个柬埔寨“特别法庭”才以“反人类罪”判处已经68岁的杜赫无期徒刑。实际上，杜赫是罪人也是功勋者：他在红高棉时期主持的内部大清洗，有效地摧毁了红高棉的组织基础，他也红高棉高级干部中的唯一忏悔者，柬埔寨“特别法庭”不审判他还能审判谁？所以他首先被判刑。 

本书作者早在2004年便断定：预见审判的准确日期并不难，那就是：真实意义的审判永远不会出现，除非，英萨利死了。 

对于英萨利等红高棉“灵魂人物”罪犯，柬埔寨“特别法庭”不捕不问不调查也不审判，以极大耐心等着他们颐养天年，直至他们寿终正寝。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 

果然，到2013年英萨利寿终正寝，终年83岁（1930-2013）。至此，关于绝无仅有的“红高棉乌托邦”谜一样的来龙去脉，二个当事人（英萨利、波布）和二个知悉者（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去世，不能再开口说话。又拖延了几年，柬埔寨“特别法庭”于是草率审判了其他活着的红高棉领导人，使红高棉这个狰狞的历史怪物便悄无声息地收场了，以便让人们轻易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