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香港宏福苑火灾：制度衰变与公共安全警示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宏福苑（Wang Fuk Court）发生惨烈火灾，截至发稿为止, 已造成至少44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殉职消防员）、60余人受伤，以及近300人失联。这场惨烈的“事故”，吞噬的不仅是生命，也吞噬了这座城市曾引以为傲的公共安全底线与社会信任。笔者向所有逝者致哀，向伤者及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我们祈愿香港社会能以善意与公义，支撑每一位幸存者前行。

这场火灾暴露了香港政治高压下的治理弱点，也显示出公共安全在“大陆化”治理逻辑下长期被忽视的隐患。制度的优先级发生 “衰变”，当政权安全凌驾于公民生命与公共安全之上，制度危机便可能以群死群伤的形式显现。

自香港国家安全法（国安法）实施起，香港的治理结构、公民空间与制度框架经历深刻变化。原本相对开放、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的公民社会、媒体、独立组织，纷纷被压缩、关闭或取缔。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监督与公众参与空间大幅削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在工程建设和公共安全监管方面长期保持较高标准，是全球城市中的模范之一。香港曾在建筑质量、施工安全与监管体系上建立了相对可靠的机制，公众对居住与公共建设安全的信任有合理基础, 也是全球其他城市模仿的标杆.

然而，随着制度和治理逻辑的逐步变化，政治高压与权力集中开始取代以往的公共安全优先。政府对“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投入远高于公共安全、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重视。过去那种“市民为本”、“公共利益优先”、“制度透明与问责”的治理逻辑正在逐步被替代，这一发展轨迹与大陆体制中政府运作模式惊人地趋同。今日香港，制度逻辑与治理优先级已在很多方面呈现肉眼可见的“内地化”。

宏福苑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背后折射出制度对公共安全基础保障的忽视。火灾起点为大楼外墙的棚架和维修围网，多处使用不符合防火标准的材料；电梯厅外窗贴有发泡胶板，遇火极易加速火势蔓延。这些原本可以通过严格监管避免的风险，最终酿成群死群伤。

这种情形在内地近年的工程事故中亦有类似体现。近年来，新建住宅、桥梁和公共设施因施工偷工减料或使用低质材料而发生倒塌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事故调查显示，监管部门审批流于形式、独立监督不足，而地方官员考核重点往往偏向政绩和稳定，而非安全与民生保障。这种制度性安排使得建筑安全、施工质量和公共设施防护长期处于次要位置。

宏福苑火灾与这些事故的共性在于：制度倾向政治优先，公共安全保障被边缘化。当监管机制收缩，媒体监督与公民参与受限，潜在风险得不到及时纠正，最终在关键时刻集中爆发。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公民团体和媒体监督能力受限，使潜在安全隐患长期积累，最终在此次火灾集中暴发

火灾中维修工程涉嫌使用廉价易燃材料，其根源在于监管链条断裂。屋宇署审批不严、承包商潜规则盛行、公众招标透明度低与问责机制缺失，必然导偷工减料成为常态。

在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失、透明度不足的制度框架下，类似火灾这样的“人祸”并非偶然。公共建设、维修、施工及监管环节缺乏常规独立监督，社会舆论与媒体监督空间受限，决策与执行缺乏有效问责机制，工程质量和公共安全长期处于隐患状态。如果未来香港在这种机制下推进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改造，建筑安全与公共安全将成为长期风险，恐不是偶发事故。

香港曾引以为傲的建筑与消防安全标准，长期位居全球前列。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在规划、施工和监管中，成本从来不是唯一考量，甚至不是首要考量。屋宇署、消防处、廉政公署三重把关，强制性验楼计划、定期消防演习、独立顾问审核、公开招标制度，层层叠叠的“繁文缛节”确实推高了工程造价，却换来了真正的安全冗余。过去三十年，香港几乎没有出现因装修或维修工程导致的重大群死群伤火灾。

然而，近年来随着香港经营逻辑向 “内地化”低成本内卷” 衰变，安全措施逐渐被视为“可压缩的成本”。在追求效率和降低支出的压力下，原本用于防火、耐火、消防通道维持等环节的资源被削减，制度冗余被削弱。此次宏福苑火灾中，违规材料和缺失的安全措施便是这一逻辑的直接体现：低成本优先，安全保障被轻视，最终酿成悲剧。

宏福苑火灾如同警钟，让我们清醒地看到：当所谓 “政治安全” 优先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当社会不再以“公民 + 制度 + 信任 + 参与”为基础，而是以“权力 + 管控 + 国安优先”为主轴, 当 “安全冗余”为 “成本优先”让路, 香港市民的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必定被根本上侵蚀。

愿这场悲剧成为转折点：恢复独立监督，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公民社会；将资源真正投入公共安全和基础建设，而非侧重政权维稳, 同时拒绝内化的低成本内卷价值取向。我们的哀悼和反思不应停留在逝者身上，更应转化为推动制度正义、强化社会责任的行动。愿香港重拾“法治多元”的荣光，让悲剧永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