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抗争运动彻底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颜智华

    引言：

    对于香港市民“维权”、“抗争”运动概念的说明。香港主权在1997年7月1日由英国政府移交给中共政权之前，中共政权先后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和英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等两个文本形式，承诺香港主权从英国政府接收之后，维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并且在《基本法》中还具体规定了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最终实行由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简称“双普选”）的时间进程表。中共中央政府后一个承诺，可以视为允许在香港实行英国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政治民主机制，可谓是一个进步。2014年发生的香港市民“占中运动”（又称雨伞运动）和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在政治本质上都是香港市民为争取获得中共中央政权已经用政治和法律文本形式承诺的给予香港市民的政治权利的维权运动，又鉴于所维护的权利非既得的而是法律文本中承诺要给与的，因此，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就此，为了准确起见，变换为另一种表述方式：这两次维权运动都是香港市民要求中共政权兑现法律所承诺的政治权利的抗争运动。用维权抗争运动更准确贴切。

本文中所谓“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指的是从1997年7月1日开始的50年内，香港市民仍然享有英国政府统治时期的自由、平等、人权和法制等。

香港市民从雨伞运动到反送中运动，其政治诉求都是维护和争取上述两个权利。在开篇之前特此说明。

    又鉴于以习近平为党魁的中共政权与之前的中共政权没有政治属性上的关联，本文其称为习共，以示与习上台前的中共政权区别。

    正文：

    以2019年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作为开启标志的香港市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政治维权抗争运动，在持续一年的时间中，虽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血泪甚至牺牲生命的代价，但仍然彻底失败，其标志是2020年6月习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其实这场政治维权抗争运动一定失败的明显征兆在运动开启的一个多月后，即2019年8月就显露无遗了，从8月开始，着全副精良装备的镇暴警察队伍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国际媒体记者镜头，使用法西斯恐怖手段，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没有习共政权头目习近平的指示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胆量作出这个决定下达这个指示。这说明习近平对香港市民的诉求绝对不会让步、妥协。失败已经注定，只是程度和代价的多少与轻重的问题。至于习近平绝不让步、妥协的原因，留待后面论述。

    一、彻底失败的政治抗争运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分成两个阶段叙述：

    在2019年7月-2020年4月（不到10个月）期间，被警方逮捕10，200人，占香港总人口740馀万的千分之1.4。其中2，500人被起诉。600多人被定罪。主要是参加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活动的青少年。罪名是“非法集会、纵火、骚乱、持有攻击性武器、袭警、亵渎中国国旗等”。实际被逮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和平示威者。还有不少人被警察打成重伤、女生被强暴、失踪、离奇死亡等。

    对维权领袖和骨干人士的大抓捕。在所谓《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后，2020年7月开始-2021年1月的半年中，逮捕100多人，其中55名是香港最著名的政治领袖、媒体人和记者、律师、天主教大主教、大学教授、工会领袖、学生领袖等社会精英。其中如：

    李铭柱（1985-2008先后任（港英）立法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曾任民主党主席。资深大律师。82岁）。

    杨岳桥（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大律师。公民党主席）。

    何俊仁（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民主党前主席。大律师）。

    李卓人（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 、职工盟秘书长、工党副主席）。

    毛孟静（立法会议员。公民党成员。传媒工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兼任讲师）。

    梁国雄（立法会议员，政治活动人士）。

    何文田（大律师）。 

    伍健伟（区议员）。 

    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香港泛民主党派政治意见领袖）。

    关尚义（美国籍律师）。

    吴敏儿（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工会领袖）。

    何桂蓝（政治人物、资深记者。2019年7月21日直播元朗暴力袭击市民事件中遭到暴徒殴打受伤流血）。

    陈日君（90岁，香港教区荣休主教）。

    黎智英（壹传媒、苹果日报创办人。政治活动领袖。捐巨资资助香港民主党派和社运组织。2020年6月16日接受法新社以及6月29日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中表示，他已经准备了为香港坐牢并且不会后悔，他不会离开香港并会战斗到最后一天）。

   黄之锋（1996年生，学运领袖、社运领袖）。

   周  庭（1996年生，学运领袖、社运领袖）。

   除个别流亡海外者，香港民主派政治领袖和精英被一网打尽。一场彻底失败的政治运动并付出了惨重代价。失败虽然是肯定的，但惨重的代价是可以避免的（留待后面论述）。

    二、香港市民维权抗争运动为何肯定失败。

    1、“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只是习近平上台之前的20多年前中共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的承诺。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共政权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对香港主权移交后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承诺，1990年由人大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称香港基本法）是把政治承诺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香港实行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承袭主权移交前的港英时代的政制。包括公民自由、人权保障和法治等。在主权移交后的政治构架上，香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实行“间接式”民主选举，并最终过渡到实行由香港全体选民直接选举（即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直接民主”形式。这比港英时期总督由英国女王任命凸显政治进步。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于香港政治制度的设计俗称“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后邓小平代表中共政权进一步承诺说：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必要改变。香港一国两制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伟大政治成果（之一）。或者说它是政治改革成果中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共高层政治改革派的政治承诺和政治杰作。

    2、一国两制政治设计和香港主权移交后对中国内地政治发展的巨大正面影响。

    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并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这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即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它给邓小平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火上浇油。1997年中共政权接管香港主权后，在2002年胡锦涛上台前，较好的遵守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这是香港本土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看法。根本原因在于江泽民在政治上是继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支持非毛化政治改革的第三任总书记。胡锦涛上台后的2003年曾经试图按照《基本法》第23条规定，由香港政府当局出面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引发了香港市民50万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游行。于是胡锦涛“知难而退”，搁置了这件事情。在香港社会各界的推动下，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根据《基本法第45条》，作出了在2016年香港特首选举和之后的立法会议员选举方式上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当时中共政权高层的政治开明之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胡锦涛时期还是大致遵守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和法律条文的。

    一句话，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保障在于中共政权高层的政治意向，其它方面只是其次。权力是主导社会政治走向的根本力量，作为政治哲学结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有无数案例已经证明。

    3、香港主权移交中共政权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内地的巨大政治影响。1997年7月一日，中共政权接管了香港主权，特别是开放内地人民去香港自由行之后，内地、香港两地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众化常态化，香港成为向内地居民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即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优越性的窗口。在内地不能说的话在香港可以说；内地不能出版售卖的书在香港大量出版售卖；“资产阶级自由化”话题可以去香港讨论。实际上起到从政治思想和观念文化层面侵蚀、挑战中共政权的效果。用现在习共政权的话说，香港成为敌对势力分裂国家、颠复共产党领导的基地了。从接管香港主权后的15年（1997-2012年）中，江朱政权承袭了非毛化政治改革的成果并有所发展，如法制建设，强调依法治国等；在政治氛围上较前10年（1979-1989）更加宽松。胡温政权虽然开始政治倒车，但总体上还是承袭了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存在要撕毁香港基本法，颠复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3、习近平撕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法律文书，颠复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是习近平上台后开政治倒车，全盘颠复“后30年”政治改革成果的目标和任务之一，是他否定、颠复政治改革全部成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和组成部分。

    习近平不仅是半文盲，根本还在他少年时期就萌生了仇恨文明、文化、人民、社会的思想。小学文化靠后门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混得文凭后又靠后门进入官场。无德无能无政绩还步步升官，最后被选为接班人当上中共党魁总揽大权，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逆向淘汰。大权在握后以反腐为名，采用类似斯大林式清洗手段，逐步清洗了高层中全部政治对手或者潜在的政治对手。最终全盘颠复了“后3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的成果（如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较宽松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氛围等）。在党内搞一言堂；媒体姓党（实际姓习）；法院是党的刀把子（实际是习的刀把子）；纪委治党、警察治国。把中共政权完全打造成了流氓、黑社会、匪帮、恐怖主义的习共政权。习共政权和毛共政权没有政治属性上的关联性。它更是（后30年）胡赵、江朱、胡温各届中共政权的政治对立面。即习近平政治上仇恨，敌视、反对后3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是反改革派，只是在他上台前隐藏在心中没有暴露罢了。他上台后使用到手的权力开政治倒车，成为政治反动派。以美国境内为中心的海外汉语舆论平台上，普遍存在的把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和之前的中共政权的政治属性混为一谈的现象，是完全不合乎真实的错误认知，政治危害极大，其中有别有用心者。习共政权在新疆残暴践踏维吾尔人权只是习共政权残暴践踏全国56个民族10亿国民人权的一个很小部分。特别是在2020年初-2012年底所谓3年疫情期间，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了对全国56个民族10亿国民的极端野蛮残暴的完全丧失人性的反人类犯罪（封城，封住宅区、封门。又叫“清零”）。这种犯罪行为古今中外尚无先例。在武汉疫情刚爆发，对武汉封城时，就有人断言习近平会把新疆模式扩大用于全国。

    习近平要全盘颠复后30年政治改革的巨大成果的意图，从他上台不久就暴露出来了的。如上台伊始就发表“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政治隐喻，暴露他要为已经被否定的前30年翻案，复辟。要颠覆后30年政治改革成果。又公然在党内禁止“妄议中央”，初步暴露出他要搞一言堂和个人独裁的野心。之后2015年和2016年先后发生的7.09大抓捕律师和查封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任社长的《炎黄春秋》杂志事件，是习近平公然颠复政治改革成果的“里程碑”事件。2018年人大会议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则完全暴露他当皇帝的野心了。这是政治倒车的又一个里程碑。

奇怪的是发动和领导香港2019年维权抗争运动的领袖们竟然对习近平开政治倒车已经7年的历史没有察觉？对他反动的政治本质毫无认识？不知道颠复香港一国两制是他全盘颠复后30年政治改革成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匪夷所思的，对于香港的政治精英群体。由此，导致了抗争运动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彻底失败结果。这是失败的政治大背景，起决定作用的。

    三、领袖们自不量力，盲目狂妄是香港抗争运动彻底失败人财两空的内因。

前面说过“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政治保障在于中共政权高层政治改革派、政治开明派掌权。习近平上台后他敢于，并实际上全盘颠复了后30年政治改革成果，包括清洗了全部党政军内高层中所谓邓派、江派、胡温派等政治对手和他不放心的任何人。对于一个弹丸大的香港，镇压手无寸铁的政治抗争群体如烹小鲜，对于习近平来说。香港的政治领袖群体对此非但没有认识，反而自不量力，搞鸡蛋碰石头的自杀式抗争运动。俗话说急跳墙，从2014年习共人大常委作出“8.31”决定，要控制2016年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成员的产生，从而控制特首候选人提名。但是“8.31”决定仍然认可之前在2007年人大常委决定的在2016年实行特首普选这个方案。为何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仍然承认2007年人大常委的决议？这是因为习近平5年任期临近，即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习近平个人政治权力尚未完全巩固，政治局高层里面还有潜在的可以挑战他个人政治地位的力量。可以把“8.31”人大常委会决议看成一个对香港市民的政治妥协，叫缓兵之计也可以。后面的政治风向如何变化，要看“十九大”上政治局里面的权力构成，即习近平的权势是增长还是削弱。但是香港泛民派却以要真普选的口号试图要习共人大收回“8.31”决定，同时发起占中运动（雨伞运动），但习共政权毫不退让，占中运动以失败收场，这是5年后即2019年反送中运动彻底失败的前奏或者叫预演。由于不冷静总结政治斗争经验，在2019年6月发起的反送中运动最终重蹈2014年错误覆辙，落得人财两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让习近平用恐怖主义暴政取代了资本主义制度不说，几乎全体政治领袖和社运骨干人物都成了网中鱼，牢中囚。主动成全了习近平的完胜，给习近平在党内斗争中加分。像香港抗争运动中的领袖这样的政治傻瓜在历史上不多见，令本文执笔者痛心疾首。教训深刻、必须面对和总结。除前面指出的根本错误外，还有以下错误：

    1、对中共反人类犯罪历史的无知，错误套用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模式。

百年中共历史，总体上是一部恐怖主义的反人类犯罪历史。在后20年（1979-2002）政治改革与（2002-2012）承袭改革成果期间有所中止。即使如此，它的党文化没有根本摒弃，在胡温执政10年中政治倒退，腐败一发不可收拾，为习近平上台开政治倒车奠定了政治体制和组织构架基础。此结论不在本文论述。香港抗争运动的政治领袖和骨干们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模式生搬硬套，用到向习近平谋皮的政治运动中，幼稚可笑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中共反人类犯罪历史的无知，具体来说是对习近平和习共政权政治属性和无知。不管你是搞所谓和理非还是搞勇武抗争与军警对垒，失败都是无疑的。但如果能够清醒认识习近平和习共政权的流氓匪帮恐怖主义属性，即使失败也可以避免付出惨重的代价。

    2、不切实际的相信美国制裁的作用。

习近平开政治倒车，抓捕了省部级以上高官298人（粗略统计），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军队将军级高官72人（粗略统计），包括上将7人、中将9人、少将56人。习近平消灭党政军内异己并以刑事犯罪治罪的规模和凶残程度在中共历史上没有先例。源自他无德无能无政绩却爬上权力巅峰的极度不安全感，极度自卑感。他知道如果翻车，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但他敢于如此，说明他虽然一介半文盲，却有明朝末年陕北暴动头目张宪忠的凶残暴戾。为保权力不计任何后果。他会害怕美国搞的所谓制裁？美国国会的《新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习近平根本不予理睬，毫无实际的制裁作用。如当年毛泽东不理睬西方国家制裁一样。寄望于习近平屈服于美国制裁而对香港居民让步妥协，或者说把保押在美国制裁上面，这是香港政治领袖们所犯的第二个错误，非常幼稚的政治错误。

    3、完全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不考虑失败的退路与后路。甚至如黎志英誓言，即使被抓捕，把坐牢坐穿也不撤退逃离。这是香港政治领袖们犯下的第三个错误。

    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2019年8月开始，警察普遍的使用法西斯残暴手段镇压示威者时候，本文撰稿人就认为赤手空拳去对垒全副武装的警察造成流血牺牲完全不值。在2020年6月，声嘶力竭呼吁香港政治领袖、骨干和参与抗争运动的积极分子要尽快撤离香港到海外，留下来等死送死把共产党牢底坐穿毫无价值和意义。并严厉批判了某些蛊惑香港抗争运动参与者留下来继续斗争的居心不良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到海外你可以高喊香港独立。可以组建香港流亡政府和立法会。仿效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模式。把香港政治领袖和骨干精英一网打尽，斩草除根是习近平和他的习共政权的计划。留在香港坐等抓捕，正中习近平的下怀。黎志英带了一个坏头。不仅自己要把牢底坐穿，还把近2千万港元的巨款给共产党留下没收。黎智英十足的政治傻瓜一个，这是香港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

    对于香港政治领袖精英们所犯上述错误，本文撰稿人曾经和香港文化界某大佬讨论，究其原因？答曰：政治领袖精英们多是香港本土或者早期来港的，他们政治幼稚不说，还排斥内地偷渡来港的政治有识之士，不听不同政治意见和见解。其中还不乏政治投机者，政治上短视浅薄就在所难免了。

    4、渗透进内部和在外部的习共特工的舆论误导。如散布习近平集权是为了推进政治改革。造谣江、习斗，把习近平破坏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罪责嫁祸到江泽民头上，说是江派政治人物所为，目的是给习近平制造政治麻烦。以此蒙骗和误导香港政治领袖和精英，让其发生政治认知错误。还散布“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了！”“香港抗争人士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等妄言。让香港抗争运动的参与者继续犯错误下去。对此，本文撰稿人很有感触，在当时。

    四、激进冒进和偏执，政治口号模糊与完全不切实际，是抗争运动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说过，香港一国两制，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政治决定权在中共政权高层的政治意向。而中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在几个寡头甚至党魁个人手上。因此对于香港基本法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香港市民对上述最终目标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盲目的和中共中央决策者硬碰硬。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8.31”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虽然对比2007年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2016年特首产生办法和之后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的规定，有自食其言。对此采取和平抗议无可非议。但是采取长期占领主要街道，堵塞交通的极端办法是错误的，不明智的。人大常委会2014年“8.31决定”释放出来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告诉香港市民，习近平并非2012年十八大前的中共高层改革派，而是反改革派，开政治倒车派。对此重要的政治信号，香港政治领袖精英们要么没有察觉，要么没有引起重视。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又犯了同样的激进冒进和偏执的错误。有一点类似30年前的89学潮，从开始时候的理性发展到胡闹。香港市民重犯89学潮的错误的原因，在于海外“民运”群体在政治上欺世盗名，伪造“89民运”这个政治历史概念并神话这个伪概念有关。这是题外话。89学潮后一阶段学生领袖的错误引导直接把学潮导向了胡闹，最终葬送了非毛化政治改革进程和中国民主转型的难得的契机。如提出“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政治口号或者叫政治纲领就非常含糊不清。在习共政权的傀儡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送中条例”后，固执地要求“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斗争目标。是非常自不量力的、狂妄的。妥协、让步，见机行事，进退自如等才是善于政治谋略的表现。固执偏执是政治斗争大忌。习共特务们就是诱导和误导香港政治领袖和参与者们犯错误来协助配合习共政权瓦解香港人民的政治维权抗争运动并让其彻底失败的。

    结尾：香港政治抗争运动彻底失败已经三、四年，至今以美国境内为中心的汉语媒体、华裔政治组织、宗教组织、“人权组织”，还有逃亡海外的香港抗争运动的参与者等，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香港市民维权抗争运动彻底失败，更是回避、掩盖香港政治领袖和精英们犯下的严重政治错误。还不停的把丧事当做喜事办。其中最荒唐的是把香港社会原本具有的自由法制人权社会的消失的原因归责在（2020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头上，把一纸文书当作政治责任的主体，不仅是法盲的表现；同时暴露了这些媒体、组织、个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掩盖习近平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颠覆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主体。本文撰稿人一直在揭露上述为习近平掩盖、开脱罪责的舆论是由习共大外宣主导的。

    香港一国两制是习近平一手颠覆的，习近平不倒香港一国两制就恢复不了。这是本文撰稿人的又一个结论。

                      颜智华于美国南方

            （2023年8月28日草拟，2024年1月2日上网）

（鉴于习共重庆涪陵区委政法委从2020年8月开始，胁迫涪陵区人社局非法扣发了颜智华的退休金至今已经3年多，希望有经济能力的良心人士资助。联系方式：140wxq@gmail.com)

  （中国重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2024.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