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沉痛的省思

薛偉

二零二零年真是人類歷史上傷痛和悲哀的一年。隨著中共港版國安法的通過和施行，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帶來了失敗的命運。香港的民運團體紛紛宣布解散，有的民主志士被迫流亡海外，還有的慷概悲歌，準備以清末革命烈士譚嗣同為效法榜樣。如同八九民運一樣，香港民運雖然失敗了，但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給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留下沉痛的省思。

相較八九民運，香港有着更好的內部和外部條件：有良好素質和教育的人民；有高度發展的經濟和物質文化；有先進的信息設備和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它的失敗和歷史上若干民主討伐專制的運動一樣，敗在沒有崇高威信的正確領導，沒有計畫性的循序漸進的鬥爭藝術，沒有及時克服左傾盲動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沒有對統戰策略和矛盾分化瓦解的運用。

提到鬥爭的兩手策略，毛澤東的確是個高手。他成功的耍弄了“勇武派”（武裝鬥爭）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兩種不同的鬥爭方式。當敵強我弱、於己不利的時候，他低姿態的宣布放棄暴力革命路線，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和改編，擁蔣抗日並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當他利用和談拖延時間、以待羽翼豐滿後，他搖身一變，發動內戰，宜将剩勇追窮寇，將“革命進行到底”。

香港民主運動曾經出現過最好的形勢，那就是在香港人民的壓力下，特首被迫宣布送中條例已經“壽終正寢”，放下身段與民主派談判，接受民主派提出的部份條件，如果“勇武派”此時接受“和理非”，放棄“五項條件缺一不可”的訴求，反轉來有條件的聯合特區政府共同應對中央，同時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和繁榮，建立比較統一穩固有代表性的民運團體，維持和特區政府馬拉松式談判的互動，以收放自如的態勢活躍於香港社會，並且先行爭取局部選舉的勝利、進而把推動真普選的實現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而不是提出什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空洞口號、乃至根本不切實際的“香港獨立”的訴求，可能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氣象。

八九民運也有它的拐點，那就是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自出面、代表黨中央和學生絕食代表團在人大會堂談判，以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溫家寶親赴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時候。如果此時此刻見好就收，留下爭得合法地位、繼續運作的無限空間，歷史恐怕也會改寫。

但是在民主運動歷史上，往往出現這樣難得一見的時刻，民主運動都被勇武派綁架，極左勢力通常都佔了上峰，他們給異議人士強加上改良派、投降主義、右傾分子甚至中共特務等鋼鐵帽子，直到自己碰得頭破血流?。壯烈犧牲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歷史不知又會倒退多少年。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我們的戰友們應該清醒了！

我想沒有人不承認王炳章是革命者，但是王炳章第一個針對鄧小平提出了“支持改革，參與改革，超越改革”的口號；當胡錦濤主張不再折騰，建立小康社會時，我公開發表了“化對抗為對話”的文章，並且在民運隊伍中提出了要反對左派幼稚病；在2008年奧運會前奏，我也撰文不贊成阻擾傳遞奧運聖火，建議民運人士列隊大書特書高舉標誌民主自由的火炬，參與奧運聖火的隊伍伴跑??。

我堅決相信：香港人不會到此為止，國際社會也不會就置若罔聞，山不就我，我去就山，無論多少曲折和崎嶇，世界潮流不可阻擋，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終將獲得最後勝利。我們只希望能抓住機緣，少走彎路，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代價，這也就是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相信會有讀者朋友責備筆者是事後諸葛亮，或者是在洩氣和潑冷水，從一九八零年算起，筆者雖然是海外大陸民運最早的發起人（不是之一），但既不是魏京生、王丹、楊建利這樣叱吒風雲的领袖人物，也不是胡平、王軍濤這樣的理論大師，憑空懷報一框熱血，也只有仰天長嘯空嘆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