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
胡平
兩年前今天，香港各大報章頭版（除了《蘋果日報》外）刊登香港首富李嘉誠的两则廣告。一则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另一则是“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
我在2019年10月7日VOA的时事大家谈里说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一些港人采取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高估其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对于勇武抗争，我认为我们不应谴责，但必须劝止，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安危，更是为了他们这种行为的后果。如李嘉诚言：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
我们知道，有些勇武派有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说明：香港勇武派的暴力抗争，并不是要搞暴力革命，武装起义。他们只不过是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货的让步，要么残暴镇压。
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我认为这种策略成功机率极小，风险极大，到头来很可能是玉焚了石却没焚。
揽炒策略把太多太多的希望放在西方，主要是放在美国身上。黄之锋说今日香港好比当年的西柏林。我认为这种类比不恰当。冷战期间，西柏林虽然在东德境内，却不属于东德而属于西德，东德政府以及苏联集团都无权进入西柏林，更不敢在西柏林动武，否则等于向西德宣战，等于向美英法宣战。
香港却属于中国，美国英国也都承认香港属于中国。如果港府和北京在香港动武，英国美国爱莫能助，顶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顶多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所以我说，香港并不像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倒更像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
几天前，美联社采访退役陆军及国防领域专家丹尼尔.戴维斯中校，谈到香港问题，戴维斯说，美国支持民主进程，支持追求自由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能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支持任何“起义”，我们不能掺合进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糟糕的经历，1956年的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我们曾经支持过抗议者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帮上忙，最终他们遭到镇压。
我们不想给予香港人不切实际的希望。戴雅门教授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这一点勇武派不能不考虑。
。。。。。。“不割席”不能意味着连正常批评和劝止都没有，现应加强和平抗争。
很多港人把“不割席”理解得太片面，以至于连正常的批评都没有了，连劝止都没有了。客观上成了对勇武行动的鼓励，成了和理非为勇武背书。
现在，百万人和平抗争的效果看不见了，只看见少数人的勇武抗争了，让少数人的行动牵领了整个运动的方向。这在策略上不好。现在应该停止勇武抗争，加强和平抗争。和平抗争越强大，越能抵制当局的秋后算账。
如果当局发现一般的打压不能平息事态，就可能根据紧急法出台更严厉的打压，哪怕失去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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