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共出兵香港兵棋推演/宋征时

面对香港目前的全民抗争，北京当局如果出动大批武装力量实施大规模镇压，将会是怎么样的情景？能不能描绘一幅相关图景供大家参考呢？处于捍卫自由、争取民主第一线的广大香港市民对此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客观需求，甚至国际媒体界、外交界、政界、军界等可能也同样如此。因此，笔者试着尽其所能，把某些相关要素尽可能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作一点兵棋推演，以回应上述需求。既然是推演，结果就不能保证准确无误，甚至可能会有较大偏差，这一点希望读者见谅。这篇“中共大规模维稳兵法(香港版)”急就章，权且抛出作引玉之砖。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香港人民此次抗争成效空前，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网络通讯让人人明白抗争运动的步骤和态势，个个知道自己和同伴们应该做什么，很好地实现了“知己”。在“知彼”方面，香港人民还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共的罪恶底线–––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它“保底”的手段就是军队，就是军事镇压。《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每每置“知彼”于“知己”之前，可见“知彼”比“知己”更重要。因此，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就是“知彼”的首要任务之一。

会的。但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近乎单一的街头抗争方法在某些形势下的局限性。客观清醒地面对中共军事镇压这个绕不开的问题，会促使从事抗争的一大批有心人尽快地、更积极地使抗争形式多样化、战术动作多样化、方法策略多样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从而更好地动员群众、把抗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孙子兵法》曰：“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如果不充分了解可能导致抗争失败的隐患(中共镇压威胁已经是“显患”了)，面对中共突然镇压不仅会束手无策、牺牲惨重，而且也同样会在形势有利之际看不到某些发展抗争成果的潜在良机。

会的。但如果大家都像“六四”学生那样寄希望于“军队不会来”或相信“军队不会开枪”，香港的抗争就更有可能重蹈“六四”覆辙。宁可有备而无患，不可无备而受患；无备则患或自来。一定程度上减弱抗争声势，正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必要代价。进，要预留好退路；退，要着眼于反攻。想要做到进退适时、进退有度、进退自如，首先要懂得如何以退为进。《孙子兵法》最反对的就是统帅部不知进退的行为–––“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

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会有以上四种结果。反之，如果不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大家更容易不作策略调整，继续原来的抗争方法，就更可能导致以上第二种结果，即最坏的结果。明明面对威胁却熟视无睹而不通变，这完全不可取。面对中共出兵镇压的威胁，香港人民可以“将计就计”、敌变我也变，根据敌情而灵活机动地调整战术、改变抗争形式。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称道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以中共的嗜血本性，它肯定有镇压的动机，这是愿否镇压的内因问题。至于国际舆论的压力、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等对中共的制约，这是能否镇压的外因问题。分析应当首先看内因：中共镇压人民的邪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再看看外界制约它的力量如国际舆论等，这些外因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人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作进一步争取和调动，以最终制止大规模镇压。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香港人民高水平网络通讯的非组织化行动，“遍地开花”的游击战打法，头盔和防毒面具的使用等一系列创意举措，属于“伐谋”即“谋略战”；G20峰会之际在国际报章刊登“反送中”广告，属于“伐交”即“外交战”；游行示威，与警队对峙，属于“伐兵”；冲立法会，属于“攻城”。

面对中共军事镇压的不时威胁，人们打“持久战”的耐心容易日渐消耗，企求单靠街头抗争一蹴而就的投机倾向却有可能滋长。大家一定要避免“攻城”，不让中共有镇压的借口。调整“伐兵”的频率和节奏，更好地养精蓄锐，更多地以逸待劳，减少中共势力制造暴力冲突的机会。更多、更好、更多样化地“伐谋”、“伐交”，把这两篇文章做足。《孙子兵法》曰：“胜兵先(有把握)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投机)求胜”。香港人民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进一步认清中共镇压人民的本性；其次要对其军事镇压的部署和步骤有具体细致的而非笼统抽象的全面了解；其三要进一步“伐谋”(如对战略战术作调整)、“伐交”(如呼吁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香港、对香港警察实施统战)，尽一切可能“先胜而后求战”。

有人可能还会问：中共不管有力还是有意、无力还是无意，反正都有可能出不了兵、镇压不了香港人。我们降低街头抗争的规模和烈度，不是有可能丢掉近在手头的胜利果实吗？

《孙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强调：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寄希望于自己有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寄希望于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取之道。

寄希望于中共不会出兵香港，是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单靠街头抗争轻易取胜，是投机倾向。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能破除侥幸心理，能纠正投机倾向，能促使抗争艺术多样化，能让香港人众志成城地迎接一场持久战，并且在条件允许时尽力促成(但平时不寄希望于)它转化为速决战。

笔者呼吁香港人民学一学《孙子兵法》，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这部军事科学著作及其原理同样有助于我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推荐大家浏览一下共军经典《超限战》；该书第八章共17页(篇幅不长，一小时可读完)，提出8个原则：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作、全程调控；大家也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用于“以共制共”。有条件者要看更多兵书，实在没有条件的，就看看“三十六计”也不错。

香港人民自2019年6月初以来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全民性游行和大规模集会(简称“反送中运动”)，轰轰烈烈，此伏彼起，延续至今。与此同时，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的概率也在不断变化，并经历了以下阶段：

7月1日“冲砸立法会事件”已经为事实所指证、为舆论所公认是港府、中共特工或亲中共势力所为。7月21日的“元朗车站白衣人袭击民众事件”也同样如此。其实，以中共煽动仇恨的传统和惯用手法来看，7月21日“泼墨中联办国徽事件”、7月23日“何君尧家族坟墓被毁事件”等，基本上可以断定同样有很大概率是港府、中共特工或亲中共势力所为(至少是挑动民众愤而为之)；其目的是通过“苦肉计”，嫁祸于香港学生和市民，以便为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找到借口。

以中共专制的特性，它不会容忍香港特首普选、立法会普选(简称“双普选”)的正当诉求和民主意识进一步蔓延。中南海2007年、2008年、2012年、2017年多次违背有关承诺，阻挠或延滞“双普选”落实，已经理屈词穷，所以妄图通过制造事端和冲突，以便宣称“形势发生了变化”，港人的诉求“被人利用，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香港治安已经无法保证”等等，来为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找到借口，进而通过军事镇压来为自己政治上的尴尬地位“翻盘”，并借此来最终阻断香港迈向“双普选”的进程。

《基本法》第十八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据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1997年随驻港部队领导调查香港社会情况时，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香港人分为人数大体相等的三类：第一类是接受港英教育的原居民；第二类是1949年至1950年间遭共产党清算和打倒后逃到香港的；第三类是大饥荒(1959-1962)和文革(1966-1976)期间逃亡香港的。徐焰还说明，这是为驻港部队掌握香港社会情况提供依据的。

2018年，徐焰在一次讲话中再度提及这个所谓“三个三分之一”的分析，可见这也是为中南海制订近期香港政策提供依据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共针对香港的政策导向或取向：对第一类人尤其要“去殖民化”，打掉其“傲气”；第二类人属于当年漏网的“阶级敌人”，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甚至应当考虑镇压；第三类人完全由共产党治国无方所造成，徐焰也只能说“他(们)对你(共产党)印象好得了吗？”所以对他们需要“思想改造”，甚至送进类似中共开办于新疆的“再教育营”。

徐焰的“三个三分之一”论提示我们：中共已经把百分之百或近乎百分之百的香港人分别视为敌对者、半敌对者、准敌对者、潜在敌对者、敌对势力同情者。依照这一判断以及中共的意识形态惯性，提前在香港实施“一国一制”就应该是一项较为紧迫的战略任务，决不能长期等待、拖延、迟滞，即使毁掉“东方之珠”也在所不惜。

根据《基本法》第十四条，驻港部队执行任务后一般马上要回军营。即使驻港部队不受第十四条制约(而是按第十八条行事)，为保障建立“一国一制”而在香港实施军管，其8,000至10,000人的兵力也嫌太少。

中共所希望出现的局面或它所有意诱导的趋势，实际上就是第十八条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只有这样，北京才可以通过调动大部队进驻香港实行军管，终结“一国两制”，推出“一国一制”，并且“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如上所述，中南海一直希望的是尽早实现“一国一制”。香港回归以来，有关“双普选”、《二十三条》、“雨伞运动”、教科书、“一地两检”、《逃犯条例》等一系列纷争其实皆由此而派生。要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就需要中断邓小平“五十年不变”之说所承诺的期限以及平稳的过渡进程。要中断具有法理依据的承诺，需要外加强制力或动用武装力量。但主动使用国家暴力工具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干预，因此中南海必须首先找到借口来声称它只是“不得不”使用武力；而这个借口就是所谓“动乱”，而且必须是大规模“动乱”。

笔者再强调一下这一逻辑链：中南海要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就要中断“五十年不变”；要中断“五十年不变”，就要动用武力；要动用武力，就要先制造“动乱”；由于仅仅动用驻港部队兵力无法保障“一国一制”，所以就要把“动乱”规模搞大，这样才有借口派遣大部队进驻香港，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因此，中南海最关注的肯定不是与一般“社会治安”或小“动乱”相关的《基本法》第十四条，而是与大“动乱”或“暴乱”相关的第十八条。

制造上述“冲砸立法会事件”、“元朗车站白衣人袭击民众事件”、“泼墨中联办国徽事件”、“何君尧家族坟墓被毁事件”等，目的都在于通过逐步诱发暴力行为、累积暴力效应、扩大暴力规模、提高暴力烈度，逐步把局势推向第十八条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从而为中共动用大部队出兵香港找到借口。如果民众只有个别、轻微的暴力行为，甚至根本没有暴力行为，那么中共特工或亲共势力就会来打、砸、抢、烧、冲(击)，制造出中南海所需要的“暴乱”和失控局面。

因此，人们如果想预测中共会不会大规模出兵香港并且实施大规模镇压，主要观察点不应当是驻港部队，而是要看香港局势与《基本法》第十八条的相关性，要看香港的暴力事件(或所谓“暴力”事件)是否被中南海(以它的标准而非根据公众舆论或按照国际法准则)认为(或故意一口咬定)严重到需要派出大批赴港部队越界从大陆进入香港特区。至于驻港部队，即便在大规模镇压时，也会较少开枪甚至有可能无需开枪。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2) 临镇压时(“第四阶段”末尾)接引大部队到位，抢占、控制或保卫各战略要点，包括机场、海底隧道、桥梁、码头、关键设施等，如大帽山雷达监听站、香港国际机场、石岗空军机场、青马大桥、汲水门大桥、昂船洲海军码头、中环附近的各个码头等；驻港部队估计不会负责控制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港珠澳大桥，该桥梁一般会交由珠海驻军(广东省军区海防部队第2团等部)先期控制。

“六四”期间，中共为了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动用的部队来自当时全国陆军24个集团军中的14个集团军；此外还有部队来自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以及北京军区第14炮兵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北京市武警总队、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等。总兵力达25万人至30万人。此外，还应当加上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警察人数。

根据“六四”的情况推论，中共要镇压香港人民当前的抗争，除动用香港警察和驻港部队以外，可能还需要再加上60,000至70,000人的兵力。这六万至七万人的赴港兵力构成中，估计武警比例最高(约40%至60%)，解放军次之(约35%至50%)，大陆警察比例最低(约8%至15%)。

(2) 赴港武警部队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就近驻扎在广东、湖南两省的武警第126机动师，师部驻广东省广州市，估计其主力会开赴香港。布署于全国各地的14个武警机动师，除武警第126机动师外，其他13个机动师估计每个会派出营级、团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每个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会派出连级、营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让每个机动师、每个省级总队都赴港“参战”，目的之一是为了迫使它们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互相防范，以防止有部队临阵倒戈、发生兵变。

(3) 赴港解放军陆军部队可能来自所有集团军，估计每个集团军会派出营级、团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让每个集团军加入镇压行动，其目的之一也是迫使它们互相监视、牵制、防范，以杜绝兵变的可能性。1989年“六四”期间参加北京戒严的14个集团军就是如此这般部署的。

这也同时意味着赴港解放军部队可能来自所有战区(而参加“六四”镇压的部队来自当时七大军区的其中四个)，而且还会包括其他军兵种(如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空军空降兵、海军陆战队)。

隶属空军的空降兵军(原空降兵第15军)按其驻地可分为湖北省孝感市的“南集群”和河南省开封市的“北集群”。前者主要用于向南展开，后者主要用于向北展开。估计两个“集群”都可能派出下辖部队出兵香港。1989年“六四”期间该军主力(包括“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4旅和“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3旅)参加北京戒严，6月3日下午从南苑机场出发向北开进，于次日凌晨进抵天安门广场。

(4) 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原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军部驻广东省惠州市，与香港近在咫尺，估计会担任戒严大军的先头部队。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第74集团军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六四”事件中的原第38集团军。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部驻河北省保定市，为驻地离北京最近的集团军，也是“六四”期间最早进京的部队(该军1989年4月22日首次受命进京遂行胡耀邦追悼会警戒任务)。

第74集团军陆航团(原第6陆军航空兵团)驻地及机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与驻港部队空军航空兵团驻地香港新界元朗区的石岗机场之间的直线距离约154公里。第74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团(原第124两栖机械化步兵师第372团)驻扎在深圳，与香港特区仅一河(深圳河)之隔。该团曾经有过突破街垒等城市巷战的训练，有可能担任赴港大军先头部队的“开路先锋”。

(5) 香港地区军事管制和军事镇压的前线指挥部一般会设在深圳，负责统一指挥驻港部队、解放军赴港部队、武警赴港部队、大陆赴港警察、香港警察等等。整个行动的战略预备队也会在深圳集结待命。

(3) 在临镇压当口(“第四阶段”末尾)，来自各不同集团军的解放军部队会在短时间内先后越界或同时并肩平行越界，经罗湖、沙头角、落马洲、文锦渡、皇岗等口岸迅速进入香港特区地界。这与大陆警察和武警逐步渗入香港的方式不同。解放军赴港部队应不限于陆军，还应该包括其他军兵种，如空军的空降兵部队、战略支援部队的特种分队，等等。估计会有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大型编队进入香港特区上空。

参照“六四”期间14个集团军进入北京的情况，如果在罗湖海关至尖沙咀这条由北而南贯穿九龙半岛的高速公路主干线上出现长达10公里以上的军用车队由北向南行进，应该属于可能之事。这样长蛇阵般的车队应该会包括坦克、装甲车、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防空导弹发射车、短程战术导弹发射车、电子侦察车、电子干扰车、指挥车、通信雷达车、装备牵引车、医疗救护车、军用炊事车、运输卡车，等等。

以上只是大陆警察、武警、解放军三大类武装力量开赴香港的大体顺序，而实际情况应该会纷繁复杂得多。换言之，以上顺序并非“刚性结构”。可以设想，驻港部队深圳基地内待命的巷战特种分队，有可能在赴港戒严部队完全占领香港、基本控制特区局势之后，才受命赴港，肃清“残敌”。大陆警察赴港的人数曲线波动的实际幅度也有可能较为平缓，不同于以上分阶段估计。若干武警部队也可能在临镇压当口，与解放军各部队一起蜂拥越界。在临镇压当口(甚至时间上略超前)，驻港部队对香港国际机场实施控制和军管几分钟后，空降兵部队即可能在机场跑道上实施机降，抢占先机。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原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准备用于南海海域和台湾海峡方向的两栖作战旅(近似于海军陆战队)，也完全有可能在大规模镇压行动开始前一夜率先在香港特区内(如香港岛浅水湾一带)隐蔽实施登陆行动。

6月12日，开枪行动已经由香港警察通过使用警用低杀伤性武器作试探性实施。若干新型警用武器如海绵弹发射枪(7月28日首次使用)等，操作人员为乔装港警的大陆警察或武警的可能性较高。

如果真的发生赴港大军实施大规模镇压，届时香港警察、大陆警察、武警部队、解放军赴港部队都会使用军用杀伤性武器(主要是步兵轻武器)开枪，与北京“六四”差不多。如零星开枪示警等不计在内，驻港部队一般会最后实施开枪镇压。

估计武警部队开枪多于解放军，主要依据是时间延续长度。武警开枪一般会早于解放军。武警开枪延续时间长，发射子弹数量自然较后者为多。仅就步兵轻武器而言，装备解放军的武器略优于装备武警的，但两者差距总体上很小。

估计解放军开枪多于大陆警察，主要依据是任务性质。与武警一样，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镇压，而帮助维持实施镇压后的当地秩序则是次级任务；大陆警察虽然加入实施镇压的行列，但其主要任务是维持镇压过后的香港社会秩序。大陆警察平时较少配备步兵轻武器，赴港前临阵配备的武器型号一般相对陈旧，属于解放军、武警更换新型号武器后“退役”的“老字号”。

估计香港警察开枪少于大陆警察，主要依据是武器配备比例。港警不太可能全部配备步兵轻武器或者说军用杀伤性武器。之所以不让他们如大陆警察那样“全数武装”，主要是为了防范他们作为当地人而同情港人抗争，甚至阵前倒戈。

估计驻港部队开枪比香港警察还要少，主要依据是其任务性质。驻港部队主要任务并非直接实施镇压行动，而是为镇压行动提供情报、引导、协调、参谋、特种通信等各类支援。

各类军用战斗车辆包括坦克、装甲车、装甲运兵车等；还有用于防止兵变的自行火炮、防空导弹发射车、短程战术导弹发射车。其中防空导弹发射车作为北京地区戒严部队的武器装备曾经于1989年6月4日开进天安门广场就地部署、进入高度戒备的实战状态。估计当时有情报显示空军部队或有兵变迹象，且可能会空袭天安门广场以及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在内的周边区域。

估计中南海不会像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那样动用空军轰炸机攻击地面示威群众；但有可能出动歼击机掌握香港特区上空的制空权，以震慑赴港部队发动兵变或各部队之间互相火并；动用陆军航空兵直升机群攻击地面示威者群体则不无可能。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地区戒严部队指挥部曾有军头一度提议用直升机攻击堵住街道的抗议人潮，以保证某受阻集团军及时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推进。

装备包括电子干扰车(军警通用，用于切断局部地理小范围内的所有电子通信，造成手机无法使用)、电子侦察车(军警通用，移动型人脸识别装置)、指挥车、通信雷达车、装备牵引车、医疗救护车、军用炊事车、运输卡车，等等；以及陆军两栖作战部队的登陆装备如气垫船(艇)等；还有无人机(军警通用)等。

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说的是后勤保障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粮养兵，草秣马，古代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物资数量上最主要部分就是粮草。现代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则要远为复杂得多。2016年，解放军为此组建了一个新的(军)兵种 ––– 联勤保障部队。

如果北京当局对香港实施全面戒严或大规模镇压，驻港部队8,000至10,000人的兵力，加上解放军、武警、大陆警察共60,000至70,000人的兵力，其总体规模达约七万至八万人。除了这些兵力之外，还应当再加上香港警察。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达十万之众，一旦出现于香港特区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当属史无前例。与此同时，其后勤保障的任务压力也会很大。

仅以驻港部队的库存，即使处于满贮状态，仍然无法满足包括各现代化军兵种和香港警察在内的约十万大军的大批量、多样化后勤保障需要。除联勤保障部队的作业之外，赴港解放军、武警部队后勤保障的压力相当部分要由广东省军区来承担，其中或包括常用型号弹药、运输车辆、燃油、食物、医疗救护等等。军兵种专用武器装备(如直升机、坦克、装甲运兵车、通信侦察车、新型单兵轻武器)以及弹药基数和备用件，则应由各路赴港部队自行负责携带。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人数肯定超过香港总人口的1%。在北京当局对香港实施全面军事管制和大规模军事镇压之际，香港地下党的活动极其活跃，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人们很难详细了解这些秘密活动，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香港假若真的会有“彻底回归祖国怀抱”之日，就是中共在港地下党悲剧的揭幕之时。

中南海与平时一样，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解放军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兵种及其赴港部队中的任何一个。“六四”期间，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抗命，拒绝镇压人民。作为解放军陆军头号王牌部队，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由中南海最信任的集团军一度成为最遭防范和最受监控的集团军。中南海也不完全信任武警各机动师、各省级武警总队及其赴港部队中的任何一个。2012年3月19日周永康策动政变时，动用过武警部队包围中南海。

对于广东省军区下辖部队和广东省公安厅下属人员，中南海的这种不信任感尤其强烈。这与中共自1949年建政后约50年间多次搞反对“广东地方主义”运动有关。反“广东地方主义”往往搞“人人过关”，至少上万名广东省、广东籍、广东省兼广东籍的干部先后程度不同地受到迫害、清洗、牵连、牵累或连累，甚至连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叶选平等那样的高官亦未能幸免。近年来，中共力图推行“废粤语”的语言文化政策，其实也是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延续。广州、香港等地“撑粤语”的民间举动，都被中共高层视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设立了针对“港独”及“粤独”的部门机构。

由此，中南海对香港地下党必然更加不信任，认为香港的大部分中共党员靠不住，甚至作为骨干力量的香港各级党内干部也未必靠得住。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如此自由化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思想上必然会不符合专制政权对人民思想控制的标准和洗脑的要求。

从历史经验看，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伊始便确定了对建政前主要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人士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从1949年至1979年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残害了无数自己的地下党同志(包括位高权重的骨干、中坚)，无论规模、手段、迫害烈度、受害人数都不可思议地远远超过其当年的政治对手、内战敌方国民党；更不用说中共还推行国民党并不实行的株连家人野蛮政策。上述反对“广东地方主义”重点打击的目标中，广东地下党首当其冲。

2005年，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讲话中说过：将来中共军队使用生物武器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时，同时杀死亲共的华人(其中自然包括中共地下党)也在所不惜、不足多虑。为什么呢？迟浩田解释说，“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数是我们的负担，他们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熏陶惯了，不容易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如果他们生存了下来，我们以后还要搞运动对付他们，改造他们。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打倒国民党解放中国大陆时，有那么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举双手拥护我们，但后来我们还不是要搞‘镇反’和‘反右’来重新清理和改造他们？有些人隐藏很深，到了文革才被挖了出来。”

据上文所述徐焰少将2018年的讲话，香港人口的“三个三分之一”即百分之百(或近乎百分之百)是敌对势力或同情敌对势力的异己力量。所以“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比台湾都坏。”把这些“敌对势力”一网打尽之后，香港地下党无疑会随之落网。

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一旦中共对香港实施军管和大规模镇压，并且得逞的话，那么在镇压过后，香港的大部分中共党员首先会成为“党的最得力依靠力量”来作稳定当地社会秩序、挽回海外负面影响等方面工作；然后，他们中“部分同志”的“香港地方主义”(或另一名称)倾向会受到批评处理；再往后，反对“香港地方主义”和肃清“党内殖民地思想残余”(或另一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全面铺开了，其惨烈程度或许超过上述的反对“广东地方主义”。

在争取外援的同时，香港人民应该迅速实行战略调整，把自己的抗争由主要靠人员数量规模的“准单一街头抗争型”逐步转变为战法多样化、打击具有更高精准性、令中共防不胜防的“多路奇兵全线无规律出击型”(但不排除或放弃街头抗争，并不时运用，只是在频率和节奏上适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