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理论早已点出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
茨仁卓嘎
1952年，中国的大学照搬照抄苏联，不顾各个学科本身的特征，把政治学和社会学，乃至原法科留下的研究边疆民族事务的边政学(台湾的大学仍有边政学，学术思想偏大一统，长期服务于前蒙藏委，也是中共统战之对象)等被当局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进行停办，划入和裁撤。导致这些学科的研究水平，今天的中国都大大落后于文明世界。
当局头疼中国存在的汉族和少数族裔间不平等和汉族与少数族裔间互相仇恨的社会现象，阻碍着中共“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确立，却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现在，以习五一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宗教理论学者，和以朱维群为代表的旧思路中共民族工作官僚，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企图在不真正解决少数族裔合法权利问题和经济社会地位问题的前提下，无耻地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包装中华沙文主义，强制灌输给大监狱里的各个民族。无疑会给下一次民族冲突埋下伏笔。笔者不禁要问，这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推行的“内鲜一体”有何区别呢？
笔者作为贵国“殖”藏秘密的无情揭者，“敌对藏胞”(与统战部“友好藏胞”一词相对应)，义务担任党国的教师爷，伤害中共的感情，就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况且，在中共理论界严重倒退的当下，能有位教师爷发出铮言，还是贵党的荣幸。若贵党能虚心听下去，也算贵党还不算太糊涂。
中国民族问题在社会上的种种矛盾表现，其实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学理论予以研究并防范化解的。可悲的是墙内社会学理论落后，而且没有学术自由，境内学者不能真实地用心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敢于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有所开拓的学者，如前中央民大伊力哈木老师，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关入监狱。美西方不强推什么“盎格鲁萨克逊共同体意识”，且多元化程度高于中国，社会中各族裔和谐度高于中国。有中国学者可能反驳，仇恨亚裔那是咋回事？笔者笑曰：“俄罗斯支持欧美极右翼新纳粹团体，破坏欧美社会健康发展，其实西方人非常讨厌这个”。
据挪威广播公司NRK最新报道，挪威统计部门发布的民调说，北欧发达国家挪威的绝大多数国民对外来移民呈欢迎态度。
美国也不需要像中国一样，在印第安保留地配置大批军警予以戒备。原因在于被中国当年裁撤的社会学理论中，正含有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理论。以我说，美国印第安人享有的优惠自治政策，可以说是我境内同胞的50倍。早在1934年，美国便通过了《印第安人重塑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用于修复曾受创伤的印第安人社会。印第安人不仅有合法保护本民族权利的维权团体，而且在美国，印第安人在经营博彩行业上甚至比白人有更多的宽松政策，导致一些白人要经营赌场，还得冒用印第安人的名义去取得优惠。许多中国人不知，印第安人经营赌场，也并非完全花天酒地，印第安人把博彩盈利分红给村社群众，无疑是增收来源之一。有印第安人的社区大学，就是以赌场盈利来作为资金来源而建设的。
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倡导社会大众对任何的族裔都要避免ideological racism(暂译：意识形态型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是一个社会全体，对某一族裔的思想上的，态度上的，感情上的集体歧视，它比个人的“小偏见”更可怕。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以往发生的民族纠纷乃至冲突事件中，一些无知的汉族人对少数族裔大打出手，造成族裔冲突事件的产生与族群对立。乃至已故美国汉学家梅兆赞指出的“西藏问题不仅仅是共藏问题，更要看到很多中国人对少数族裔的帝国主义心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意识形态型种族主义”遗毒在当代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和消弭。正如在国际上无论是西方藏学家还是海外自由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笔者自己考证，早已不断揭露“农奴制”可笑谎言。官方意识形态却依旧不反省，仍然把旧西藏社会描述成一片漆黑，请当局扪心自问，这有利于“意识形态型种族主义”的消灭，有助于平等团结民族关系的树立吗？!以中国官方藏学家廉湘民先生为例，廉是土家族，土家族在旧社会是真正的野蛮族群，直至中国明代还有“人殉”记载，廉湘民先生在研究旧西藏多黑暗前，应该揽镜自照。
此外，西方社会学倡导，一个社会要避免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机构性的歧视，卓嘎译)。
所谓机构性的歧视，是指在社会运行当中，公立学校，司法机关，以及行政和经济部门，基于特定的族裔背景，对该族裔的公民实施不公平的待遇。在中共编写的培养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教材中，也感叹道“在中国，中国国民意识最薄弱的民族是维吾尔族和藏族”。维吾尔族和藏族，在中国内地被公安机关登记为“涉疆人员”和“涉藏人员”，乃至彝族被登记为“涉彝人员”(你没听错!彝族也遭到歧视)，其监控歧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内地很多工作单位惧怕这两个民族的求职者，这种问题如不得到解决，“机构性的歧视”在当代中国民族矛盾里无解，将影响藏人，维吾尔人的经济地位。朱维群早年文章也承认，内地一些机关对少数民族的过分安检等歧视行为，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
笔者还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下，且社会型媒体网路(SNS)很利于增长不同观点的社会对立，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的传播规律作用下。单方面封杀“负面涉藏舆情”，选择性地不管控中华沙文主义舆情，更会激起藏人等少数族裔对中共当局的怨恨，可能引起冲突的发生。历史上的教训不远，在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前，纳粹宣传部控制下的各个宣传平台，便公然煽动着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在90年代，卢旺达大屠杀中，传统媒体———广播散播的仇恨煽动言论，也助推了种族屠杀悲剧的发生。在卢旺达屠杀前，卢旺达RTLM电台公开播送的种族仇恨言论，便是触发大规模屠杀的导火索。因此，卢旺达大屠杀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从录音带到种族屠杀”(the soundtrack to genocide)。我认为，境内社交平台和论坛，在现行制度下，必须同时，公平地遏制中华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肆意传播。为各民族共享网络空间创设一个和平，理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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