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藏人今生都不能也不应该靠中共
茨仁卓嘎
回顾中共2012年后的“新时代治藏方略”，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转换就是在“来世问题”上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前自治区书记吴英杰多次公开阐述“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产生的负面影响，过好今生幸福生活”。
关心西藏问题的朋友，肯定会记得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中央党校女教授靳薇2013年透过中共在港大外宣《亚洲周刊》杂志对外界的放话。她指出，根据自己在藏调研，发现境内藏人当时所持有的思想是“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靳薇教授还谈了“让达赖喇嘛回家，可考虑让达赖喇嘛定居香港，用金瓶掣签避免两个灵童”。似乎故意发表一些看上去和当局政策原则不一样的“尺度大”言论，来对海外藏人贩卖希望，也测一测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的水温。部分海外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传着“藏中要和解了”等错误讯息。他们不知道，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接受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采访，必须事先接受党组织的批准。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即便触碰到最具敏感性的涉藏问题，也要事先由党中央审核才能对记者说。言论尺度大小，中央说了算。中国驻外大使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也必须事先接受党组织批准，言论尺度和立场要符合中共统战和外事斗争需要。所以，靳薇也不是真正有言论自由的学者。与她的前同事蔡霞不一样，靳教授发言后，中共也没有约谈她，可见她的采访并不是代表个人意见。在有关言论发表后，胡平先生立即站在藏人利益和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批驳了她的言论，让中共“钓鱼不成反丢鱼竿”，非常难看。
因此，在分析中共对藏政策时，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当局有新思路，达赖喇嘛尊者可以回家”这样的不切实际的猜测上。而是应该把吴英杰“消除影响，过好今生”这一对藏新政策与靳薇当年在西藏调研透露的讯息联系起来看。才能洞察当局隐秘的价值观，透视中共想让境内藏人放弃什么，得到什么。
中共透过严厉管控境内藏人宗教活动，从文化上把藏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断根。其中包括自1998年江泽民时期就想解决的藏人党员干部信教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怎么来的，笔者已翻译了罗伯特·巴内特教授论文中毛卫华向江泽民打小报告的故事)。虽然朱维群百般辩解说什么中共没有强迫任何人入党，入党就是意味着主动声明世界观上是无神论者。但朱维群闭口不谈西藏的特殊性，西藏的财政高度依赖于北京，这决定了与中国内地不同，西藏民间社会的经济空间非常狭窄。只有成为党员干部才能变成喝红色奶水的核心阶层，境内藏人俗话说“有了工资，家里就像有了一头奶牛一样”，换句话说，西藏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的经济鸿沟，都是中共所人为创造的。就像在西藏，爱国活佛有好酒好肉，吃香喝辣。想为人民谋福祉，捍卫民族利益的宗教人士却被百般迫害一样。今日西藏成为了奸佞荣华富贵而善人穷困潦倒的悲惨社会。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统制经济。今日西藏难道不是这样？
此外，公务员不一定是党员，但公务员属于干部阶层，宪法凭什么让西藏所有公务员都放弃宗教信仰呢？中国宪法规定公民可以在家从事合法的宗教信仰，但是西藏的管控方式是侵门入户检查，骚扰着人民的安宁生活，打压着人民最后的私人领域空间。
所以，境内藏人“来世靠达赖喇嘛”这种模糊的面对境内形势下的处世模式行不通。一旦靠了党，便总有一天丢掉你幻想中的想“来世靠达赖喇嘛”的权利。中共现在甚至还编造歪理邪说，声称藏人迷信宗教的原因是怕“不信达赖来生无法转世”。这是多么可笑的荒唐滑稽言论，佛教从不强求，佛教强调：一个人选择什么宗教，是因其本性和机缘，转世到哪里，视其今生所作所为。被剥夺了信仰根本上师达赖喇嘛权利的境内藏人佛教徒，如果他按照一个佛教徒的道德标准去做人，难道就“不能有好的来世”了？中共把佛教教义篡改成类似“因信称义”的基督教学说，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境内藏人应该从思想认识上与中共开展切割，它篡改我们的宗教，剥夺你的权利。今生靠共产党，迟早会连今生的“幸福”也会被夺去。境内藏人需要继承班禅大师的遗愿，不靠党靠自己，为藏人的未来勇敢地开辟壮大民族经济体系，与红色供应链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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