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苦难
——关于大型雕塑《西藏自由之路》
朱 瑞
达赖喇嘛尊者朝欢呼的人群走去,一阵攒动,人们争先和尊者握手,而他,退了下来。却被尊者发现了,并立刻加快脚步,拉住了他。
他的低调,吸引了我。后来,我坐在他的身边:“听说,大型浮雕《西藏自由之路》的完成,也是你的成就啊!”“那是陈维明的作品。”他说。
我就转向了另一边的陈维明。这位著名北美雕塑家,正躲在所有声音的后面,宁静得像一片没有任何斑点的叶子。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你创作了那么惊心动魄的《西藏自由之路》?”我问。
“和我们原来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陈维明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教育是农奴主、农奴愤,尽管没有太影响我,可也没想到,现实刚好相反,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冻烂了脚趾、手趾,还有的,在爬雪山时就冻死了……我就想表达出来。可是,雕塑语言和其它艺术不一样,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正好去年薛伟兄委托我,为西藏抗暴50周年创作一个作品……“
我看了看这边一声不响的临阵逃脱者。是的,他就是薛伟,一个早就看清了中共政权本质,几十年来,从没有间断地寻求民主的勇士。这也是为什么,千万人中,即使仅仅一个背影,达赖喇嘛尊者仍然认出了他。
“浮雕中有十个人。”“陈维明继续着,”“僧人,代表了西藏的知识分子;前面有一个年轻妇女,她虽然已经被枪打倒了,但是,还努力挣扎向前展望。雪山杳无人迹,非常恐怖,那么多的人都死了,还有一个女青年,就倒在一位老人的怀里,死不瞑目,眼睛是睁着的。后面有一个转着经筒的老妇人,是在祈祷平安到达;还有一个女孩,双手合十,脸上挂着眼泪,也在祈祷,都是无邪的期盼。我在雕塑这些的时候,也流泪了,那是在自己的心中又过了一遍,也经历了一遍这种痛苦。最后一个西藏人,女青年,怀里还抱着小孩,这个小孩的眼睛,让我想到那个很古典的油画《庞贝城的末日》,那种惊恐,一直在我的心里,我忽然发现,这个西藏小孩的眼睛和那油画上的惊恐,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是看着上苍,当然,也可能是看着枪林弹雨……十个人物,你会从他们的服装中,感受到,这些人正在经历慢长的劫难……就在我雕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听到了囊帕拉的枪声。”
“作为中国人,你是怎么看到了藏人的苦难?”我看着陈维明。
“我比较喜欢换位思考。我想,如果我是藏人,我会怎么样?如果我的家里人被枪杀了,我又会怎么样?”陈维明看着不远处达兰萨拉的群山,又说,“对了,雕塑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我们把这个雕塑就放在编辑部隔壁的院子里。一天早晨,很早,外面还是黑的,3点钟左右吧,我接到了薛伟兄的电话,我说:”这么早,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刚刚做了个梦,哭醒了。'’什么梦?'‘我梦见我们的雕塑被共产党砸碎了。你到外面看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我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吧?'不过我还是马上起来,到了外面,确实没有被砸,因为外面是有铁栏的。”“他那时住在编辑部里面,”薛伟也说话了:“那个雕塑太大,就放在编辑部外面,露天的,尽管三面有铁栏,但要翻进去是容易的。我总是提心吊胆,就怕会出点甚么事情。后来,有朋友建议要运到香港展出,我又担心,怕拿不回来,这是呕心沥血的……”
“这部人文作品,完全超越了民族界线!”我看着薛伟。
“1996年,我第一次来达兰萨拉,看到很多藏人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带着小孩朝见达赖喇嘛,而后,把孩子留下,大人回去,有的人就倒在了雪山里。他们寄希望于下一代,能保留西藏精神……我就想,这么大的牺牲,是该被纪念的。尤其全世界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来达兰萨拉,记者,作家,志愿者,游人……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西藏人的苦难,应该立一个纪念碑。那时,我想到一个雕塑,就是二战美军在塞班岛登路时,有一个士兵奋力高举着国旗,另一个推着快倒下的旗手,前仆后继……我也想到了犹太纪念碑,德国总理勃兰特能跪下献花,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向藏人致歉,感到愧疚!
“法国人在200多年前,为了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送一尊自由女神像,现在还耸立在纽约的哈德逊港口,200多年以后的中国人,也要送一尊雕象,为了支持藏人的自由事业,早一天结束他们的苦难。后来,我就和陈维明商量,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雕像,他做的非常成功。当时我想象的不像陈维明现在的这个作品这么大。
“第一次在纽约揭幕时,有600多人参加。纽约市议员托尼。艾维拉,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西藏驻北美代表处代表罗桑念扎、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噶扎西等人都来了,揭幕时,响起了悲壮的西藏乐曲……”
大型雕塑《西藏自由之路》,目前就立在达兰萨拉的博物馆内,像征着中国人正在从虚构的、伪造的历史教育中醒来。意识到,让藏人脱离苦难,不仅是中国高层,也是中国普通人的责任。
大型浮雕《西藏自由之路》,还常让我想到在达兰萨拉与陈明维明和薛伟先生相遇的情景。他们到这里,不是为了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拍一、二张容易出手的照片,不是为了矫情地赶时髦,说几句不疼不痒,两边听着都不犯忌的套话,不是为了炒作自己……不是!薛伟说过,“民主,不仅仅是社会制度和一两句口号,也是坚定和深沉的信仰,是接人待物,是一种生活习惯。当然,也是精神解放和换位思考。”(2010年4月完稿于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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