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四川藏区甘孜州的色达县与炉霍县、以及阿坝州的阿坝县和壤塘县,发生了一系列藏人抗议事件,中共军警再度开枪镇压,造成至少7人死亡、60多人受伤,藏区处于危急中。针对这一最新事态,旅居纽约的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媒体人士)于2012年1月29日(星期天)下午2-5时在皇后区举行了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就西藏危机说明真相、分析原因、评判局势。
会议由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主持,并邀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札和代表处相关负责人贡噶扎西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教授罗伯特?本奈特就自焚事件的文化宗教背景做了系统介绍。《1959,拉萨》作者、独立学者李江琳就过去六十年里中国军队在藏区的军事行动做了历史分析和比较。
罗桑代表首先代表藏人行政中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就“谁该负责任?”的问题,罗桑代表驳斥了中国政府把责任一方面推给达赖喇嘛尊者、另一方面推给海外藏人的说辞,指出:如果我们要避免陷入一场“怪罪游戏”,中国政府就必须认识到自身“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施六十年后的失败,切实拿出诚意来回应藏人的诉求。就“藏人为何自焚?”的问题,罗桑代表指出,原因之一是藏人失去了希望。藏人自焚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和外部对藏人缺乏关注,而是中国政府的继续高压政策让藏人失去了信心。例如,自2002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就反映出中国政府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原因之二是藏人失去了恐惧。如果藏人连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还有何惧呢?
罗桑代表还指出,自焚的藏人有两项共同的诉求:一要达赖喇嘛尊者归家返乡,二要西藏自由。他希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些诉求不是要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要维护藏人的尊严、赢得藏人的自由。只有实现了后面两项,才是建立西藏永久和平、和谐的开端。
罗桑代表还代表藏人行政中央提出三点要求:1. 开启真诚的、有意义并有成效的对话来解决现实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和副总统必须向来访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施加影响。2.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藏区的屠杀,应该像亲兄弟一般地对待藏人。3.建立独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清真相,确定在何处发生了自焚和枪杀、何人死亡受伤和伤病人员的下落,等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本奈特教授详细回溯和比较了过去三十年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康巴和安多地区)抗议事件发生的规律。他指出,八十年代的零星抗议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但近来的抗议扩展到达赖喇嘛未曾建立实际管制的东部藏区。抗议的主体是年轻人,他们既不是要恢复贵族制或封建农奴制,也未经历过文革,他们的反抗是直接针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本奈特教授尤其指出,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历史学家会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他还比较了甘孜和阿坝地区在本世纪政府在警察、治安和武警上预算数字的变化,看到近期一系列的抗议事件都是在大规模的增加维稳预算以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政府加重对寺庙和僧人的控制引发了反抗,而不是反向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还揭示,僧侣的自杀、自焚事件基本都发生在那些被政府军警围攻过和抓捕过的寺庙里。他还特别指出,康巴地区的藏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文化、丰厚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熟练运用现代社交通讯工具和技术的能力,因而,中国政府感受到深刻的威胁。
西藏问题专家李江琳回溯和分析了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军政府”控制的历史。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军政府基本上由“平叛”后的转业军干部组成。从1956年到1962年,一直都有不断的针对藏人的“秘密战争”在进行。而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的藏人从未停止过抗议。六十年的抗议可分为五波:1956年至1962年的所谓“叛乱”;1968年至1970年的所谓“再叛”;八十年代(主要是1987年到1989年)的抗议;2008三月抗议;现今的自焚和抗议是第五波。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针对去年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西德讲话发表看法。朱维群谴责自焚者违反佛教教义,并谴责一个叫彭措的自焚僧人,同时透露中国政府以“转移”和“藏匿”的罪名分别判处一名僧人和彭措的兄弟11年、10年和13年的徒刑。胡平指出,个人的自杀行为是不为佛教所接受的。但如果僧人是为了捍卫信仰、僧众利益和社会公益而舍生取义,却会博得人们的同情、支持和景仰。他举例说,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将”在法门寺搞打砸抢就自焚而死。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自焚的事情。当时两位僧人还帮助年迈的法师铺垫坐稳,另外三百和尚集合围坐抗议,同时阻止警察阻拦干扰。中国历史上的儒生也曾以自焚的方式抗议。明末满人入侵后,都出现了官员和平民的自杀自焚事件,而且还数量惊人。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也有学生曾提出自焚。今天汉人地区也都出现因强撤强迁而引发的自焚事件。在历史上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教都有这种先例,同样表达的是一种抗争、抗议,绝非是暴力行为。在谷歌搜索征地自焚、拆迁自焚的就有390万条。
胡平还引用圣雄甘地的话说,非暴力抗争有温和的和激进的形式,后者的激烈度不亚于一场战争。所以,甘地把从事激烈非暴力抗争的人称为战士,把在这种抗争中牺牲的人称为“烈士”。只有从整体上,我们才能理解和领会抗议自焚者的处境、激情和精神。他还指出,在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后,中国的知识界在刘晓波和王力雄的推动下发表了声明声援,公盟的许志永也公布了报告。但由于当今政府镇压的加剧,国内的知识分子处境更加困难,所以也没有发出声音。但胡平肯定中国公民在网络的留言和评论里表现出对西藏事务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对政府宣传的怀疑抵制。例如,他指出,网民群攻中国政府向藏区送去百万“四个领袖像”就是一种文化侵略,就是对西藏文化的打压。胡平呼吁,海外华人有责任利用互联网、资讯自由向国内介绍和阐明有关达赖喇嘛和“中间道路”的真相。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高级研究员张博树提出,藏区当前的局势必须放到整个中国的整体转型中来认识。过去三十年藏区形势的变化是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大形势相关联的。从1978年到80年代藏区形势的缓和和积极变化是和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整体向上的氛围相联系的。但从1989年“6.4”镇压后,中共党政集团全面丧失合法性。自90年代以来,北京加大了对藏区的经济投入。对此我们不能说全无成就。但在“怕出乱子”的心态下,也加强了对藏区的文化、宗教和社会控制。但控制的手段和方法非常愚蠢。例如,寺庙建设表面上装潢漂亮,但政府的渗透继续了专制的手段,从基本逻辑来讲,与对汉人的“维稳”逻辑、人盯人的控制是一致的。
张博树说:随着达赖喇嘛的威望不断提升和海外藏人的影响日益增加,北京日感不安,把藏人当敌对势力来看待。对立情绪导致反抗,反抗又引发更进一步的镇压,最后大量动用武警和军队。中国政府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恶性循环。如何改变这一严重局面?张博树提出,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整体转型,也就是宪政转型和民主化。他倾向于促成和平渐进的转型路径,因为它有四大优点:1. 可以给执政者时间和出路,让他们下定决心来适应历史的潮流。2. 从容地进行制度设计,找到解决藏人的高度自治与一个大国的治理相适应的办法。3.由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渐进转型可以给中国百姓时间和心理上的空间来充分了解少数民族。4.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它也有利于重建内地和藏区的经济联系。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紧张局势增加了突发和暴力转型的危险,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北京必须认真对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看清历史大势,为未来找到出路。
《中南海厚黑学》作者、前哥伦比亚访问学者陈破空特别指出:要注意到中国政府在处理汉人和藏人抗议时的不同手段。虽然,中共对汉人和藏人都实施压迫、监禁、屠杀,但近些年来,中共处理汉人抗议,也呈现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汉人抗议,经常发生向警察投掷石块、烧毁警车、包围派出所等举动,中共方面,抓捕抗议带头人、发射催泪瓦斯、驱散群众,但并非每次都开枪镇压(2005年广东东州村曾开枪),官方报道中也并不定性为“打砸抢烧”。不久前的广东乌坎村,民众以暴应暴,自我武装,拒官兵于村外,当局甚至以和谈、让步、妥协、释放被捕民众,惩办基层官员,来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但面对藏人抗议,和平请愿,或聚集派出所前,中共部分青红皂白,一律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直至强行压下抗议,官方报道,总是诬指藏人“打砸抢烧”。对维吾尔人,也是如此,只有开枪、流血的暴力解决。中共对待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不同手段,按常识来说,是种族歧视;从心理上而言,是殖民主义。中共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却认为西藏是外国;中共声称“藏人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却认为藏人是外国人;中共声称“解放西藏”,但心理上却认为是占领西藏、殖民西藏。由此出现对待汉人和藏人的不同手段。面对藏人抗议,中共当局为什么不和谈、不让步、不妥协?为什么不把责任推到地方或基层政府?为什么不能和解,以平息纷争?就像对待汉人抗议一样。这一切说明,中共领导人心理异常,对统治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毫无信心。
陈破空还说:最近,中共在西藏寺庙推行“九有”,即:有四个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其中,有道路、有水、有电,太荒唐,中共统治西藏逾半个多世纪,才来提有道路、有水、有电这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多么可耻!还侈谈什么“治藏成就”?其他六有,才是实质,目的在于洗脑、灭绝藏人宗教信仰、摧毁西藏文化。“九有”,是对西藏和藏人的最大亵渎、侮辱和损害。可以断言,只要中共不改变其偏激、偏执的种族政策,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就不会停止抗争。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今的治理方式既不合乎西藏人民的民心,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民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申讨谴责和传递信息的层面,而必须从制度构架上找到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放弃了藏人政治领袖的地位,而中国又没有实现民主,没有大陆民主的政治架构,那藏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治或自由的。王军涛博士还发出警告:获得民主后的人民之间要达成和平协议并不比人民与专制者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要来得容易。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工作,防止未来种族屠杀发生。
诗人黄翔向参会者说,他的心“在流泪”。他告诉大家,他曾写过“雪峰的静默”一首诗来颂扬达赖喇嘛,他又作有“高原之光”一诗来颂扬西藏人民。他呼吁所有的人都能关注西藏,尊重“众生平等”。著名当代艺术策展人荣伟提出,西藏当下的危机不能被简单看成汉族文化对西藏文化的摧毁,而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府打造的“山寨中国”是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摧毁、对几千年以来的“礼仪之邦”的彻底毁灭,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威胁。这种“山寨中国”造就出中国人在全球的“蝗虫”形象,也是对中国人的伤害。
共有五十多位藏人、汉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学者、艺术家出席了新闻发布讨论会。多家华文和英文媒体、藏文媒体出席和报道了会议情况,并采访了主讲人和听众。
(该会议发言由夏明教授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附:
海外华人关于藏人自焚和军队枪杀藏人的声明
2012年1月29日于美国纽约
从2009年2月至今已发生17起藏人自焚事件。其中4起就集中发生在今年短短的一月份。2012年1月23日、24日,即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初二,在四川藏区甘孜州炉霍县、色达县先后发生藏人和平抗议人群遭受枪击事件。1月26日在四川阿坝藏区壤塘县,又一名藏人被开枪打死。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媒体进入、切断通讯联络、封锁消息,从不完整的资讯获知,至少七人已被枪杀,六十多人被打伤。最年轻的年仅18岁,最年长的索巴朱古活佛是42岁。他们全是僧侣、被政府驱逐出寺庙被迫还俗的前僧侣、和僧尼(两名)。
在全球华人喜庆龙年之际,我们的藏族同胞也将在2月22日迎来藏历新年(洛萨)。但流亡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博士已经向全球的藏人发出呼吁,放弃今年的新年庆祝活动,“谨遵藏人基本的习俗,如到寺院里去烧香、供养等宗教仪轨为西藏境内同胞们祈福。”
当我们看到身体力行观空佛法教导的僧侣已无法接受藏区现实的不义时;当我们看到信奉人身难得、人生苦短的佛教徒自我牺牲时;当我们见证全球最具慈悲心的宗教信奉者们正在遭受国家暴力的屠杀时;当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亲耳听闻藏人最高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倡导“中间路线”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藏人的真正自治、而中国政府却在愈发滥用武力对藏区实行事实上的军管戒严时;当我们看到追随四大皆空的僧侣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佛法、寺庙和上师的尊严时;但我们听到在自焚者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心发善念、祈求达赖喇嘛归家返乡、西藏自由时;当我们看到西藏人民的信念、热血和整个身体都在自由的熊熊烈火中燃烧时,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的海外华人必须意识到藏民族生存境况的恶虐,认清他们正在经历的文化和族群的身份和认同的深刻危机,以文明人生当具有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关注和声援正在经历苦难的藏族同胞。
我们有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在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政府无视海内外藏民族非暴力的主张,揭露中国政府盲信滥施武力可以维系暴政的执政迷思,同时警告中共党、政府、军警各个系统的决策者和执行人他们的所作所终将会被历史问责。在藏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也是在关乎中华民族能否最终获得民主自由之际,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必须明辨是非、表明立场。我们坚决谴责中国政府和军队在藏区滥施淫威,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藏区事态的发展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注,我们紧急呼吁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为藏民族和中国人的人权自由仗义执言,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个海外华人对藏民族、维族、回族和蒙族以及所有捍卫自己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汉人的苦难遭遇有切肤之痛。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藏区和中国所有地方的恐怖政策和杀戮行为!
藏民族的苦难不是和汉人无关的。在1989年3月中国军队在拉萨杀人和实施军事戒严后,6月4日北京和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都见证了更为惨烈的屠杀。在2008年军队在拉萨和藏区其他地区再开杀劫后,次年暴力和屠杀就在新疆升级。随后的几年,我们都看到了无数无辜平民百姓在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浙江湖州和乐清,成为暴政的牺牲品。今天,中国政府又肆无忌惮地在藏区滥杀无辜,邪恶和暴政已经变得如此凶猛和临近。我们为藏人的利益呐喊,就是在为汉人的利益代言。我们捍卫藏人的生命和尊严,就是在捍卫我们父老兄弟姐妹的生命和尊严。只有汉、藏民族都能生活在自由、和平、和谐之中,我们才能成就我们自己生命的最高尊严和最大幸福。
如果你认同众生平等,如果你反对暴力暴政,如果你奉行慈悲博爱,如果你支持民主自由,我们希望你能声援和加入我们的行列,支持这项声明,以各种方式支持藏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权民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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