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心樵在纽约的演讲

（2013年10月21日）
　

伟大的尊者Dalai Lama、亲爱的来自各国的朋友们：

　　今天，我来到这里发表演讲，纯属意外。首先，我想声明的是，我是以一个诗人和艺术家的身份、而不是以外界所议论的所谓组党先驱和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并发表讲话。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谓壮举和苦难，希望它们在我今后的所有讲话或写作中，只是作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而凡是成为背景的东西，即使电闪雷鸣，波涛汹涌，也总是有着更为宁静的特征。

　　我不希望我过去的生活对任何人构成打搅。无论是过去的磨难和痛苦，以及八年与世隔绝的铁窗下的孤独，过去所遭遇的种种阴谋、陷阱、酷刑、谎言和暴力。我个人所遭遇的，我的朋友们所遭遇的，一个民族所遭遇的，乃至各个民族所遭遇的，我多么希望这一切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我不希望我的遭遇哪怕是我的幸福对任何人构成打搅。但是如果我对历史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致以必要的感谢，这也算是一种打搅的话，那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有关道德之种种，有关中国的道德现状，其实用不着我来向大家作出具体描述。我相信就连火星人都知道中国的道德现状已经糟糕到了何等程度。我不知道当今这一时期究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但当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之后，又实在找不出一个时期比当今这个时期更糟糕的了。因此，无论是对道德作一个学术上的引经据典或条分缕析，还是对中国道德现状逐一进行个案举例，都已经不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了。

　　作为一个诗人，在共同信奉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呈现我与在座诸位的差异性，这可能是我的天性所致。差异并非对立，差异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丰富性和微妙性乃至复杂性的前提。倘若万物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构成宇宙秩序之和谐。

　　此刻，我更愿意谈一谈造成中国各阶层道德现状之普遍恶劣的诸多原因，在所有的原因中，我认为其总根源是极权主义。而中国的极权主义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出自韩非子、商鞅、李斯等人对秦国暴政在理论和方略上的支持。法家的言与行，最早最系统地强化了中国的极权主义。

　　第二个方面出自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再好，但当一种学说与权力相结合，变成意识形态而排斥打压其它学说时，一个国家在方方面面的活力，尤其是在文化创造力和道德上的逐渐衰颓就是必然的命运了。

　　第三个方面出自马克思。他通过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并不科学的分析，产生了两个著名的概念：剥削和劳动。他随之把剥削这个概念极端粗暴地扣在资本家头上，完全忽略了资本家也在进行劳动。同时，他草率地认为劳动为无产阶级专有，忽略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不学无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甚至打砸抢烧的习性。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是劳动的阶级，在精神品质上最纯正，在道德上也必然是高贵的。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理论诞生了，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套理论鼓动无产阶级不择手段地并且主要以暴力方式去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后绝不与其它阶级分享权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极权主义，它给人类带来了规模最大也是最持久的灾难。

　　极权主义对社会道德的毒害是最深远的，也是一种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循环毒害，几乎无孔不入无法抗拒。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土壤。因此，我们在提及传统文化时，不妨谨慎使用灿烂，辉煌这类可疑的形容词。

　　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沦丧的过程，严肃地考察历史，中国文化人从王者之师到王者之友，再到王者之奴，一路上节节败退，直到今天，溃烂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那些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者则欢呼着他们＂黄金时代＂的到来。规模空前的诗人和艺术家，通过他们的所谓辛勤创作，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本就平庸的民族更加平庸了。这是一个更加鬼头鬼脑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艺术家作为平庸的制造者，权贵们作为平庸的消费者，底层民众则作为平庸的经历者和承受者。在诸多极端平庸的各界明星的照耀下，中国的当代现实更加晦暗不明。

　　中国文化或许比西方文化更为玄妙和高级，但这玄妙高级之下却隐藏着怯懦、恐惧、虚伪和种种阴暗算计。中国文化缺失了基于理性的底线设计，恰恰是在生而为人，以及人人聚而为社会的最低标准上，我们输给了西方。这个底线和标准就是宪政民主。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实现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作为中国人，为实现这一最低标准而千方百计地努力，乃是有无起码道德的标志。

　　在此意义上，我本人，乐意于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由于我的非暴力天性和我对自由、尊严以及独立性的高度需求，我已经放弃了政党党魁的身份，已经不再介入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我回到了几乎与生俱来的文学和艺术本位。我认为，人格和文化上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更深刻的一种政治。这种政治将是温情而芬芳的。如果激烈的抗争仍然不可避免，我将站在个人立场上继续抗争。我相信，当面向极权主义的抗争落实到每一个自觉的个体时，具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才是可以预期的。我已经完完全全退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已经退无可退。

　　我乐意于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写诗可能是我通向美德的一种途径。去成为诗意的人，并且诗意地栖居，这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无论我强调诗歌如何自然而神秘，强调诗歌如何超越于一切文明形态，我也仅仅只是强调了诗歌的一个方面而已。在当今中国，我必须强调诗歌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基于诗歌必须重建正义之故乡和良知之祖国的信念，诗歌必须肩负起应有的道义任务，必须以复仇女神般的美与力量介入更加无法无天更加野蛮粗暴的公共社会。

　　人人都可以写诗，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是有关人权之平等的现代理念所致，但是，诗有是非，精神有贵贱，艺术家有大小。妄图在思想精神领域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的人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在人权领域，可以并且必须坚定地追求平等与民主，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崇高的美德和任何创造性领域，民主，恰恰是有害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当今中国，我们首先要警惕的是奴才的诗意和奴才的艺术性。任何无助于催生一种新的文明体制的文学或艺术都是不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不道德的。

　　在当今中国，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相当简单，那就是坚定地对极权主义说不！当然，就人生的丰富与美好以及最终圆满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一个起码的基础。

　　我希望我们在抗争与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拥有菩萨心肠，能够拥有菩萨的英勇和智慧。我希望我的朋友、中国的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在前不久被捕入狱的我的那些致力于公民运动的朋友郭飞雄、王功权、许志永等人，以及所有在狱的良心犯，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记得我刚出狱不久，在被问及如何处理中国民间反对派和中共的关系时，我回答了八个字：增进对话，减少对抗。的的确确，我不希望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体制虽然重要，但我不是一个唯体制论者。上善若水，我相信文化在缓慢的建设进程中坚韧如水的作用，我相信时间终将战胜一切。如果我真有什么敌人，我希望能够化敌为友。

　　此去人生，我乐意于向着道德的更高级形态迈进。我愿意成为一朵浮云，我愿意将这朵浮云磨成锋利的尖刀，但，这将是一把绝不杀生的刀。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作为一个受洗二十余年的基督徒，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佛教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作为血肉之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里，我们难免有恨，但这恨应当带有爱的品质；我们难免有愤怒，但请让更高的慈悲来规范我们的愤怒。在这方面，伟大的尊者已经为汉藏两个民族，乃至为全人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此时此刻，我能够在纽约，面对伟大的尊者和朋友们发表演讲，此乃天意，几乎可以视为因我长久以来倾心于佛教而获得的一个巨大的福报！

　　谢谢诸位。


　　说明：这是俞心樵先生在达赖喇嘛与华人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这次对话会于2013年10月21日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 The Hotel Beacon 举行，对话会的主题是：当代中国与世界：道德的意义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