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民的的统一情怀
——西藏三区（即大西藏）问题分析

彭小明（德国）

北京为什么赖掉邓小平的讲话？

　　2009年六四期间，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中国大使馆组织一部分华侨和留学生在机场抗议，所举的标语是“反对达赖来撒谎！”当时我写了一篇短评“到底谁在撒谎？”发表在网络上。短评说：到底谁在撒谎？我们早就听说，邓小平说过，除了西藏独立，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时在互联网上很容易都可以查到，例如社会科学院纪念西藏解放50周年网页和香港凤凰周刊网页（记者段宇宏）文章所引用的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新华网2008年10月17日刊登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引用了李鹏前总理1991.5.19讲话：“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邓小平若没有指示，李鹏绝不敢胡乱造次。可是2008年11月10日，各方期待甚久的中央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谈判宣布破裂。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发布会上答各国新闻记者问时却公开否认邓小平有这一说法。而且说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世界大国的政府，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一名中共中央的常务副部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不让世界感到震惊？此后我发现，社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网页和凤凰网的相关内容都被删除了。唯有《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其中的李鹏前总理讲话作为政府正式文件，已经无法更改。李前总理的讲话决不会没有来由。就算撇开邓小平的讲话，李鹏作为当时的总理所讲的同样的话难道就不代表中国政府了吗？中国党政当局讲话前后不一致，实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北京为什么要抵赖邓小平的承诺呢？因为他们难以抵挡国际舆论的追问。国际舆论都知道达赖喇嘛已经明确表示，不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寻求真正的自治。既然这样，中国当局面对国际舆论就被动万分。于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抵赖，让统战部的副部长朱维群出来否认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代价相当的大，邓小平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创立者，也是六十余年中国发展建设中后三十年道路的开拓者。如此重要的领导人讲过的话，那么显赫地刊登在国内外各大网站上，而且当时的总理李鹏也重复过这样的意见，忽然间又在邓小平去世十余年后否认说他没有讲过，这种抵赖在国际上完全是无耻的流氓行径，典型的恶霸嘴脸。

　　凡是参加反达赖喇嘛访问的示威活动的华侨和留学生同学，还有许多不了解中间道路的汉族同胞能不能想一想，毛时代就不说了，从改革开放以来，非典、躲猫猫、邓玉娇案、钱云会案、小悦悦案、动车案……国内出了多少假案、冤狱，党政官员和公检法干部官官相护、文过饰非，有过多少前言不搭后语的言论？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已经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笔笔记录的都是含着血泪的故事。汉族地区的法制如此不完善，藏族地区的法制就那么可信赖吗？我们汉族人民在党政领导下享受过什么自治？我们选举过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吗？党政领导采取什么决策，签订什么领土条约，告知过我们这些老百姓吗？汉族人民从来没有享受到起码的政治权利，藏族人民更没有享受过自治权利。一国两制的香港还能港人治港呢，为什么藏族同胞就不能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
　

中间道路为什么十分难能可贵？

　　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里程碑。或许不少中国人至今还对此缺乏认识。随着历史的推移，中间道路的意义将越来越彪炳史册。为什么呢？汉藏两个民族在青藏高原和黄土地上比邻而居，曾经有过友好的交往，也发生过相互的侵略和欺压。尤其是近百余年的频繁交际，以汉族为主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导致了血腥的政治运动，土改、平叛和文革，面对这些反人类的政治暴力，汉族人民自身都怨声载道，何况是并非血亲的少数民族人民！经过了仓惶出走、长期流亡和国际打压的苦难遭遇，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反复地权衡了藏族文化、语言、宗教和种族的命运，决定公开地放弃追求独立的要求，寻求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真正的自治。这样的承诺是庄严的。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的观念中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至尊的法王。他的承诺不会像某些党政领导人那样忽然加以否认或抵赖，而是掷地有声，白纸黑字。达赖喇嘛的政策宣示，对于汉藏两族人民，对于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都具有非常的意义。1951年的北京《十七条协议》载有“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大家庭”的词句和藏方代表的签字。但是长期受到质疑的是，十七条协议是暴力胁迫下签订的，是否有效等等疑问。现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等于再次作出了明确的妥协，肯定了西藏对中国的主权归属。作为依然流亡在外的藏族领袖重申主权归属中国，它的意义更加非同小可。达赖喇嘛的宣示大大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前景。流亡的藏人团体已经摆脱了中共当局的压迫和监控，既可能选择争取独立建国之路，也可以选择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的多民族共处的前途。经过了反复的苦思和权衡，达赖喇嘛做出了中间道路的抉择，绝不是轻率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印度达兰萨拉和海外流亡地的数十万流亡藏人中，存在质疑（能否成功？为什么不再追求独立？）却没有强烈的大规模的抵制活动。说明达赖喇嘛的抉择是代表了流亡藏人的意愿的。他为汉藏人民的团结史，为中国多民族共和的和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要看今天中国当局对于达赖喇嘛的言论不屑一顾，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今后什么党派和集团执掌中国政坛权力，都将不断地引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言论来促进民族和解，越来越珍惜达赖喇嘛的这一段论述，甚至把它拿来当作护身符。一句“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一句“不是看重土地和边界，而是看重保护西藏文化”，将省去今后各种统独争议，汉族人民应该由衷地感谢达赖喇嘛的审慎抉择，在维护祖国统一，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前提下，今天我们更加体会到将达赖喇嘛称之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个中国人”所包含的重大意义。
　

大西藏的心理和历史基础

　　中国当局躲避中间道路强劲冲击波的另一个借口就是所谓大西藏问题。中国的党政宣传谴责达赖喇嘛的时候，总是拿出大西藏的说法来挑动汉族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情绪。我们不妨冷静地对此作一番分析和思考。先说所谓大西藏的说法是什么意思。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文本中，根本没有大西藏这个提法，而是西藏三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的要点，第一点就是：“不寻求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第七页）”当前的西藏自治区只是藏人居住区的主体，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与自治区接壤的地方还有大片的土地，那里也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藏族人民，却长期以来分属多个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按照藏族的传统惯例，青海一带称为安多，四川西部和甘肃、云南一部分称为康区，西藏自治区则称为卫藏。在达赖喇嘛提出的备忘录中，主张将安多和康区一并合并到西藏自治区，成为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为什么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我们汉族自己的大一统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热心于祖国统一？为什么我们主张香港主权回归，台海两岸最终统一？说到底，就是曾经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应当生活在同一种文化风俗的天地之间。其中的根源，不外是血缘、地缘、传统、语文、民俗和伦理（宗教或文化心理）等等。所以我们不会跟以色列、德国或南非人民讨论统一的问题，却关怀香港回归和两岸统一。同时，统一情结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点，而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性。例如德意志民族，也具有强烈的同意情结。德意志民族哲学和科学思维发达，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举世瞩目。也是在经历纳粹、共产两大专制体制成功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族典范。恰恰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非常看重民族的统一事业。1848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充分表达了民族统一的愿望。1871年终于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陷于分裂，但是德意志民族没有放弃统一的愿望（波恩仅为临时首都），1991年在东德垮台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的国歌沿用了传统的旋律和部分歌词，国歌的第一句话就是“统一、正义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

　　藏民族也是一个具有大一统情怀的民族。由于中国当局长期的片面宣传教育使得中国人民对于藏族文化的历史辉煌缺乏起码的认识。西藏政策研究所主任土藤三菲先生曾经非常形象地比喻说，多少个世纪以来，西藏的精神文明曾经是亚洲腹地最辉煌的文化重心，拉萨曾经是从东北亚满蒙到喜马拉雅诸多山国所有藏传佛教信众心目中的文明圣地，拉萨的寺院和学府是青年学子向往求学的目的地，就像今天人们趋之若鹜的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一样。西藏的经学、哲学、梵文翻译、建筑学、医学都曾有过冠盖群伦的创造。直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钳制了西藏的思想文化，更以武力实行了全面的专政，拉萨骤然失却了她夺目的文明光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开始兴办学校，重续拉萨经院传法讲经的传统，为藏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的僧侣和经学知识分子，以及到印度或西方大学学习的现代科技文化人才。在培养青少年方面，这些学校不仅培养了流亡到海外的藏人子女，而且吸收了许多来自藏南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占领的地区，印度改称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人子女，待遇一视同仁。在藏人的心目中，喜马拉雅诸多山国，拉达克（克什米尔境内）锡金、不丹的藏传佛教信众都是一家人。

　　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藏族人民的理念。西藏三区的藏族都在中国境内，也是同种同文，地域毗连，同教同神。他们当然更有愿望，想要生活在统一的行政管辖之下，统一的宗教氛围之中，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或者说人之常情，是藏族人民的大一统情结。

　　在藏人行政中央编写的《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一书中关于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的理由第四点说：“西藏民族人口不过六百多万……，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以外（指处于青甘川滇等地方的藏人），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注意，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西藏民族统一”。达赖喇嘛和海外藏人并不愿意仅仅实现目前的西藏自治区的独立（类似于内蒙和外蒙），他们宁愿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三区的统一，在中国境内高度自治。“与其……不如……”这一句表达了海外藏人为了三区统一，宁可愿意放弃（一区）独立的追求。

　　在古代，中原汉族政权和拉萨西藏政权对于这些边远地带的统治都不能跟今天的现代管理相比拟，在理论上都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统治之内，实际上当地的人民主要还是按各自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表达他们的政权认同。中原政权的行政划分势必将这些地区划成了互相分离的区域。对于把自己视为同一族群的西藏民族就产生了被生硬切割以分而治之的感觉。“既然我们不再要求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自治，那么所有的藏区人民都统一在一个行政管理之下自治吧！”这样的要求是包含很大的合理成分的。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沉痛的历史原因。1951年汉藏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从那时起到1959年，北京当局是基本遵守协议的。也就是说没有在西藏自治区实行“改革”，即政治运动。可是青甘川滇等其他省份的藏族居住区，并不在十七条协议范围内，所以那里的社会先后受到了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各地土改、镇反的恐怖行为直冲藏族上层社会而来。政治运动是什么？就是枪杀、捆绑、吊打，剥夺财产房屋，剥夺领主贵族的地位和尊严。汉族地区的政治暴力迅速将地主乡绅打翻在地，至死不得翻身；藏族地区的政治暴力却不足以完全冲破民族维系，不少地方的藏族贵族和牧民选择了反抗。而反抗遭到了坚决的镇压。许多贵族领主逃亡到拉萨，把恐怖的消息带到了并未开始“改革”的西藏自治区。极度的震惊、恐怖、怨愤和仇恨逐渐积聚，终于在1959年三月爆发，也就是所谓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达赖喇嘛率领十万军民逃往印度，流亡达兰萨拉。吃一堑长一智。悲剧再不应重演。西藏人民再也不希望本族人民的一部分不能得到族群的保护而备受打击。藏族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在政治待遇上被分而治之。作为藏族人民的兄弟民族，汉族人民应该充分理解藏族人民的合理要求，体谅他们的想法。兄弟和睦，首先是谅解。要让兄弟把想法说出来，尽量体谅他们的想法。中共当局一上来就把藏人的要求说成是“大西藏，假自治，真独立，搞阴谋”，去恫吓汉族人民。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是兄弟民族之间的以诚相见，而是以大欺小的霸道言行。达赖喇嘛把这些要求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正是坦率真诚的表现。关于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大小完全是双方可以协商的事情。中国历朝的行省划分代有变更，（据专家统计，中共时代竟是历史上地理区划和地名变更最为剧烈的朝代），为什么涉及藏区的划分就不容商议？反过来说，汉族也可以在商议中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如果西藏自治区扩大到三区全部，是不是地域过大，反而不便于管理。美国比中国面积小很多，却划分了五十二个州，德国国土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左右，也划分成十六个州。再说现在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更加复杂，区划的问题务必需要各族人民全面商议，才有可能找到最佳方案。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能避免五十年代的政治悲剧和文革浩劫以及嗣后的不幸冲突。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哪怕建立了大西藏自治区（或者青藏高原省），人民的自治权利依然没有保障。总之一句话，不论如何划分地域，必须保障藏族僧俗人民完全在文化和信仰方面心向拉萨，以拉萨为他们信念和道德的圣地；文化上精神上完全实现藏族的统一。具体地说，地方的藏传佛教教务，文献经典、寺院传承、学术考核，全部都服从拉萨的统一规范，不受外来意识形态（不论是马列毛邓，或是孔孟老庄）的干扰。藏文教材也完全由拉萨文教部门依宪编订颁行，自治区、州、县藏汉各族学童一律以藏汉两种语言为母语，（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和学习对方语文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友谊的重要环节）……。说到底，即使有十七条协议的存在，西藏自治区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暴力。甚至逃出了国境，北京的暴力还是如影随形。行政区划毕竟还是形式，只有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才是根本的保证。从流亡到今天，海外藏人是中国各族人民中最有民主历练和民主素养的族群，是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国内参与维权活动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的问题不是专政的力量太弱，而是人民的监督权和制衡权太少。藏族人民追求宪法赋予的权利，只会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享受权利，实践民主。

　　在民族问题上，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仗势欺人。共产党政权财大气粗，有钱有枪，就不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备忘录当一回事。当面撒谎，两面三刀，毫无诚信。这样对付少数民族，到头来是要吃大亏的。达赖喇嘛提出不追求独立，愿意依照宪法谈判，中国当局故意泼脏水、扣帽子，不断地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把汉藏人民团结和谐的前景推入黑暗。一党专制才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现在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继续希望与北京谈判，但是更加寄希望于中国人民。他们不断地跟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意见，表达团结的愿望。希望留学生和华侨更多地关心西藏问题，了解达赖喇嘛和中国当局的实质态度，独立思考，从客观的报道中了解真相，为汉藏人民大团结，为民族统一共建民主中国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