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六四时期强硬派反对中国民主化的策略与实践
茨仁卓嘎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政治气氛空前肃杀。改革派和强硬派进行了很多次角力，一度使得邓小平有所动摇，并催生了邓小平力图修补自己因屠城造成的形象破坏而发表1992年南方谈话。但是，保守派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定调而停止反扑。他们重新扯起毛的破旗，又开展了针对改革派的围攻。本文引述中共中央文献资料，意在简述后六四时期强硬派反对中国民主化的战略，为已不能踏足中国的坚持良知的汉学专家，境内外活动人士提供参考。
对真实的中国现代史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启动所谓的“中国第二个春天”，但那时邓小平已不完全能再控制局面。强硬派随后因应境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和当时中国工运活动，以及美国成立自由亚洲电台对华广播，新疆，以及解除戒严的西藏发生示威动荡等内忧外患的背景。而启动“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至习近平时期转为“反颜色革命”战略。
卓嘎需要给网友们指出一个真实的历史，拉萨本来不能那么快解除戒严，据海外藏中历史研究档案，拉萨当年之所以解除戒严是流亡藏人施压声援境内藏人，且美方在谈判桌上与中方以贸易条件换拉萨解除戒严，江泽民同意。美国打了人权牌，中共才有贸易大单(参考东德经验)。此后，1990年代一批藏汉政治犯如被中共国家安全机关政治流放到美国，也是参考了东德经验。
在南方谈话后，强硬派欺负没有军权的元老邓小平，不断开展“反和平演变”宣传，作为中共体制内强硬派高度密集的军方甚至曾上书邓小平，要邓小平支持他们走“左”的道路。而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公开在中南海对电视台称赞其功绩，使民心又团结起来。至1997年中共15大召开前夕，中共确定了坚持邓路线的基调。
胡锦涛本质上是毛左，这一点许多中国朋友是看不出来的。早在1991年，他在西藏时期就对西藏党委高级干部们强调“这几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共产党落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如果我们坚持完全的市场经济，那么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卡住脖子”(以上两句均引自胡锦涛内部讲话，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考虑领导人形象至今没公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支持反和平演变，且阻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真面目。
中共反和平演变，扯的是毛的破旗(“扯破旗”一词源自卓嘎读到中共反分裂论述里称“民族分裂思想”是破旗，毛思想是大旗，卓嘎反而用之)，中共当年内部所作的历史定性是，中苏关系交恶后，反和平演变体现为“反修防修”，因此“反右”，“四清运动”，“文革”尽管方法上和领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但都属于毛泽东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共还称赞说“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探索和成果，为我们党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北春读者看到这里，估计方才恍然大悟，为何中共要改写历史，淡化历史错误。把文革浩劫由最初的“十年浩劫”改写为“十年动乱”→“十年内乱”→“艰难探索”。因为上世纪90年代，强硬派就把淡化文革黑暗历史当作自己历史虚假主义的“斗争”目标了。
2.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战场是意识形态领域
六四后，中国新闻出版空间一片压抑，其实早在刚开完枪，其实当局就开展过下架中国大学图书馆里六四前出版的一些著作的秘密行动(当年是三宽部长朱厚泽管宣传部，中国那个时候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经济，政治，思想理论，法学著作)。例如，于浩成的某本书，开枪后马上进入下架之列。中共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定性为阶级斗争，而且具有长期性。我们知道，以中共理论，一旦划为阶级斗争，就是分清敌友的问题。对阶级敌人不用批评说服的方法，而是专政的方法。这就是后来西藏一些母语作家被抓，中国大学里一些教授被监控举报，被下课，记者被投入监狱的原因。
反和平演变，战略策略上采取毛氏“24字方针”，卓嘎在此不多论述。
反和平演变的法宝，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共曾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法宝”，应对后30年，中共把“坚持党的路线”作为“反和平演变的三大法宝”。其中，经济政策占2/3，思想政治工作占1/3(江泽民，胡锦涛时期)。
中共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性为“反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措施”；坚持改革开放，是“积极战略手段”。
卓嘎早就说过，人们在处理对中共的关系上必须坚持现实主义。人权问题的改善与中西贸易不兼容。只有让中国回到前30年，中共的解体才有希望。因为一切改革开放措施服务反和平演变，而不是改善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
为了凝聚中国内部尚对中共抱有一些希望的中国人的人心。则打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旗号的内外欺骗战略，事实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今日宣称全过程民主)，是为反和平演变奠定了坚强的政治基础。其根本方向上，不会朝西方和海外民运所希望的方向上改革。中共何时打“民主牌”，也是续命之术而已。
人们对中共，只有彻底对它的抛弃幻想，揭穿它的谎言，国际社会要积极关掉它改革开放的大门，它才会自己走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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