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号-民族问题 茨仁卓嘎简介 茨仁卓嘎文章检索

 

 

王贵如何改写西藏历史:以中国藏学研究员伍昆明书稿为例
 
 
茨仁卓嘎
 
 
中共占领西藏的18军尚健在的元老级别“老首长”中,王贵是一名传奇人物。他属于那种学历比较高的军方领导,进藏时学会了藏语,对中共在西藏开展统战工作出了很多力。在西藏赤色集团(也有翻译为红汉人集团)的军事系统中,他参加过1962年中印战争,并担任情报参谋,为中共开展“对敌心战”分化瓦解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王贵先生担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1988年退休。他退休时,正值“西藏问题国际化”历史时期,当时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出版《西藏政治史》英文版一书已21年,在国际社会影响很大。王贵退休后,被专门设立用于监测研究流亡西藏动向,提出对西藏流亡政府斗争策略的某情报机关特聘为专家顾问。与中共多位藏学文人合力编写了反驳此书的著作《西藏历史地位辩》(因牵涉太多敏感复杂的历史事件,卓嘎介绍时必须有所保密,望读者见谅)。
 
王贵很有才学,但没有人品。如果他不去利用自己的才学篡改西藏历史,而是退休后多做客观地介绍西藏历史文化的事业。按照军事斗争的“尊重敌方名将”原则,卓嘎还是很尊重这位敌营中的老首长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底线地篡改西藏历史,使得笔者不得不对他的本质予以公开揭露。
 
王贵曾批判海外反对中共西藏历史学说的文章使用的形容词叫“毒液四溢”,那卓嘎就像他本人11年前曾经说过的那样“拿起笔我还是一位战士”,写一篇“毒液四溢“的驳斥文章,予以回敬。
 
不久前,笔者在开展藏学研究时,读到一份中国藏学研究员伍昆明(加拿大“洋五毛”藏学写手谭·戈伦夫《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一书译著《现代西藏的诞生》译者之一)的《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书稿,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印出的资料。该书稿原交由专家王贵以铅笔修改,有王贵本人的批注。读了以后,我认为其中的一些修改内容违背了学术客观规范,特举两例:
 
原书稿中,在描述“7.8事件”幕后过程时(有旧中文藏学论著称为“驱汉事件”,但现已不用此名),是记载了原西藏贵族噶雪·曲吉尼玛(噶雪巴,流亡英国不久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噶雪·嘉央曲杰之父)反对此举的历史。而王贵基于其个人偏见,批注如下修改意见:
 
『这样做,会把噶雪巴弄成西藏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恐不妥当,因噶雪巴很臭,一贯耍两面派,虽未参叛,但也不是坚定的爱国人士。如找不到其他人,此处也可不写噶雪巴了』。
 
在噶厦与阎西山的电文往来内容上,王贵几乎采取了“玻璃心”的手法审查该书稿,畏惧“反共”,“剿匪”等原始词语,对国民党的宣传术语恐惧不已。王贵十分心虚
 
原书稿中,写有中共包围雪域西藏时,噶厦向阎西山的电文往来
 
噶厦向阎西山的发去的电报中说:“我中藏关系,当此万方多难之际......根据前辈法王遗训,永久保持”。
 
阎西山回电:“凡在反共剿匪之列,皆应引为同志”。
 
在这里先提出一个中共伪造藏学学术审查的篡改之处,因为原书如果把这个内容保留予以出版,很多中国读者都会惊讶电报里的“中藏关系”是什么。对此,伍昆明也对此加以篡改,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注解“中央和西藏关系”。将原本表达为“中国和西藏关系”(如果藏文原文电报应该是藏中关系)的内容直接改写为“中央和西藏关系”。
 
王贵心虚,对此写下批阅意见称:“这样的反动言论有为国民党宣传的副作用”。
 
各位读者看到这里,应该就能对这些中共御用藏学文人写手的真面目有一定了解了。
 
其实,篡改史料不光光是在当代部分,西藏古代史也是一样。陈庆英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就有一处,笔者将在下期专栏文章予以揭露。
 
这几年,中国藏学界内部哀叹:藏学事业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是的,王贵那样水平的“老专家”再也难找了,早在胡锦涛时期,这一趋势就体现出来。他们给这个趋势起了一个粉饰的名字:藏学界从“精英藏学”走向“大众藏学”。
 
而卓嘎作为流亡藏人青年学者,且不是藏学科班出身,下一期文章还要给中国藏学当年的重点项目,陈庆英主编的《西藏通史》指出其改写之处,也是中共统合各方力量大搞党办藏学事业快40年的一大可笑可叹之处吧。
 
【这篇文章很有价值,首度披露王贵篡改历史过程,预计将对中共藏学班子打击极大,长期以来他们的黑暗一面被人难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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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茨仁卓嘎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2年4月7日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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