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如何改写西藏历史：以中国藏学研究员伍昆明书稿为例
茨仁卓嘎
中共占领西藏的18军尚健在的元老级别“老首长”中，王贵是一名传奇人物。他属于那种学历比较高的军方领导，进藏时学会了藏语，对中共在西藏开展统战工作出了很多力。在西藏赤色集团(也有翻译为红汉人集团)的军事系统中，他参加过1962年中印战争，并担任情报参谋，为中共开展“对敌心战”分化瓦解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王贵先生担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1988年退休。他退休时，正值“西藏问题国际化”历史时期，当时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出版《西藏政治史》英文版一书已21年，在国际社会影响很大。王贵退休后，被专门设立用于监测研究流亡西藏动向，提出对西藏流亡政府斗争策略的某情报机关特聘为专家顾问。与中共多位藏学文人合力编写了反驳此书的著作《西藏历史地位辩》(因牵涉太多敏感复杂的历史事件，卓嘎介绍时必须有所保密，望读者见谅)。
王贵很有才学，但没有人品。如果他不去利用自己的才学篡改西藏历史，而是退休后多做客观地介绍西藏历史文化的事业。按照军事斗争的“尊重敌方名将”原则，卓嘎还是很尊重这位敌营中的老首长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底线地篡改西藏历史，使得笔者不得不对他的本质予以公开揭露。
王贵曾批判海外反对中共西藏历史学说的文章使用的形容词叫“毒液四溢”，那卓嘎就像他本人11年前曾经说过的那样“拿起笔我还是一位战士”，写一篇“毒液四溢“的驳斥文章，予以回敬。
不久前，笔者在开展藏学研究时，读到一份中国藏学研究员伍昆明(加拿大“洋五毛”藏学写手谭·戈伦夫《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一书译著《现代西藏的诞生》译者之一)的《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书稿，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印出的资料。该书稿原交由专家王贵以铅笔修改，有王贵本人的批注。读了以后，我认为其中的一些修改内容违背了学术客观规范，特举两例：
原书稿中，在描述“7.8事件”幕后过程时(有旧中文藏学论著称为“驱汉事件”，但现已不用此名)，是记载了原西藏贵族噶雪·曲吉尼玛(噶雪巴，流亡英国不久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噶雪·嘉央曲杰之父)反对此举的历史。而王贵基于其个人偏见，批注如下修改意见：
『这样做，会把噶雪巴弄成西藏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恐不妥当，因噶雪巴很臭，一贯耍两面派，虽未参叛，但也不是坚定的爱国人士。如找不到其他人，此处也可不写噶雪巴了』。
在噶厦与阎西山的电文往来内容上，王贵几乎采取了“玻璃心”的手法审查该书稿，畏惧“反共”，“剿匪”等原始词语，对国民党的宣传术语恐惧不已。王贵十分心虚
原书稿中，写有中共包围雪域西藏时，噶厦向阎西山的电文往来
噶厦向阎西山的发去的电报中说：“我中藏关系，当此万方多难之际......根据前辈法王遗训，永久保持”。
阎西山回电：“凡在反共剿匪之列，皆应引为同志”。
在这里先提出一个中共伪造藏学学术审查的篡改之处，因为原书如果把这个内容保留予以出版，很多中国读者都会惊讶电报里的“中藏关系”是什么。对此，伍昆明也对此加以篡改，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注解“中央和西藏关系”。将原本表达为“中国和西藏关系”(如果藏文原文电报应该是藏中关系)的内容直接改写为“中央和西藏关系”。
王贵心虚，对此写下批阅意见称：“这样的反动言论有为国民党宣传的副作用”。
各位读者看到这里，应该就能对这些中共御用藏学文人写手的真面目有一定了解了。
其实，篡改史料不光光是在当代部分，西藏古代史也是一样。陈庆英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就有一处，笔者将在下期专栏文章予以揭露。
这几年，中国藏学界内部哀叹：藏学事业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是的，王贵那样水平的“老专家”再也难找了，早在胡锦涛时期，这一趋势就体现出来。他们给这个趋势起了一个粉饰的名字：藏学界从“精英藏学”走向“大众藏学”。
而卓嘎作为流亡藏人青年学者，且不是藏学科班出身，下一期文章还要给中国藏学当年的重点项目，陈庆英主编的《西藏通史》指出其改写之处，也是中共统合各方力量大搞党办藏学事业快40年的一大可笑可叹之处吧。
【这篇文章很有价值，首度披露王贵篡改历史过程，预计将对中共藏学班子打击极大，长期以来他们的黑暗一面被人难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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