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血腥鎮壓未止，中共妄圖以白皮書洗白圖博人權紀錄/Palden Sonam

班丹·索南（Palden Sonam）對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Tulku Rigzin Hungkar Dorje）於3月28日在越南離奇身亡一事表達強烈憤慨。仁波切是中共圖博同化政策與跨國鎮壓行動的受害者，而當地對其火化方式之粗暴無禮，不僅是對亡者的褻瀆，更是對生者的羞辱。更令人震驚的是，中共竟選在同一日發表關於圖博人權狀況的白皮書，此舉無疑是對正義與尊嚴的雙重嘲諷。

2024年8月，年僅56歲的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Rigzin Hungkar Dorje）失踪。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藏傳佛教喇嘛，不僅在圖博，在中國及越南也有眾多信徒。八個月後，他的身影再次出現，卻只存在於一張由中國安全人員持有、充滿疑點的死亡證明上。4月3日，中國安全部門通知位於圖博東部果洛的龍袞寺，他們失蹤已久的住持已於3月29日死於越南胡志明市。

然而，據越南的部分消息人士透露，仁波切實際上是在3月28日死於一家酒店，那裡由中國國安部特工與越南警方勾結控制著他。3月29日並非他死亡的日期，而是其遺體被轉移至醫院的日期——顯然是為了製造一種假象，即他是因病死於醫院，而非死於中國特工之手。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他的死既非正常，也非意外。

如果仁波切真是因病去世，那中國與越南為何不進行驗屍，以徹底排除任何懷疑？其次，如果在越南驗屍成本太高或不便，為何不將遺體運回中國進行解剖？如果中國法醫也無能為力，那至少應將遺體交還給他痛失親人的家屬，好讓他們依照藏傳佛教傳統舉行葬禮。而中國當局拒絕以上所有選項，只能說明一個可能的真相——謀殺。

儘管來自圖博人民與國際組織的多方呼籲，要求調查仁波切死亡的真正原因並將遺體交還家屬，越南政府仍於4月20日默許中方在秘密狀態下將其火化。

這不僅是對亡者的極度不敬、對生者的深深羞辱，更應當被視為每一位有尊嚴的越南人之國恥——因為他們的政府竟允許中共在神聖的國土上犯下反人類罪行。

強迫失蹤、羈押期間致死、拒絕交還遺體，幾乎已成為中國在圖博的慣用手段。若北京尚有一絲自尊，它應當明白，拒絕將遺體交還給家屬的行為，是一種懦弱與恥辱的表現。中共在未經家屬同意的情況下火化遺體，無非是為了銷毀對其下毒或酷刑致死的證據，同時防止遺體成為中國暴政與圖博抵抗的象徵。

儘管中共不斷使用造假與威脅的手段，也無法阻止——至少無法阻止圖博人民最終知曉——這位喇嘛的死亡，正是北京所負的罪責。即使在逝世之後，中共也無法抹去圖博人民對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的敬愛與驕傲。

此外，從整個事件的時間軸一瞥，我們再次清楚看到中國宣傳話術與其在圖博實際行徑之間的巨大落差。3月28日，中共特工在越南對一位藏傳佛教喇嘛實施跨國政治暗殺，然而就在同一天，北京卻發佈了關於圖博人權狀況的白皮書。像往常一樣，中共試圖描繪一幅由法治保障、自由與人權盛開的烏托邦圖景——而這些連在中國本土都不存在的價值，竟被用來粉飾對圖博的殖民統治。

撇開白皮書中那幅虛假的粉飾畫面，讓我們從更宏觀的脈絡中理解這起又一次針對圖博文化人物的謀殺事件。這不是一個無神論政權單純迫害宗教人士的偶發行動，而是整場「文化種族滅絕」的一環——中共正有計劃、有系統地摧毀一個民族的文化與語言身份。

中國針對圖博文化人物與語言工作者的打壓早有明確模式。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不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領袖，更身兼多職，才華橫溢——他是教育家、作家、詩人、翻譯家與慈善家。然而，正是他作為教育者的角色，引起了北京殖民政權的注意。

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加劇了對圖博的文化種族滅絕行動，透過所謂的「兩個防止」戰略，同時針對老一代與年輕一代展開攻勢。第一個「防止」是通過種種限制與鎮壓手段，包括殺害、酷刑與監禁，阻止成年人將圖博文化，尤其是圖博語言，傳承給下一代；第二個「防止」則是將年輕一代關進殖民式的寄宿學校，使其遠離圖博文化環境，接受漢文化的同化與中共的政治洗腦。

這一策略的目的，就是透過高牆般的限制、恐嚇與分離，削弱文化代際傳承的主體與渠道，最終徹底抹除未來圖博人身上的任何圖博認同感。

這一文化種族滅絕政策，在近年來於仁波切的家鄉——位於今日中國青海省治下的果洛地區——尤為激進。舉例來說，2024年12月18日，圖博果洛一位村莊領袖貢保南嘉（Gonpo Namgyal）在被關押七個月後獲釋三天內死亡，死因正是中國當局施以酷刑所致。當局之所以在他瀕死之際釋放他，不過是為了逃避死於獄中的直接責任，方便將死因歸咎於他因他事。

中國在圖博地區早已習慣這種操作：將圖博政治犯在刑期尚未屆滿前釋放，但往往他們不久便死亡——通常是因為長期酷刑造成的重傷或長期得不到藥物治療。貢保與其他20位圖博人一同被捕，其中包括著名佛學者堪布丹巴達傑（Khenpo Tenpa Dhargye），罪名是他們從事圖博語言推廣工作。至今，外界對這20人中其餘19人的情況與下落仍一無所知。他們唯一的「罪行」，就是熱愛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的遭遇，亦不過是這場殘酷迫害鏈條中的又一環而已。

作為一位教育家，仁增红格尔多吉仁波切曾為當地圖博兒童創辦學校，並長期鼓勵圖博人學習本民族語言，強調語言是圖博文化與文明的根基。身為備受敬仰的佛教喇嘛與學者，他的言行影響力早已超越其家鄉，遍及整個圖博地區。

然而，在當前圖博的政治現實下，他致力於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努力，終究無可避免地與中國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發生衝突。他的遇害，也可視為北京承認其未能將這位具備宗教威望的仁波切納入其殖民統治工具的失敗表現。

在這個以暴力與不義構築的殖民體系下，一場悲劇往往引發另一場，創傷如陰影般代代相承。仁波切失蹤後，他85歲高齡的母親度噶卓瑪（Dugkar Dolma）因焦慮與悲痛病倒，儘管接受治療，始終未能恢復健康。愛子之死奪走了她最後一絲求生意志，留下的只是極度的不公感與深重的精神創傷。她最終於5月6日病逝家中。

然而，杜嘎卓瑪並不是第一位承受此類沉痛失落的圖博母親，也不會是最後一位。仁波切也不是第一位被中國政權奪走生命的圖博文化領袖，但遺憾的是，只要圖博仍被殖民統治，他也不會是最後一位。

班丹索南（Palden Sonam）是一位常駐印度的獨立政治分析人士，專注研究圖博議題、中印關係以及中國內部政治。他經常為《外交家》（The Diplomat）、《論壇報》（The Tribune）、《台北時報》（Taipei Times）、《亞洲時報》（Asian Times）等國內外媒體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