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文古籍的出版事业为什么是“同质化”和“枷锁”并存
茨仁卓嘎
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从首都国际机场过完边检抵达北京后，只要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参观，就会被书架上琳琅满目的藏文古籍所吸引，于是误以为“中国对藏文古籍做了很好的保护”。
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中国当代出版的藏文古籍之类型，就不难发现，中国对藏文古籍的出版是选择性的。
中国为了维护中华沙文主义，首先创设了一个假命题，那就是“藏文古籍的种类数量上仅次于汉文古籍”。
然而，中国藏学界的内部发言却颠覆了这一说法：截至2012年，调查得知中国境内的藏文古籍种类有35000多种。境外方面，在蒙古国有几万种还没有整理出版。而汉学中，汉语古代典籍的数量是10500种，由此可见藏文古籍总的种类，数量上并不是“仅次于”汉文古代典籍，而是远远超过了其数量。
因各单位出版任务匆忙，中国的藏文古籍的审核出版甚至不集中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民族出版社，以及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些其它类型的出版社也在出版藏文古籍。那么笔者叙述的“同质化”和“枷锁”体现在哪里？
首先，同质化体现在宗教类古籍的大量出版，占中国藏文古籍出版发行种类的绝大多数。
但赤色集团在1989年以后，开始限制藏族古代史史料的出版。目的在于打击藏人对自身古代历史的了解和民族自豪感。
1.在“七五”计划中，中国于1987年整理出《汉藏蒙古历史述略》（清代时期 藏人俄芒仓著），而此书距整理完成快40年，也没有在中国得到出版。
2.毛尔盖桑木旦活佛是享誉境内外的著名高僧和藏学家，著有《藏史通览》一书，该书却在中国无法读到。成为了世界上少有“活佛在境内，境内读者却读不到他的书”的罕见文化现象。
随着赤色集团压制藏文化的精准化，一些曾被恩准出版的历史书如《安多政教史》，近年来已失去了中国国家出版经费的补助，即将成为不再版的经典著作。
国际社会，国际藏学界应当对赤色集团的这一阴险政策加以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