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不断念叨的“西藏独立分两步走”出自哪里？
茨仁卓嘎
中共前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在官方喉舌媒体上一再重复的话语是“中间道路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中共对藏政策决策机制十分神秘，许多人可能纳闷其出处在哪里，而朱维群点到为止，不再多言。
笔者与朱维群先生交手多年，此前文章中，我略微介绍过朱维群在八十年代末中国学潮期间是一个“民主派”。他当时是驻南斯拉夫记者，见过一些市面。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动荡局面，他一度采取了“两头草”观望的态度，也曾对党内倡导过新闻领域的“改革”(新闻不能说假大空，新闻要讲真话)。当时，他甚至有一些外媒记者同行朋友，如时任路透社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记者韩飞龙(Peter William Humphrey，现已被中共国家安全机关逮捕)，韩飞龙曾在中国学习过，会中文，成为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外媒记者圈中唯一会中文的人，朱维群和他交上朋友，也曾去过他的工作室“交流经验”。
可见，朱维群的纯度并不高，而中央组织部，中纪委让他担任了这么多年高官没查他的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完全是被其时不时开展一下“对达赖集团斗争”的表象迷惑了，“三个不纯”的朱维群先生能混到今天，实在是一种“奇迹”。
闲话少说，溯源“中间道路”的“两步走”问题
“中间道路是独立分两步走”，是中共情报单位分析涉藏情势后研判得出的信息。据笔者了解，是早在2003年，就最终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不是新鲜事。而2010年中共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判最终破裂后，由朱维群的广泛介绍而得以被关心藏区局势的海内外朋友所知。当时中方的分析是，先通过谈判回到境内，然后提出“全民公决”实现独立，而这只是公开言辞。
为促使中共内部实现意见一致，当时对党内的解释是“即便十四世达赖回去以后不提出独立，也难保在'中间道路'下，宗教事务完全由藏人负责(中方对党内歪曲为'由达赖集团管')，而下一世达赖不提出独立”。
2001年，桑东仁波切担任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后，中方把西藏问题的时间段划分为“桑东的掌权正式标志着流亡政府步入'后达赖时期' ”。这也是中国官媒涉藏叙事中“后达赖时期”的溯源。
2002年9月，双方重启谈判对话，代表们在中国会见了朱维群，刘延东等统战部官员。2003年以后，双方的对话渐渐变质，中方开始采取拖延战术，时任达赖喇嘛代表嘉日洛珠坚参(中国官方根据英文Lodi Gyari翻译为甲日洛迪)被统战部邀请到中国各地参观，采用老一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好”来试图改变嘉日洛珠坚参的思想，试图利用他把“中国的发展变化”传达给达赖喇嘛本人，这也是统战部职能“分化瓦解达赖集团”的手法之一。
当时还有另一个背景，就是中方的拖延战术引发了流亡藏人青年的焦躁情绪，他们不满“统战部带嘉日洛珠坚参四处旅游”，希望会谈能够实现实质性成果。
但是为什么最后双方还在坚持？直到06年一度中断会谈？
答案是欧盟一些国家当时看不下去了，当时中国尚处于发展转型期，综合国力不像今日那么大。1997年召开的中共15大前，在94年起中共内部保守派与温和派斗争中，形成了延续“邓小平路线”的方针。大约2004年，当时欧盟国家一些议员面对双方谈判的僵局，采取遏制手段，声称如果双方再达不成实质性进展，就“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列强承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关乎中共中央统战部侨务部门的饭碗之一———对国外藏胞工作。这也是美方做出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承认“藏人行政中央为流亡藏人的合法代表”以后，中方大为光火的原因。早在2004年，欧盟一些议员就差一点想“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很快，双方在04年达成了“继续对话沟通，增进了解”的共识，中共因此躲避了第一次涉藏主权危机。
中共继承着不认账的老传统，用涮国际社会的方法继续骗下去，作为藏人的“汉学家”，笔者早已识破其真面目，在此戳穿谎言，奉献真相。
(图：第五轮藏中会谈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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