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前景中的少数民族独立问题

胡平

一、苏联解体的模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王力雄先生长期关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

王力雄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关心。1990年代世界爆发了多场跟民主转型相伴的民族冲突，使王力雄联想到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时，首当其冲的挑战也会是民族问题。

王力雄对藏人和维吾尔人追求独立的愿望十分了解，也相当同情；但是他认为追求独立的后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即使流血也未必能够独立，还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胎死腹中。

前苏联是以解体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这给期望从中国分离的少数民族人士带来很大鼓舞。然而王力雄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苏联解体的模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首先，王力雄指出，苏联是联邦制，苏联宪法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在专制时代，那种宪法权利只是意识形态的装点，但是在专制垮台之际，一旦以和平方式转型，过去许诺的空头支票马上就能变成确切的合法性根据。中国却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定位的国体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王力雄说：“不要小看是否有联邦名号，它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和平解体几乎有决定性作用。有联邦制名义的国家和大一统国家，两种社会在应该解体还是统一的问题上，认同的公理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彻底相反。苏联可以实现顺利解体，不意味中国也能如法炮制。未来的中国政客们，倒可能更多地需要高举反分裂之旗，才能赢得占压倒多数的汉人选民。”

其次，王力雄提醒到：“中国和苏联相比还有一个更实际的不同。俄罗斯在前苏联只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却占有76%的苏联领土和大部分资源。从分财产的角度看，俄罗斯人在解体中平均分得的财产远高于其他独立出去的民族。而汉族人口虽然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只有中国领土的40%。国家解体对俄罗斯人和汉人的不同主要在此。而如果没有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一个国家靠协商来实现和平解体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些少数民族朋友对汉人的看法包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对汉人的估计很低，另一方面，他们对汉人的期待却很高。一方面，他们对汉人估计很低，不相信和汉人同为一国，汉人能尊重他们的意愿实行真正的自治，所以他们很想独立，干脆摆脱你；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汉人的期待很高，期待汉人能接受他们的独立，期待着不让他们自治的汉人却能够让他们独立。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期待汉人接受少数民族独立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在保持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前提下，让汉人尊重少数民族的真正自治是相对容易的。

不少人预测，未来中国会天下大乱，尤其是在一党专制结束、开始民主转型之际。这就给少数民族独立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王力雄不同意这种观点。王力雄说：“即使西藏能够利用中国内乱实现独立，但仍然不能逃避毗邻中国的影响。中国不会一直乱下去，只要摆脱动荡局面重新稳定下来，国家分裂给汉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就会伺机反弹，同时领土的缩减使汉人生存空间遭到过分挤压，反而会导致扩张性增强。再衰落的中国相对西藏也是庞然大物，是西藏难以抵挡的。那时的中国不会放弃重新收回西藏，独立后的西藏也因此不会有安宁日子。”

二、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力争双赢结局

刘晓波十分赞赏王力雄。在“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一文里，刘晓波称王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王力雄能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

刘晓波说，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至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

因此，和王力雄一样，刘晓波也高度认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因为这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这个道理适用于西藏，也适用于新疆。

三、民主、和平、过渡三原则

在海外，来自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海外的自由，很早就开始了和藏人、维吾尔人与蒙古人的接触与交流。我们在一起举办过很多次座谈会与研讨会，一道举行过多次抗议活动和联谊活动。

1996年2月26日，《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访问印度的达兰萨拉，拜会达赖喇嘛。在和尊者的交谈中，薛伟把海外民运人士的共识做了如下的表述：首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努力结束中共强权统治，开启民主转型。对未来民主转型中的民族问题，薛伟归纳为三条原则：第一是民主的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第二是和平的原则，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第三是过渡的原则，如果在统与独、合与分的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可以先实现高度自治，在平等和睦相处，互敬互利的前提下，进一步商讨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一个过渡期，事情就好办了。

四、重要的是过程，是路线图

我认为，在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多种可能的方式，譬如有可能是像戈尔巴乔夫、蒋经国那样自上而下；也有可能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促成改变，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逻辑上也不排除中共专制政权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被外部力量打倒，等等。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民间民主派采取的对策也会有所不同。不过我们总可以给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做一些原则性的讨论。

很多主张藏独、疆独的朋友都说，他们希望通过符合国际标准的民主自决的方式达到独立。要通过民主自决的方式达到独立，这首先就要争取到自由民主，首先要中国实现自由化民主化，有了自由民主之后你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自决。在反送中运动中，一些香港人提出港独的诉求，我当时就说这很不策略，你们现在连真普选还没争到手，你怎么能港独呢？这里有个时间表或曰路线图的问题，是我们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问题。这一点很关键。

在中国，有最强烈独立要求的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和藏族。他们遭受那么深重的迫害，又被强制性汉化，一旦哪一天中国出现转型的机会，因为以前压制的太深太久，必定会出现很大的反弹，要求独立的声音一定会相当高涨。这又不像古代，在古代，确实有些民族由于长期的高压，硬是被灭掉了，被强制同化了。今天中共的高压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反弹是一定会爆发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一旦出现转型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做，不错过机会，使转型能平稳地进行，防止专制势力复辟。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好办。不论是各地区各民族自愿统一，还是和平分家，都没有什么不好。我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目标，我最关心的是过程，是路线图。

五、三派势力的博弈

现今中国可以说有三派势力，一派是主张民主也尊重民族自决，另一派是主张民主又坚持统一或曰主张大一统，还有一派是主张专制又坚持统一。如果中国出现了民主转型的机会，那就是前两派人联手，胜过了第三派。如果在这时出现了要求独立的要求分离的运动，头一种人坚持民主尊重民族自决，其态度可想而知。第二种人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分化。其中一些人虽然很向往大一统不赞成分离，但是他们也反对使用武力，而其中另一些人，有强烈大一统情结的人，就可能赞成使用武力，他们就可能和原来已经边缘化的第三种人走到一起来了。而第三派势力就会借机趁虚而入，卷土重来。到后来，主张独立的少数民族遭到镇压，专制势力趁机复辟。

苏联在解体前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苏联开始民主转型不久，波罗的海三小国要求独立。戈尔巴乔夫很为难。他不希望这三小国独立，他希望把他们留在新联盟里。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苏联，名义上尊重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性，实际上剥夺别人的自主性，他搞的这个新联盟是真正尊重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性的，所以不应该闹分离。可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就是想要独立。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左右为难。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国防部长讲的很清楚。他说，戈尔巴乔夫垮台垮定了。如果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成功，戈尔巴乔夫会垮台，因为那些主张大一统的人会反对他；如果戈尔巴乔夫为了制止分裂维护统一，使用武力镇压独立运动，他也会垮台，因为那些主张自由民主、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人会反对他。戈尔巴乔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他们打出的旗号就是拯救国家。先前苏联搞自由化民主化时，他们不好跳出来反对，因为自由民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现在国家要分裂了要解体了，他们就打着“拯救国家、维护统一”的旗号出场了，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变化，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挺身而出，粉粹了保守派的政变。紧接着，俄罗斯自己宣布独立，退出苏联。俄罗斯要独立，谁都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是最大的，力量最强的。谁能用武力镇压呢？另外，俄罗斯一旦脱离苏联，苏联就没法存在了，其他加盟共和国想保留苏联都办不到了。

再看其他国家的情况。在苏东波中，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和平分离。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和国内小气候也有关系。那时候他们都很讲人性讲人道，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又那么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斯洛伐克很大。且不说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就是联邦制，斯洛伐克本来就有一定的自主性，包括有退出联邦的权利；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斯洛伐克的人口和面积都不小，和捷克相比基本上是一比二。这就意味着，斯洛伐克要独立要分家，你捷克想去武力镇压，风险太大了，成本太高了。捷克人中未必没有想武力镇压斯洛伐克独立的，可是一看人家那么大的实力就只好放弃了。

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最想独立的是少数民族。他们受到那么多打压和剥夺，要求独立更正当更有理由。但正像王力雄提到的那样，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0%，再加上军事力量更是高度集中在汉人手里，双方在人数上和武力上都强弱悬殊。这意味着，即使少数民族甘愿流血牺牲争取独立，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少数民族仅仅是人口太少、强弱悬殊，那还好办。也许很多汉人会说，人家想脱离就让他们脱离吧，反正他们就那么些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问题是，不到中国总人口10%的少数民族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占中国领土的60%以上。这就使得很多汉人认为让少数民族独立出去代价太高了，要说服他们接受和平分离就更困难。如果维吾尔人、藏人一来就提出独立的要求，这样，少数既主张民主又尊重民族自决的汉人就可能陷入孤立。

不错，在海外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有不少人是既主张民主又尊重民族自决的。但若是放到全中国，在广大汉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仍然只是少数。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到了民主转型的初期，持这种观点的仍然只会是少数。刘晓波说，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我想也可以加上新疆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和维吾尔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有人甚至预言，一旦中国开始民主转型，汉人的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结还会更加高涨。我对此不无怀疑。我以为伴随着民主转型，汉人中的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结更有可能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但我必须说，即便是有所削弱，仍然会是相当的强烈，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

我深信，在中国，在中国国内，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完全有可能和广大的民众一道推动民主转型的发生。但是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就不一样了。如果在转型初期就遭遇到民族自决和独立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这些人要明确坚持我们既有的立场，连我们自己都会被边缘化。到头来让那些主张大一统的人和专制势力走到一起来了，那就麻烦了。

如果将来发生大规模流血，因为少数民族在军事力量上相当弱小，必然是具有强大武力优势的汉人以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去镇压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头来不但少数民族会遭受巨大的灾难，而且也会使汉人民主派遭受严重的挫伤。毕竟，民主派的很多人，就像戈尔巴乔夫，哪怕也主张大一统，不赞成少数民族自决独立，但他们都不愿意使用武力，这样一来，他们也被排挤到一边去了，搞不好就让专制势力借机复辟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六、分析几种小概率

一直有人指望，未来中国发生内乱，在汉区也有些地方闹独立，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局面，或者是外国势力的深度介入，这就为少数民族的独立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相信，伴随着民主转型，在汉人居住区，地方上要求更多自主权的呼声会增加，在某些地区也可能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但是在汉区出现强大的独立运动乃至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今日中国汉区，和清末民初大不相同。除了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是在人口的流动上，东来西往，南下北上，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四川的人很多不是四川人，广东的人很多不是广东人。一般人的省籍意识都不强。地方军队也是高度混杂，地方性比较淡。包括各级军官，本地人并不占多大比例，川军不像川人的军，粤军不像粤人的军。因此形成分裂或割据的可能性很小。至于外国的深度介入，这种可能性本来就非常小。再加上西藏、新疆都深居内陆，外国，包括西方民主国家，更难进行实质性干预。除非中共悍然发动世界大战，被民主国家联手击败，民主国家才有深度干预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

七、结语

一国之中的少数民族要想以自决的方式实现独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分离，离不开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要得到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有赖于双方的充分交流，从而获得主体民族的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在自由的海外，藏人、维吾尔人可以和关心民族问题的汉人充分的沟通，但是在一党专制下的国内，藏人、维吾尔人的声音是根本听不见的。现在，国内民众的大一统的声音似乎非常强大，其中当然有虚假的成分，但就是扣除掉虚假成分，这种声音仍然是相当大的。确实有很多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也有强烈的大一统情结。他们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在和少数民族充分沟通之后，才能慢慢的改变。如果在民主转型的初期，在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还没有认真地展开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之前，藏人、维吾尔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决、提出独立，很多汉人必然会用他们原有的大一统观念做出回应，其结果必然是使得很多本来有可能同意或默许的汉人成为对立面，这就把很多本来可以成为朋友、至少也能保持中立的汉人，驱赶到专制主义大一统那一边去了，甚至导致专制势力的复辟。那将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我们必须努力避免。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些不具现实可能性、至少是在现阶段不具现实可能性的理念或理想，哪怕看上去是最好的，一旦不顾现实条件而匆匆付诸实践，很可能造成最坏的结局。那些看上去只是次好的理念或理想，因为深具现实可能性，付诸实践的效果反而是最好——是在现实可能性中的最好。

作于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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