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真实的台湾

——《中国国民党史》阅读札记

子规

     台湾很近，跟我们福建只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台湾在其辖下的马祖列岛置了一个连江县（1949年前列岛的主体部分南 竿岛、北竿岛隶属连江，而东犬岛、西犬岛隶属长乐，东引岛、西引岛隶属罗源），与我的家乡连江县还是“同名同姓”的。然而，台湾又很远，1949年两岸分 治后，由于两个政权的对峙以及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台湾这个由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把持的迟迟没有收回来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又是很陌生的，我们并不了解台湾社 会的真实生态，无从获得关于台湾的有效信息，有的只是官方千篇一律的宣传以及众口一词的批判。1987年底开放两岸探亲，两岸关系开始走向缓和后，这种状 况有所改变，但由于两岸在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对立的，我们的舆论仍然是由官方控制的，我们还是难以全面、客观地了解台湾。我素来对台湾很感兴趣，通 过有限的信息渠道，也知道当年我们在进行暴力土改的同时，那里也进行了和平土改，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们在进行“三大改造”，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使经济发展陷入死胡同的同时，那里却经历了经济起飞，成功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我们在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把极权统治打造得越来越严密的同时，那里却解除了戒严，解除了党禁和报禁，实现了总统直选和政党轮替，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但 这些只是粗略的了解，远远谈不上全面和深入的——官方的宣传吊不起我的胃口，真实的信息又很难看到，我对台湾只能这样继续陌生下去。

     后来网购了一部茅家琦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之所以没怎么犹豫就下了订单，主要是 冲着这个主编去的。他是南京大学资深的历史学教授，1947考上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毕业，大学教育横跨新旧两个时代。他毕业后留 校，先是从事行政工作，然后转入历史系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精通英文，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对中外文档案资料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这就使他的研究具 有了很高的价值。他师从罗尔纲，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后来又从事中国近代史以及长江下游区域现代化的研究。1980年代两岸关 系开始走向缓和后，他在南京大学领衔成立了台湾研究所，他本人也深耕1949年后的台湾史的研究，尤其是台湾经济起飞时期一些重要财经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研 究（就跟他从事长江下游区域现代化研究一样，这也与他大学读的是经济专业有关，发挥自己的所长，或者自己所受过的教育背景后来会无意中冒出来）。不像那些 喜欢对公共问题发言的学者，他基本上是一个坚守在书斋中的学者，即使对现实有什么关怀，也是不露形迹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通过严谨的治学撰写出有分 量的学术著作，这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也是对现实更有价值的贡献。我也是更喜欢阅读这样的学术著作，而不是那些公知型学者说不清是政论还是学术的著作。虽然 自己不是学者，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发言的写作者，但必须先对历史与现实有了全面、客观的了解之后，写出来的东西才站得住脚，就是要进行批判也才能批判到点子 上。

     不同于那些挂名的主编，茅家琦老先生对当代台湾史是有深入研究的，他为本书提供了框架和主要的观点，撰写了一篇长长 的序言。相对于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国民党史没有那么敏感，开放的档案资料也更为丰富，因而此书虽然也是由政府的社科基金资助，也要经过官方的严格审查， 仍然可以写得更为客观一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49年前的这一段，这由于与中共党史密不可分，因而作者的撰述较多地受到主流观点的限制。1996年 后由于台海局势的紧张和台独力量的发展，政治上的敏感性增强了，因而作者的撰述也难以做到客观、全面。而中间这一段刚好处于两岸的隔绝时期，两岸没有太多 的交集，就不具有那么高的敏感性，因而论述是最放得开，最具有价值的，我最喜欢读的也是这一部分。正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对台湾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台湾经济起飞的秘诀所在

     台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七八十年代经济又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它何以取得 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许多人都思考过这一问题。记得以前经常听到两个说法，也是至今仍然还很有市场的说法：一个是国民党政权从大陆带走了大量黄金，把在大陆 的家底都投到台湾这样一个小地方，还能不发展起来？一个是国民党政权投靠美国，得到了大量美援，从而使台湾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

     这两个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对当时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台湾经济秩序十分混乱，通货膨胀十分 严重，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定经济形势，进行了经济整顿和币制改革，在这一过程中黄金储备和美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原材料，引进技术和 设备，这些也都需要用到黄金储备和美援。但要说这两个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却是很说不过去的，它们充其量只是一种外因，经济要取得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说 还要依靠内因，即自身要具备一种良性的发展机制。自身的发展机制具备，这些外因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自身的发展机制不具备，这些外因也只能被白白地 浪费掉。要是外因有那么重要，那些富得流油的产油国无疑是最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但世界上迄今都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台湾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建立起了一个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并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而这又是 与当时台湾经济部门一些领导人的智慧和才干分不开的，如尹仲容、李国鼎以及赵耀中等人，尤其是尹仲容和李国鼎两位。尹仲容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其经济 思想主导着台湾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李国鼎是尹仲容的助手，1963年尹仲容去世后接替他主持台湾经济工作，延续尹仲容的经济思想，并根据形势的变化， 予以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这些财经领导人都秉持一种中道、渐进的经济思想，走一条既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原理又符合台湾自身实际的经济 发展道路。总体上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让私营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信息和动力机制这两大关健问题，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又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仍然控制一些重要产品的价格，一些重要部门仍然保留国有企业。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农产品价格也被政 府人为地压低，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积累，与我们这边曾经实行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如出一辙。我原先以前只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种剪 刀差，现在才知道当年台湾也曾经实行过，算是增长了见识。

     同时，政府又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原有战略适时地进行了调整。五十年代实行进口 替代战略，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也使自身产业发展了起来。六十年代由于国内市场出现了饱和，于是调整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利用世界上产业转 移带来的机遇，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七十年代后，传统产业的出口日益面临贸易摩擦的问题，为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必须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自身也具备了一定的资本和技术条件，于是又再次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世界闻名的新 竹产业园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规划和建设的），从而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使台湾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体。

     这些财经领导人可谓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他们都具备先进而清晰的经济思想，以及卓越的领导才干。而且凑巧的是，上面 提到的这三位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而是学理工科的，都有过到英国或美国学习或考察的经历，都有过科研以及企业管理的经历，从而使他们具备了科学的 头脑、严谨的态度以及务实的精神。

     同时，在台湾当时的威权体制下，倘若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认可他们的经济思想，不支持他们，他们即使有着很正确的经济 发展思路，也是无法得到推行的。正因为蒋介石认可他们的经济思想，并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功。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台湾的土改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农村实行了“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只能向佃农收取土地收获量 37.5%的地租（依据是种子、肥料以及其他生产成本要占25%，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平分），从而减轻了佃农的负担，提高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接着 又以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即不剥夺地主的土地，而以土地年收获量2.5倍的价格征收地主多余的土地，然后又以这个价格卖给农民，分十年偿还，从而使大量 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政府购买土地是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股票的形式补偿给地主，从而使土地资本向新兴的工商业转化。地主往往都是 农村的能人，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他们只能局限于农村和农业，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只能对佃农收取高额的地租，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换了一种环境之后，人 还是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却不一样了，他们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改革就达到了双赢目的。

     土地改革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台湾的农业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产品大量地出口，成为出口的主要来源，创造 了大量外汇收入。同时由于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低价收购政策，还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土地改革的成功，也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得到 了扩大，社会保持了稳定，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国民党政权很早就想到要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还在北伐战争时期它就提出了“二五减 租”（即在地主向佃农收取50%地租的基础上，再减25%），并且后来也曾经在部分地区试行过，但都实行不下去。国民党政权并不能控制全国，政令无法统 一，对不受其控制的地区鞭长莫及；同时，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很薄弱，即使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也无法把意志贯彻到基层。实行土地改革必然要损害地主豪绅的利 益，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抵制。而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统治集团中的很多人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土地改革无疑是刀 刃向内，自己革自己的命。

     而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很快就稳住了局势，在岛上建立起了集权统治，不再存在政令无法统一，统治意志无法贯彻到 基层的问题，而且统治集团与当地的地主也不存在利益上的瓜葛，因而土地改革就可以推行下去。当然改革能够取得成功还因为采取了一种赎买方式，对地主实行了 补偿，让他们得到一定资本后又转到工商业领域，有了新的更好的出路。

     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许是很难复制的，但它可以给后人留下几个启示:一是执政集团要具备 一种政治理念，要为这个理念而奋斗；二是执政集团对社会要具有足够的控制力，否则任何的良法美意都无法变成现实；三是改革要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补偿，从而 减少改革的阻力。

地方自治：台湾民主化的前奏

     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发展地方自治，让县市的议员以及行政首长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孙中山先生提出实现民主政治要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的思想，认为推翻专制政治后要先实行一段时期的军事统治即军政，然后进入一个训政的过渡时期。 训政训政，就是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们缺乏民主的观念和能力，不会行使民主权利，必须先由执政党对其进行民主政治的训练，等到条件具备后再开 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即宪政。

     训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地方自治，让人们直接选举地方的民意机构和行政首长，学会管理社会事务。等到人们的素质 提高了，再把这种选举扩大到上层。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政权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大陆时期也曾经提出要实行地方自治，并且也尝试着去做了，然而，当时分 裂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在主观上也并不真正愿意这么做，因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未真正得到实行，更多只是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

    而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有效地控制了整个社会，实行地方自治的外部条件就具备了。同时，作为一个外来的政权，为了得到本省人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威权统冶，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地方自治也是在它严密的控制下进行的。凭借自己在组织 上、经济上以及宣传上的巨大优势，在地方选举中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当选。但既然放开了一个口子，党外力量也可以去参加竞选，去筹资金拉选票，因而 也出现了不少党外人士当选的例子，而且越到后面这样的例子就越多。这无疑对国民党政权构成了挑战，促进了竞争性选举和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而且为了提高竞 争力，这些党外力量还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党外力量联盟，统一竞选纲领，统一推出候选人，统一进行宣传造势，等等。虽然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但 事实上已经形成后来反对党的雏形。

     台湾在实行地方自治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弊端，除了上面所说的国民党当局对选举的操控之外，还存在买票卖票、黑金政 治、金权政治以及族群政治等等。然而，这些现象也是在民主化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是民主化必须付出的学费。在总体上台湾实行的地方自治还是成功的，从而台 湾基层社会生态逐渐发生了改变。1987年国民党政权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没有此前的铺垫和准备，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 的，发生了最后也未必会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必须把目光投向更早的地方自治。

     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最后必然也会倒逼到上层来，国民党政权也不会不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它当时在台湾实行地 方自治也是要具备一定勇气的，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担当。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后，要开放政权，实现 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他们所具有的政治理念，并且他们事实上也是在往这个方向走的，即使这个过程显得很漫长很曲折。

                      2023年6月16至18日写就

                       2026年10月4至6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