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终身之敌”：沈伯洋与台湾政治的融合力量

陀先润

今年台北市长选战，原本被普遍视为最没有悬念的一场。民进党推出的参选人沈伯洋，一位从政不过两年多的前大学教授，起初被党内外不少人看作“牺牲打”：知名度不高，形象尖锐，对手是挟现任优势、民调大幅领先的蒋万安。然而半年下来，台北街头出现了被支持者称为“洋流”的人潮，选情的走向已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料。

本文不打算预测选举胜负，而想从一个台湾岛内政论较少采用的角度——也就是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为什么说，沈伯洋很可能成为中共和习近平在其剩余政治生命中的“终身之敌”。

在台湾，对中共有真正清醒认识的人并不多。老一辈中，政治学者明居正是一个代表。他之所以看得透，是因为早年在美国曾随一位出身德国社会民主党、专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学者系统学习，把自己的头脑完整地按照共产党人的思维逻辑“走”过一遍，然后再去辨认其中的谬误和隐藏的东西。这是一种从内部理解对手的功夫。

新一代中，沈伯洋是少见的一位。从政之前，他创办“黑熊学院”，推动台湾的民防教育，并系统地整理、向台湾社会介绍中共的“认知作战”。当时不少台湾人认为他是在“瞎搞”。但今天，“认知作战”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广泛使用的专有名词。

所谓认知作战，在大陆的语境里叫“舆论战”，也就是外界常说的“大外宣”、宣传战。中共对外宣传体系的整体框架，早在九十年代初的几次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便已奠定。沈伯洋并不了解这些内部部署的详情——他也不可能了解，因为真要接触到那一层，人就已经是“党的人”了——但他从外部观察归纳出来的东西，方向上没有偏差，大体都是对的。只是在台湾，绝大多数人被卷入这场舆论战而不自知，而他把这些东西清楚地说了出来。

北京的反应，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中共的情报与国家安全机构或许很坏，但绝不愚蠢。观察它对台湾人士的“制裁”名单，会发现一个规律：被点名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整天喊“反攻大陆”或“陆配滚出去”的人；被盯上的，都是那些能够摆事实、讲道理，一条一条拆解中共宣传手法的人。换言之，是在舆论战中真正具有反制能力的人。

而在这份名单里，沈伯洋的“待遇”最高。2024年10月，国台办将他与曹兴诚、黑熊学院一并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惩戒清单；2025年10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官方媒体随后更扬言要进行“全球追捕”，还有大陆博主公开发布据称是其住处与工作地点的卫星图。照北京自己的说法，他在理论上已是大陆的“通缉犯”。当时许多人不解：一个民防倡议者，何至于此？但不应小看北京的安全评估能力——在它的评估里，沈伯洋是对其对台舆论战威胁最大的一个人。

沈伯洋最初投入台北市长选举时，许多观察者感到意外：让这样一个形象鲜明、被视为“极端”的人出来选首都市长，合适吗？

但如果长时间追踪他自五月起的政见发表与各场活动，会看到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首先，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记忆力、分析能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都非常突出。他一开始提出的许多议题，显然是事先下过功夫的。很多领导者、企业家身边都有一群人在教他们怎么做，但他们学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吸收与提炼的逻辑。沈伯洋恰恰相反，他学得非常快。正因如此，即便起步时声势弱、知名度低——不要说海外，连台北市民对他都不太熟悉——他的声量也注定会很快上来。

接着，在所谓“洋流”成形之前，他做了一件在台湾选举史上相当关键的事：走进群众，与民众直接对话。

外界多半注意到他“只谈政见、不做攻击”的风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本属正常；但台湾过去的选举往往不是这样。由于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存在历史性的“血仇”——某种程度上类似共产党与被它伤害过的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台湾体现为族群的分裂——台湾选举长期充斥着仇恨、呐喊、悲情与哭诉。台湾政论界称赞沈伯洋把台湾民主推向新的高度，这固然没错，但这一步台湾迟早要走：倒退三十年，九十年代初的选举中这样做没有用，那时解除党禁不久，国民党时代的政治犯记忆犹新，谁能让大家放下仇恨？一代人老去，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才有可能如此。沈伯洋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成了引领者。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以后他站上“肥皂箱”、与民众面对面交谈的选举方式。这种方式要求候选人对自己的政策、对地方的每一项事务都非常有把握；更要求一个人拥有成熟、稳定、极其自信的价值观。一个今天说东、一年前说西的人，是不敢这样与人对话的，因为他很可能过几个月就被自己的话打脸。

这种模式，令人联想到美国保守派青年运动人物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生前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的公开对话：他有自己完整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以平和的方式与不同意他、反对他、甚至辱骂他的人交流。有人称之为人格魅力，但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信仰的魅力”——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信念是对的，却不强迫他人接受，而是在交流沟通中引导，让对方也许今天不理解、明天不理解，后天却理解了。这不是列宁式的煽动演说，也不是毛泽东式的幕后操盘，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方式，将长期地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不只是选举制度，而是整个政治走向。

有人批评这是民粹主义。没错，这就是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并不是坏词，它的本义是“民本主义”，以民为本。

台湾选举有个说法，叫“端牛肉”，即端出政见。过去候选人谈政见，台下的人多半低头滑手机，讲不到两分钟热情就散了。但在沈伯洋的历次造势场合，台下数万人，他一开始讲政见，一讲二十多分钟，现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

为什么？不妨把候选人比作厨师。一种厨师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一份牛肉——牛肉饼也好，汉堡也好——端到你面前，至于是不是你想吃的，你并不知道。沈伯洋的方式是另一种：先问你想吃什么。你说想吃牛肉，那想吃哪一种？你说黑椒牛肉粒，他就向你展示他做的黑椒牛肉粒会是什么样子；你说想吃猪肉、想吃鱼香肉丝，他就告诉你他能把鱼香肉丝做到哪一步。而且每个行政区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这样的政见，谁会不愿意听？

这种以民为本的方式，在过去以党派对立为主轴的台湾政治中几乎不存在，因此格外珍贵。它体现的是一种融合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那场电视辩论值得细看。看的不是场上气势的输赢，而是在对手的猛烈攻击下，一个人的本心为何、自我控制能做到什么程度。在整场辩论中，沈伯洋始终保持温和、包容、只谈政见的态度，偶尔点到对手，但不攻击、不污蔑、不做人身攻击。于是对手的攻击虽然看似凌厉，却达不到目的。更糟的是，辩论结束不到一天，对手拿来攻击他的若干事例，便被当事人亲自出面澄清。政治人物可以不说全部实话，但不能睁眼说瞎话；一旦被民众认定为说瞎话，失去的就是最起码的诚信。相较之下，不管沈伯洋的幕僚如何建议，选择一种风格是一回事，在被谩骂、被污蔑时仍能坚持本心，是另一回事——他的自制力极强。

“洋流”刚起时，网上有人说这些人潮都是外地来的，不是台北人。这种说法其实更说明问题：如果每一场上万人、扫街时两侧万人空巷的场面都是外地人，国民党应该更加害怕。那意味着即使他这次不赢，他也已经让全台湾认识了他，愿意从外县市赶来支持他。他已具备角逐更高职位的知名度、声量与支持者，所欠缺的只是行政历练。

因此，即使不对胜负下定论，也可以做一个判断：若沈伯洋输了，蒋万安再做四年市长，大概也就到此为止；而沈伯洋则会立刻拥有未来。在2028年的台湾大选中，他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未必选总统，或许是副手，或许出任关键的行政职务——为2032年做准备。只要在接下来的六到八年间不犯贪污、受贿或重大丑闻之类的致命错误，他必然是下一代台湾领导人的候选人。

要理解沈伯洋的意义，可以把他放在台湾民主化的脉络中，与两位前总统相比。

李登辉的最大贡献，是在内外交困之际——蒋经国去世、党禁解除、多党竞争刚刚开始、社会仇恨尚未消解——把台湾带入和平选举，让人们用选票代替刀棍。这极不容易。九十年代初，北京甚至曾评估台湾是否会爆发内战，并试图利用当时的党外反对势力。有说法指出，陈水扁等人那时曾访问大陆，接待方并非国台办系统，而是解放军方面，民进党人当时还在试探能否与共产党结成某种联盟，因为他们只知道共产党反国民党，对共产党本身一无所知；陈水扁察觉对方意图后，并未谈出什么便离开了。在那样的局势下，李登辉把台湾“拴在一起”，没有让它分裂，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对岸的压力。

蔡英文体现的，则是一种“共融”的力量。她长期主持陆委会，熟悉对大陆的情报研判与政策制定；“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互不隶属”等论述，都是在她主政时期确立的。由于她被蓝绿双方、外省人与本省人共同视为“可以接受的人”——一个不会出卖台湾、也能听得进不同声音的人——她当年参选新北市长虽然落败，竞选总统时却能在台北这样偏蓝的地方两度拿下过半选票，其中显然有大量国民党支持者的选票。

李登辉是把蓝绿抓在一起，不让内斗；蔡英文是让蓝绿彼此倾听，了解对方的意愿与力量；而沈伯洋，是让人们放下许多过去的党派立场，真正去想：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事情该怎么做，问题该怎么看。他现在谈的是台北，六年或八年后，他谈的必然是台湾。

与韩国瑜相比，差别更加明显。韩国瑜当年也掀起过“韩流”，但他一谈政策，支持者便知道他没什么实质内容，靠的只是言语和演讲魅力。沈伯洋则立刻把人气转化成了政见。人们追随他、愿意投票给他，不是因为他是民进党，而是因为他是沈伯洋。他以魅力把人聚拢起来，再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这样的叙事方式与施政方法一旦延续下去，就会形成长久而稳定的追随。一个不完全恰当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庇隆与夫人伊娃深入当时底层百姓的生活处境，形成的“庇隆主义”在他们身后仍长期主导阿根廷政治。当然，庇隆主义偏向社会主义，而沈伯洋代表的是偏自由主义的民本主义，二者价值观截然不同；但作为一种能够形成浪潮的民本政治，它们一旦成形，都具有惊人的持久力。

这正是中共和习近平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北京最希望看到的，是台湾岛内政治意向的分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缝才好撬动，没有缝也要制造缝。如果出现一个能够把台湾融合起来的人，那就非常可怕。

更可怕的是，这种融合不是靠人格魅力。靠人格魅力的融合，除掉这个人便结束了；而沈伯洋靠的是一套叙事逻辑，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思考。当他向市民解释台北的行道树为什么不能砍、砍了要怎么补回来，而市民相信了他；那么下一次，当他告诉大家“共产党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判断、如何应对”，人们会不会也跟着他去想？北京怕的正是这个。

有人会问，赖清德为什么做不到？从军事和备战的角度看，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的路线，对大陆的立场相当明确，做得并没有错。蔡英文接手时台湾的国际处境跌到谷底，是她以共融的心态让对外关系逐步扩展，赖清德接收了这份成果。但从岛内政治的角度看，赖清德的意识形态色彩鲜明，长期政治形象就是“坚决不统”“抗中保台”——其实就是反共保台。这样的形象，很难让台湾最大多数的人追随他。

沈伯洋不同。他同样是一个抗中保台、反对共产党的人，但他走的是民本主义的道路，而且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追随。再看海峡对岸，一个正在推动终身制、领袖制的政权，面对这样的对照，处境非常尴尬。

不妨回想一个老论述：“中国人不行”“中国人有奴性”“中国人需要皇帝，共和制不适合中国”。这类说法在五四前后就已出现，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大陆也曾流传甚广。为什么近年很少听到了？因为台湾的民主实践摆在那里。凡是能看到外面、走到外面的人都会问：同文同种，说同样的语言，承继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台湾做得到，大陆做不到？如今，除了少数偏激的网红，正规的官方、半官方媒体已很少再这么说。

如果此时再出现一位对比如此强烈的人物，局面只会更加不利于北京。沈伯洋今年四十四岁，接下来的二十年可能就是他的二十年——除非他要“称帝”、要终身执政。以他的本性和台湾的经验，这可能吗？于是这种对比只会越来越强烈。

北京最怕的，是一个既能把台湾融合起来、又有坚定价值观的人。这样的人一旦登上台湾全国性的政治舞台：如果北京想以和平方式、内部分化方式、“第五纵队”方式来解决台湾，他能把百姓凝聚起来，缝隙没有了，或者很难找到了；如果北京想武力统一，他不是马英九那样的“软骨头”——他有坚定的价值观，早在从政之前就为此不遗余力。不必怀疑，一旦开战，他就是台湾的泽连斯基。而一旦主政，他必然致力于完善台湾的民防与整体防卫体系。

那么，北京如何才能阻止这样一个人的崛起？刺杀沈伯洋已经没有意义，那只会制造一位烈士。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选举最后阶段出现类似“三一九枪击案”那样的突发暴力事件，而且受害者是蒋万安。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投票前最后几天，舆论的脏水必然泼向民进党，同情票流向受害者，任何澄清都来不及，台北乃至全台湾的南北、蓝绿裂痕会被重新撕开，沈伯洋所代表的融合力量将遭到重创。对一个最希望台湾内部分裂的对手而言，这在逻辑上是最“划算”的破坏方式。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北京行为逻辑的风险推演。正因如此，台湾警政与安全部门在选举最后阶段，应当加强对所有主要候选人的随扈保护，尤其是蒋万安的安全。防范最坏情境，就是保护台湾民主本身。

国共相争时，许多人拥戴周恩来，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是周恩来，以至于蒋介石也曾感叹，若国民党有这样一个人该有多好。沈伯洋今天在台湾获得的支持，也有几分相似：人们支持的不是一个党派标签，而是一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叙事方式。

台湾政论节目和台湾人自己，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沈伯洋。但站在北京的位置上看，答案相当清楚：一个能融合台湾、拥有坚定价值观、且未来二十年都可能活跃于台湾政坛的反共政治人物，正是中共和习近平在其剩余政治生命中最不愿面对的对手。若无意外，沈伯洋的崛起已难以阻挡；无论这次台北选举结果如何，他的未来都在更大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