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统台湾，开战即灭亡

马青

一、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到备战常态化：开战信号

　　2017年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据此判断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变化，认为中国迎来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窗口期。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在极端管控下率先复工复产，形成短暂经济反弹。2021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东升西降”，将这一阶段性现象误判为全球力量对比的根本逆转。

　　在这两大误断叠加下，对台动武被误判为“可控成本下的战略机会”。这一判断，并非仅源于中方自身评估，也与外部环境释放的信号密切相关。

　　川普执政时期推行“美国优先”，系统性收缩美国的全球责任，多次谴责泽连斯基、淡化侵略责任、力挺普京，并将战争与成本、交易直接挂钩。

　　同时，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指责欧洲盟友，将中国描述为“经济合作关系”，并将俄罗斯移出“直接威胁”名单，释放出人权与民主让位于现实利益的信号。

　　近期，美国以“执法行动”名义抓捕马杜罗，并以持续增加关税威胁欧洲、要求获得格陵兰。在北京看来，这是强权可以公然践踏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实示范。

　　美国的注意力正被不断拉向内部议题。移民执法全面升级，ICE采取蒙面行动，引发持续抗议并消耗大量制度资源；而围绕爱泼斯坦档案的争议尚未充分展开，公众视线便被一系列高强度事件迅速转移，制度性问责被反复搁置。

　　凡此种种，被北京解读为国际约束正在松动、美国出手意愿存在弹性，从而构成“动手窗口正在打开”的关键判断。由此，中共对台政策开始从长期消耗式对峙，转入多个关键领域同步推进的备战状态。

　　1、经济与产业：以“新质生产力”为名，推动沿海关键企业和核心产能向内陆迁移，降低对外部通道的依赖；
　　2、意识形态：“整治网络乱象”，收紧言论空间，预先清理舆论环境；
　　3、一方面，系统性渗透、扶持、并整合亲共政治力量，让其为“一个中国”站台发声；另一方面，打压、通缉异议者，并威慑反共声音。同时，推进可随时“由演转战”的常态化军演，以夺岛、突破第一岛链为目标，形成“拉拢—分化—威慑”并行的统战体系，对岛内与海外华人社会同步施压；
　　4、关口与流通：加速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确保战时交易可控；
　　5、社会治理：三年新冠疫情期间，以封城、封控之名，全国轮番测试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谁能出行，去了哪里，社区与公安系统一清二楚。戒严级社会管控的数字系统，已就位；
　　6、军队：通过持续整肃高级将领，清除不忠与厌战人员，确保军队在关键时刻百分之百执行命令；
　　7、资源：大规模囤积石油、粮食、黄金及关键工业原料，调整农业政策，强化供给底盘。

　　2025年10月23日发布的四中全会公报中，“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赫然醒目。备战位居建设之前，标志着和平建设时期已过，全社会进入以台海冲突为前提的运行模式。

　　美国情报系统多次评估，中共已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前具备对台动武并取胜能力。但战争能否启动，首先取决于经济是否扛得住。

二、经济坍塌：战争将点燃连锁爆雷

　　中共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建立在四根脆弱支柱之上：土地财政、人口红利、出口创汇，以及“低人权”压低成本的制度优势。

　　今天，这四根支柱正在同时断裂：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已超90万亿元；财政收入下滑，产业链加速外迁，青年失业被系统性低估，“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瓦解。

　　在长期低福利、低社保、低工资的制度环境中，社会缺乏有效兜底机制，全民处于防御姿态。“刺激消费”，只能竹篮打水。

　　在这样的经济底盘上，开战不是出路，而是把所有风险一次性引爆。

　　投资走不通，出口受阻，消费乏力，在不动用非常规手段的情况下，经济已难以自我修复。而“一带一路”在多个国家遭遇抵制，既无法规模化吸纳过剩产能，也难以在冲突环境下形成稳定的资金回流。

　　在此背景下，战争既可能被视为经济走到尽头后的出口，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目标——用以重塑威信、凝聚人心，并试图赢回在经济下行中不断流失的执政合法性。

　　对一个高度负债、对外依赖极深的经济体来说，战争意味着能源、国际结算和供应链同时被切断。中国七成以上石油经马六甲海峡海运，芯片、关键工业品和粮食高度依赖进口，一旦开战，航道受阻、保险失效、制裁启动。

　　能源先断，军用与民用体系同步受挫。

　　接下来，是制裁与资本撤离的叠加效应：海外订单作废、生产线转走、金融封锁、外资撤出，财政黑洞进一步扩大，“维稳”成本迅速攀升。

　　这个负债累累、内生动力枯竭的经济体，将在战火冲击下迅速撕裂。战争，并非解药，而是点燃连锁爆雷的引信。

　　经济无法支撑战争，那么，军队本身，又是否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

三、军力幻象：党指挥枪，打不赢现代战争

　　为什么中共军队越“听党指挥”，越打不了仗？在“听党指挥”体制下，忠诚高于专业，立场压倒判断，政治安全凌驾于军事理性之上。直接后果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正确先于作战可行性。

　　如果一支军队最怕的是“政治错误”，作战方案就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安全，而非在军事上有效；坏消息无法直达中枢，真实战损被系统性美化；因为，指挥官的首要目标，不是打赢战争。

　　舰艇数量全球第一，并不等于军力第一。中共所谓“世界第一”的舰艇规模，包含大量近海小型舰艇、辅助船只与执法改装平台。但数量并不等于制海权，更无法替代远洋投送、联合作战经验，或在高强度对抗中维持体系运转的能力。

　　当指挥与反馈都服从政治忠诚，技术升级与体系建设就难以转化为实战能力。维修率、后勤保障、战损控制、联合指挥与电子战体系，均无法与美日同盟相比。它拥有可展示的“硬件”，却缺乏现代军队最关键的能力——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独立判断、快速纠错的制度空间。

　　台海一旦开战，中共真正面对的，是由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构成的高度协同的民主联盟防线。在这种高强度、高信息密度的战争中，人海战术毫无意义，“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等口号毫无价值。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感知力、通信能力、制导力与指挥系统的弹性——而这些，恰恰是党卫军体制最薄弱的环节。

　　一旦在战场上失败，坍塌的除了军力神话，还有政权合法性。

四、既是党卫军，又是“习家军”，“两个确立”下的独裁必败

　　“党指挥枪”意味着军队服从党的集体决策。但“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制定后，这一原则发生了质变：今天，中共军队，既是党卫军，又是“习家军”。

　　习近平上任后推动的一系列所谓“战略工程”——一带一路、“亚投行”、十万亿芯片工程、“雄安新区”、新冠疫情动态清零——几乎无一不烂尾。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决策失误，却无法纠正：错误判断，层层掩盖；失败结果，不断延后暴露。

　　这种模式，正是独裁体制战时状态的致命预演。

　　现代战争依赖信息透明、分权协作与快速纠错，而一党专政恰恰相反。在缺乏在野党、新闻自由与制度性监督的前提下，真实情报难以上行；在“两个确立”下，领袖的所有决策都是政治正确，纠错通道被系统性封死。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反应慢一拍就可能遭受致命打击。

　　因此，战争首先输在一党专政与个人崇拜制造的决策盲区上：判断一旦出错，无人敢纠偏、止损。

　　战争若拖入消耗阶段，补给、动员与维稳所依赖的同一套财政与行政体系迅速被拉紧，信息回流受阻、命令难以修正，指挥系统只剩空转。

五、军队空心化

1、忠诚优先，腐败常态化

　　“党指挥枪”的直接后果，是政治忠诚压倒专业标准，军队长期空心化。在“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晋升体制下，军衔与职位逐渐脱离专业能力，而与政治站队、关系网络与资源交换挂钩。

　　在缺乏监督机制与责任追究的环境中，装备采购、工程建设与后勤体系被利益链条长期侵蚀，军衔不再是能力认证，而是一种可交易的政治通行证。

　　所谓“强军反腐”，不过是派系清洗，而非制度重建，腐败因此逐渐常态化。

　　一支军队若以“忠诚度”而非“专业度”作为筛选标准，军力就徒有其表。

2、实战真空，战力无法验证

　　腐败不仅浪费资源，更直接制造“虚假战力”。彭博社引述美国情报评估称，部分导弹被发现填充的是水而非燃料——这类问题演习时看不出来，却会在实战中失效。

　　随着军工体系高层被查，火箭军及其装备链条的系统性腐败曝光。关键武器是否真实可用，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火箭军高度专业，却在大规模清洗后，由海军、空军出身者空降指挥。这既暴露了最高层对火箭军的不信任，也切断了专业积累与指挥连续性。

　　台海开战，首轮打击依赖火箭军，一旦这一环节失效，“速战速决”便无从谈起。

　　另外，中共军队数十年未经历高强度现代战争。指挥、协同、补给与承受战损的能力，长期停留在推演与演习上。高层频繁整肃，又进一步削弱了关键兵种的稳定性。

　　演习可以生成数据，却无法复制战争中的混乱与失控。在专业断层与零实战经验叠加下，所谓战力，只能停留在纸面。

六、科技死穴：芯片一断，军队与社会同步瘫痪

　　芯片是现代战争与现代社会的共享大脑。导弹制导、卫星通信、无人机、雷达系统，以及金融清算、交通调度、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全部依赖稳定的芯片与算力。

　　而中国高端芯片高度依赖进口，关键制造设备主要来自荷兰、日本和美国。一旦战争爆发，相关供应链将被同步冻结，“自主可控”不过是纸上谈兵。

　　芯片一断，不仅导弹失去精准制导，银行清算、电子支付、通信调度与城市治理也将同时失能。

　　军队的感知与指挥能力，和社会的金融、交通与维稳系统，将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发生系统性瘫痪。

　　这意味着，战争切断的不是某一个部门，而是军队与社会共同依赖的技术与供应体系。“攻台战力”与“高压维稳”，将在同一瞬间失去支撑。

七、信息死穴：开战时，封得住网吗？

　　开战时，网封不住，但会封残社会协作能力。

　　平时封网，如同部分关阀，系统仍可勉强运转；战时封网，则是在高压状态下强行关闸。

　　战争状态下，外网难以彻底封死，内网却被迫高度收紧并功能降级。社交平台的评论、转发与群聊被系统性压缩，不再用于协调与沟通，只剩下发布命令和维稳。

　　因此，金融、物流、企业与行政系统的协作能力迅速下降。

　　封网同时切断前线与中枢之间的真实反馈：信息层层美化，错误判断不断放大，却缺乏纠错机制。

　　信息越不透明，决策失误就越不可逆。社会并不会因此“安静”，而是转入灰色与地下状态，谣言与恐慌加速扩散，维稳成本随战争进程急剧上升。

　　对极权而言，战时封网的最大风险，除了舆情失控，还有发现错误却无法上报、命令下达却无法修正，只能一路错下去。

　　当信息、反馈与纠错被切断，战争很快就会撞上更无法回避的供给极限——能源与结算。

八、能源与国际结算：战争的供给极限

　　战争不仅比军力，更比谁先断供。决定战争能否持续的，是能源与国际结算。

　　中共能源与关键原料高度依赖国际海运，一旦开战，保险失效、航运中断、进口失序，库存只能短期缓冲，无法支撑长期作战。

　　同时，即便未被正式踢出国际结算系统，账户冻结、跨境清算受阻与信用证失效，会让资金无法转化为能源、粮食与关键设备，购买能力在战争中迅速归零。

　　没有能源，军工停摆；没有结算，补给中断。

　　当能源与结算逼近供给极限，战争随即进入最后一层约束——国际社会是否对其彻底断氧。

九、国际孤立：断氧

　　一次又一次，西方为中共续命。

　　19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时，西方为中共打开大门，资本加速流入；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炸后，美方迅速降温，为中共争取了时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为自保流入中国，却客观延缓了中共的系统性危机。
　　新冠疫情之后，追责被搁置，中共又获得关键缓冲。

　　几乎每一次系统性危机，外部世界都选择托底，而非清算。

　　西方始终相信：经济繁荣会驯化中共，使其融入文明世界。但事实一再证明——繁荣强化的只是高压维稳。

　　但今天不同了。俄乌战争让西方彻底警醒：纵容武力入侵主权国家，只会导致全球动荡。

　　一旦台海开战，美日同盟及其延伸的区域安全机制将迅速运转，澳大利亚参与协作，印度形成战略牵制，欧洲则以制裁与断供介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明确表示：台海有事关乎日本存亡，日本将武力介入。

　　因此，入侵台湾将同时引发军事协作、经济制裁与战略牵制，而不再只是“区域冲突”。

　　制裁、封锁、断供与外交孤立将同时落下。

　　“农夫与蛇”的故事已经翻篇——战争一旦启动，中共将首次真正面对断氧式围堵。

十、台湾海峡：登陆幻觉

　　台湾海峡，是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门槛。两栖登陆不仅要求制空、制海与制信息权同步，还要求在高度透明的海域，持续投送兵力与补给。

　　即便动用民用船，也无法改变结局。规模化调动意味着即时暴露，尚未出海便已被监控；民船航速慢、无防护，命中即毁；不护航，必然被打沉。重护航，则表明海峡根本无法控制。

　　首波登陆难以实施，后续生存更成问题。在无法稳定控制台湾海峡的前提下，任何渡海方案都无法维持弹药、燃料与人员轮换，登陆部队只会迅速被消耗、被孤立。

　　无人机先行只能制造骚扰，空投兵力只能投送少量轻装人员，重装备与持续补给无法随行，二者都无法构成可持续的作战能力；而民船运兵在规模化调动下必然暴露、难以生存。

　　因此，“运兵跨越台湾海峡”是对战争条件的系统性误判。

十一、结语：开战是幻想，开战即灭亡

　　台海一旦开战，战争消耗将直接击穿中共维持统治的高压维稳体系。

　　芯片断供不仅影响导弹与通信，更会使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与金盾工程难以持续运行；算力、存储与维护一旦受限，监控密度下降，社会控制能力就同步退化。

　　与此同时，战争将持续抽干财政、能源与物流资源；而高压维稳依赖密集投入、技术运转与持续供给，一旦资源被前线吞噬，维稳体系将率先失血并迅速坍塌，政权安全随之动摇。

　　结论再明确不过：开战是幻想，开战即灭亡。

2026年1月18日 美国 马里兰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