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回忆

（台湾）叶雪淳

家乡少年


    我1930年1月18日出生，是竹南海岸线的中港人。我是独子，出生时是家中唯一的宝贝。

    这一天是礼拜六，中午下着毛毛雨，老爸去妈祖宫对面詹产婆来接生，顺便溜去产婆家隔壁的阿和玉突屋（日语“玉突屋”系撞球场）玩一手。球是两白两红的四个，打白球，撞到一白一红得二分，两红得三分，全部得五分。

    我两岁时，老爸在竹南开了一家玉突屋，给客人计分的小姐叫做“给睦特历”，都是槟榔西施级的美丽。三叔阿枝也是撞球老手，他大我10岁，我小学下课后，几乎每天都跟着三叔，坐在阿和玉突屋的长板凳上，看他现一手。三叔的朋友，有一位叫做昂保的，还讬我代约美丽的给睦特历的会，请这位新竹来的美丽小姐晚上打佯后，到妈祖宫后面公园和他散步。昂保告诉我：：“我要吐口水给她吃……”当时，我不知其中奥妙，心里只想他为什么这样子脏。他们后来结婚了，公开媒人却是小学生，真是惊天动地之举。

    三叔是当时乡下乐团中有名的手风琴手，他们还到过当时的台北放送局广播演奏，很难得。他们几位晚上通常在我家练习演奏，我是一路跟到底，团长还教我拉小提琴和他们一起合奏，但很可惜，虽然用心学习，却不成气候，后来没有真正练成为小提琴家。

    虽然如此，但是我仍能保持“一路做到底”的正级长（班长）身份。只有小学（当时是公学校）二年第一学期，由郑金发做正级长，我做副级长之外，其他的17个学期，都是我当正级长。日本时代，一个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有幸，如今好不容易我仍完整地保存好这17张正级长任命证书。

    4岁时，趁没有人在时，搬了板凳，再用水果糖小铁皮盒垫高，爬上去摸走廊上的电源总开关，即时被电击摔了下来，算是第一次接触。

    就是这一年，阿姑出嫁新竹黄家。阿姑名月娇，小老爸二岁，姑丈名黄邦玉，丰原人，在新竹法院上班。他们婚后常回来中港，带葡萄或高级食品给我吃。。

    也是这一年，来了一位姐姐。是詹产婆的第三女儿，名如金，大我5岁，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大美人。詹产婆，就是将她的第三女儿给了我们家，如金姐姐常背我出来散步。真不幸，如金姐姐17岁时，在花莲港为爱而自杀了。

    5岁，昭和十年大地震。

    地震起于大清早，三叔抱了我就跑，在门外看到对面阿婆，被门压着脖子伸出舌头，好恐怖。我们绕了巷子，从后面走进隔壁外公家的稻埕避难。很多人都跑来这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之后，公学校一年级时，阿公先盖了我家后面一栋平房，前面是没有倒塌的老厨房，里面堆满着从瓦砾中捡回来的老樟木木料，有一只猫，喜欢在木料堆里生小猫，很好玩。

    再前面，是阿公用鱼箱木板围起来的篱笆，门上还有一层小屋顶，挂了不小的灯泡，看起来很舒服。门一进来，右边有放脚踏车的木头小屋，里面有一块三公尺长大黑板。

    四叔阿福，大我6岁，画功一流，常教我在黑板画图。有一次，他教我用一笔连续画出一只老鼠，但是，我怎么画都画不成功，结果哭了，四叔也哭在一起。

    最前面的二层楼洋房，是二年后才盖的。外观造型，模仿了新竹东门的一家家具店，有一个圆形的窗。从二楼大窗，向东望去，淡篮色的雪山连峰，无边无际。有个酒桶山，方方的中间，还开了一个洞。有一个同学，听大人说，洞里有大蛇小蛇梱在一起，溢出洞外。再右边，括弧线形山岭，诱惑力十足。

    连峰下面海岸山脉，更是明显。一片绿色中，小小山路，山顶小房，好像都看得见似的，等着你去玩。后来，学地质学时，真的去了，那是山猪湖西边，在其小小溪谷中，还采了化石。

    盖这栋洋房，当时要3000多块，阿公好像向别人借了一些钱。我读中学一年级时，有一个住在公地的鱼贩叫做连水发，常来我家要债，说是阿公向他借过200块。常来骂，骂得很大声，连隔壁人都听得到。说我们不要脸，他要搬走我家的电唱机。

    阿公早已于我读公学校5年级时成佛，而我老爸他们男的这时都不在中港。奇怪，我家男的在的时候，为什么不来要债，真是一件纳闷事。

    战争结束时，这个人在赌场算是大尾的，却为了一点小事得罪了一个南洋当兵回来的年轻小伙子，结果被杀。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傍晚，中港街仔人都坐板凳在街道两旁纳凉，忽然间，斜对面传来“磅”一声，跟着“杀人”声音响亮无比。

    这位老绅士叫做洪火生，中港街仔人叫他火生仔伯，是日本时代被流放过火烧岛的好汉。果然是内行，一听到“磅”一声，就知道是杀人的刀声。

    阿公在中港鱼市场工作，吃鱼免钱。又经营中港街仔唯一的冰块大卖店。他当时做中港第五保保正，在地方上还有点名气。

    我去买东西时，大部份的店都认得我，通常是说：“跟你阿公算好了……”就是这样，他们要记帐，而硬是不拿我的钱。我知道他们是真的跟阿公算的，至于算多算少，反正阿公都不在意，也不会问我。


日本时代学徒兵


    阿妈有一些朋友喜欢玩四色牌。

    日本时代，玩四色牌是小事，但被巡查抓到，逃不过拘留。她们爱玩，就常被巡查抓去竹南郡役所拘留饲蚊子。这时候，她们就要找阿公，因为有阿公的一通电话，即时释放。

    我老爸，日本时代在台湾合同电气株式会社竹南支店做会计。当时，台湾有两家卖电的公司，一家是台湾合同电气株式会社，另一家是台湾电力株式会社。阿公和台湾合同电气株式会社竹南支店签约，包收其“电火钱”（即电费），佣金为百分之五。当时，北从香山南到三叉（现在三义）、通霄范围不算不大。所以，晚上我得做童工，参加填写一大堆三联的电费收款单。老爸说这是在练写字。后来，我写的字斜斜的，好像要向人家收钱的字体，就是那时定型的。这样，大概做了4年多，一直到台湾合同被台湾电力合并为止。

    公学校5年秋天，阿公生病，是肝癌。我陪阿公住院，台北帝国大学附属病院泽田内科。天下间，阿公最重要，阿公生病，我悲伤得不想再读书了。为此，公学校老师潘万枝先生（田英治先生）骂得很凶。11月初，阿公真地死了，我足足哭了一个月。

    次年，竹南公学校改为竹南宫前国民学校，竹南寻常小学校改为竹南国民学校，年底发生珍珠港事变，我过年4月毕业，有幸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新竹州立新竹中学校。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为此时是否是真，我的老师有田英治先生和日本人老师长泽先生争论，两位在教室走廊打起架来。后来坐火车到新竹中学校，查明属实，长泽先生才认输。

    这一年，竹南宫前国民学校，考上新竹中学校的只有二人，一个是六年三组的许澄清君和六年一组的我。一年前从竹南公学校考上新竹中学校的也只有三位。曾群芳、叶雪照、林金江，都是六年一组的。新竹中学校，日本小孩占多数，每年录取150位中，台湾小孩只收30多位。

    1945年4月，要升中学四年级时，被调去做学徒兵，称为“学徒警备召集”。四年级全部，三年级日本人全部以及较大的台湾人，这一年毕业而没有考上上级学校的毕业生全部。

    本来，中学是五年制，但是战争末期，从我的前一期开始，中学改为四年制，高等学校的高等科也从三年改为二年制。日本时代，升学的顺序是，中学、高等学校的高等科、大学，或是，中学、大学预科、大学，或是，高等学校的寻常科、高等学校的高等科、大学。

    在台湾，高等学校只有一家，就是台北高等学校，大学预科也只有一家，台北帝国大学大学预科，台北高等学校的校址在现在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小提琴家胡乃元的老爸，胡鑫麟博士，读过台北高等学校寻常科，说是寻常，事实并不寻常。这里每年只收一位台湾人。

    有一个人，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读完二年，之后改行去演戏。战后被送火烧岛12年，出来后，经广告公司、邵氏公司，之后自创欧亚电影公司，而当红时，不幸死于鼻癌。他就是戴振翮，是台北帝大预科的第一期生（称为“预科医类一回”）。戴振翮兄，才貌双全，尤其文学方面，在所谓“老同学”之中，无人能与其相比。

    也有中学后，进高等工业学校或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之后，再进大学。这样升学的顺序，被认为是差人一等的所谓“旁系入学”，但一般不多。简单一句，不是经过高等学校来者，通通是旁系入学，关系到以后升官的问题。

    做学徒兵时我属于台湾新竹州新竹学徒特设警备第6大队。4月15日，被编入第一补充兵役。

    日本自称为法治国家，这样强制执行，与大陆人的拉兵有何不同，究竟有何法律依据，不无疑问。

    一开始，是驻守在通霄。此时美军已经开始攻击冲绳，好像对台湾没有兴趣，虽然如此，对台湾空袭越来越密集，几乎每日都有。我们都躲躲藏藏在山谷中，但是经过山谷的美国轰炸机Ｂ二24，就在眼前10公尺以内，清清楚楚地看得到，好可怕。幸好，没有被察觉我们在偷看，否则机关炮一扫射过来，定死无疑。尤其是深夜，无名火柱常从山顶升起，三处火柱连起来刚好构成一个三角形，而其重心就是我们若楠队（我们部队的别名）。从火出现，半个小时以内，美军轰炸机一定来，不管你饿还是饱，不管你丑还是美，都照给丰富的“炸弹宵夜”。

    6月，我们部队移动到龙潭山内的三洽水铜锣圈，晚上睡在国民学校教室，白天躲去山谷中，有点“疏开”的味道。在这里，没有空袭，也没有事做，可以像和尚，唱唱歌，过着一天又一天的安然无恙的生活。月底，我们一部份的人，大多数的台湾人和一些体弱的日本人，被编入驻在杨梅山内大芧埔的精锐武1560部队。这是第九师团（金泽师团）的通信部队，都很年轻，部队长上尉才24岁，无线电教官少尉才20岁。这位少尉教官，名字叫做松田清，曾经服务过设在上海的国际电台，很有学问，战后还吟诗给我留念。他预料日本会败战投降，支那会来接管。

    当时，我们最怕的是“鬼畜米英”，支那是我们的乡亲，应该可以放心。可是这个可以放心的伟大“乡亲”，一直到支那兵上陆后才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比鬼畜米英更多灾多难，而其后的发展每况愈下。

    我从火烧岛回来之后，曾经几次投稿于日本福井县的几家报纸寻人，请他们代为寻找松田清，但是真可惜，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他回乡后在金泽市开一家电器行谋生，不久死了。死了也好。过完了清白的一生，值得人怀念、流泪。

    在大芧埔的精锐武1560部队，上午上电气课，下午实习接受无线电信号。一开始好像很难，可是半个月过去，都学得差不多。这中间，不幸害了一场大病，阿米巴赤痢。一天24小时跑厕所，严重到60几次。比我早害同样病的人，有一天突然死去。灵堂设在病房隔壁，一天24小时，尸卫兵交班时的号令，隔着一片木板传过来。

    好凄凉的声音。我们木板这边病房，连我在内有3个病患，你看我，我看你，每人心里有数，反正那一天不远。

    部队里，有中尉军医，而且，病也很清楚，是阿米巴赤痢没有错，只是没有药，无可奈何。据说，阿米巴赤痢的特效药是盐酸，既便宜，又打一针即时见效。但是，军医总是拿不出这个东西来，而只能开一些对此病无用的消炎片。

    在这样等死的日子里，有一天松田教官来看我，说有3天休假，问我是否要回家。于是，我驱使仅存的皮和一副骨头，走上回家之路。

    一位同学，南雅夫（傅伟奇）兄，一路照顾我。我们从大芧埔出发，经新埔顺河流走到新竹。在路上，还遇到美国的洛克希德Ｐ38和格鲁曼Ｐ51战斗机，特地找我们扫射好几次。我们没有地方可逃，也没有地方可掩蔽，只能伏地叫阿弥陀佛。机关炮炮弹在半公尺处之内炸裂，向手无寸铁的15岁小孩追杀，幸好没有打中。

    从新竹搭乘火车回竹南，再走路回到中港，已经是傍晚。拖着仅存的皮和一副骨头，早上出发，一路拉着阿米巴赤痢，再加上美国飞机的机关炮来回扫射，竟然还能回到老家。

    阿妈看到我，几乎吓倒。母亲红着眼，一五一十地问个不停。阿姑更是大声哭了。家里的人，以及隔壁的人，都把我围起来。阿妈即时请舅公来，把脉后说：“没有关系，先吃西瓜，再吃药就好。”果然，第二天下午，不再拉了，奇迹出现了。这位平埔族舅公轻而易举地救了我一命。

    回部队后，即刻走出病房，回去山谷竹林中的营房休息。

    有一天，我们从竹林中的营房走出来，要到大芧埔路旁的茶叶工厂。在路上偶然遇到被派去暗号解剖班（电报密码解读班）的日人同学末吉，他很小心地告诉我说：“日本准备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哦。”

    平常，暗号解剖班的人，都住在特区，不能外出，但是现在末吉同学不是在眼前吗，这就不寻常了。果然，次日“天皇陛下，为了……投降了”部队长集合我们在育鲤溪河床讲话，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天气晴朗没有半点云，有一架美军轰炸机Ｂ24飞过我们头上，但是不再向我们扫射和投炸弹，一片和平景象，似在为部队长的话做证。心里暗中高兴又害怕。这好像是一种预感，而后来在白色恐怖年代一一兑现。


被关在军法处


    8月15战争结束，隔年3月毕业，一看到基隆上陆的唐山兵，就不想再升学。为此恩师潘万枝老师，这时当校长，几次叫我去做国民学校教员，可是我都没有去。在乡下修理收音机谋生，做做小流氓混日子，较轻松。

    次年夏天，在海南岛做皮革生意的老爸坐机帆船回来，叫我一定要再去读书。翌年2月，我先考入延平大学的先修班，缴注册费，同时发生二二八，于是延平大学被消灭。同年7月，再考入省立师范学院的二年制先修班，读了一年，再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师院博物系和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系。

    在台大地质系读到第二年，1950年6月，最后一堂考试，在地质讲堂考《地史学》时，当场来了4、5个人，把我抓走，送到北署（刑警总队，现在的静修女中附近）。在北署住2、3天，再把我送到总统府后面的国防部保密局。

    带有“家风”胸章的满脸青春痘兵，很有礼貌地请我进第12号房。

    “怪怪，你来这里干什么……”个子高高的鹿港驴仔脱口而出。他是师大先修班的同学吕锡宽。

    “好，新来的请进最里面去。”这时我也不敢多问，最里面有一个风口，大热天刚好。

    有一次，有人在外面散步时，用手打了两三下风口，说：“蔡先生，要保重哦……”奇怪，12号房里面没有姓蔡的。12号房房客，从最外面算进来，陈鸣人将军、胡伯龄先生、林德旺先生、林荣辉先生、吕锡宽、我。6个人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个一张叠大的木头罐里面。

    “刚才那位是刘明先生，他打错房，蔡先生是关在隔壁。”“蔡先生是谁？”

    我好奇地问。因为，刘明先生是台湾省石炭调整委员会的老板，常来地质系。

    “他啊，他是蔡孝干。”“蔡孝干是谁？”“……”我也不敢再问下去。

    在保密局待了多久，记不起来。后来被送到高砂铁工厂（保密局北所），8月，再送青岛东路之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9月再送新店一间由戏院改装的军法处分部。10月判刑，之后送到青岛东路军人监狱服刑。

    高砂铁工厂，牢房较宽，15名关在一起也不会挤，洗澡的水丰富，不会流汗，比保密局南所好过。同房的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

    有一天，有人提议自我介绍。当然在这样环境，只能报姓名。

    “我是李水井。”“我叫，叫杨廷椅。”“叶盛吉。”“……”

    有听等于没有听。姓名报完后，有一个人坐在叠好的棉被上，开始讲起话来。这条棉被没有外套，同房人中只他有棉被。1950年的台北，虽然是7月夏天，但是，大清早还有凉意。

    他坐在棉被上说，黑皮肤的张法官告诉我：“你们算什么共产党。共产党有你们这样幼稚吗。像你们这样，顶多只不过是患了‘共产主义流行病’罢了。政府将把你们感训3个月，之后，放你们出去重新做人。你说政府不宽大吗？”

    接着好像有感而发：“要是像张法官说那般，大家被送去感训3个月，之后，放人，出去重新做人。那还……，如果不是那样而被抢毙，那世间上‘没有比这个更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