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民进党代表团访中证明台独主张不构成交流的障碍
茨仁卓嘎
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一个台湾同中国大陆关系上的历史插曲，随着中国政局的演变，这件事至今成为中共和民进党都不愿意提及的。那就是，即便是台独主张者也可以到中国所谓的“走一走，看一看”。台湾各政党代表无论坚持何种主义，都可以访问中国。只要在中国大陆期间不做出有损于中国和台湾关系的言行，在中国的非限制区域内(西藏自治区全区，以及各个军事禁区)自由旅行参观是没有障碍的。谁预先设置了访问黑名单，谁就是违背了当初的承诺。
据研究中国问题的史料记载，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北京方面的反应是继续关注台湾政局发展的动态，但依然把国民党当作对话的首要对象。后来，中共方面提出了“与台湾当权者谈判”的主张。当时外界分析指出，台湾当权者指的是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政府。1980年代，由于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比今天相比“更加民主”的改革开放新阶段，无论是对外关系上还是中共同港澳台关系，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与你们口中的“国外藏胞”(卓嘎也在中共这个划分范围里面，当然所有藏人都很不喜欢这个词，藏胞一词国共都用过)关系，比今天缓和地多。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在台湾发表过多次反共言论，他当年甚至在台北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为“三不政策”辩护时称“从西藏可以看出中共不守信”。今天，哪个台湾人如果说这句话，是不是要被中共扣上“支持藏独”的帽子进行封杀呢？但是，蒋经国总统逝世时，中共方面对其给予了高度肯定。查1988年合众社英文电，中共当时唁电指出，蒋经国是“毕生的爱国者”(life-long patriot)。
蒋经国的去世，台湾走向真正落实民主宪政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尚未在此处修宪，中华民国宪法将台澎金马视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中国大陆，疆藏都是“中华民国沦陷区”，中华民国宪法不承认港澳主权移交中国)，这一新的时代转型。冷战时代台湾同中国“三不”政策划下句号。因中共当时“与台湾当权者谈判”政策尚未改变，而不是与反映全体台湾人民意见的各个政党开展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民进党提出『417决议文』，决议文说“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
在民进党的政策呼吁下，北京一度改变了“同台湾当权者谈判”的政策。鉴于当时中国大陆气氛尚有民主空间(卓嘎要说一下诸位朋友也许不知道的国际问题常识，美国舆论早已公正地指出，1949年后台湾的言论自由程度恒大于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台湾现代史上言论封锁最严苛时，也比中国大陆“最民主”的时候言论空间高)。
民进党提出417决议文后，中国在当年夏天愿开放民进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形成了现代历史上，台湾民进党同中共关系上难得飞跃。
但好景不长，中共违背了自己曾做出的“同台湾各政党对话，听取台湾各阶层意见”的措施，在后来设置了条件障碍。自然闭目塞听不能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民进党主张“台独”，有被外界说的“可怕”的所谓台独党纲，但民进党把台湾未来的选择权交给了台湾人民。这也是继承了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在90年代就发表的言论“台湾的人民是主权的人民”。其实质是说，台湾前途自决仅限于拥有主权的人民来最终决定，不管中国国台办如何否认，声称“要14亿全体中国人民”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也都是笑话，嘴炮(lip service)而已。中国国台办的发言，起码犯了两个错误，首先，14亿中国人都是年满18周岁能清楚地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吗？这一前提是从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选民，有没有资格进行选民登记，继而实行全民公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算不算“有主权的人民”呢？
以民调的统计来看，笔者早已介绍了中国的《环球时报》如何在“毛的是非功过”上使用机器人水军歪曲真实民意，最终被打脸的事实。
从中国现行基层选举的民主程序来看，依然存在着极多的选举舞弊的可能性。比如，有的地方的基层社区人大代表选举时，不能认真贯彻“秘密写票制”。根据系统理论，系统内外之间要有清晰的界限。只有确保秘密写票地点的系统与外部空间的系统实现信息沟通的隔离，才能保证每个选民在投票时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遏制选举舞弊的产生。又如，有的地区甚至可以让本地选区选民在有限的票数内为旅外地居民“代投票”，这都是中国所谓全过程民主的滑天下之大稽。因为“代理投票”，票数再少都是无效的!试问中国《民法》有规定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以“代理”吗？
连基层选举都混乱不已的中国，其人民有何资格行使决定台湾前途的“全民公投”，我建议墙内中国人先建立自己的主权人民，再来议论台湾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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