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媒體人，常常看臺灣的談話性節目，也許是天生反叛性格的關係，對抨擊時政的節目最有興趣。其中有幾位著名的評論家，多少年來一直受到我的關注，對他們常常以尖銳的言論批評當權人物頗為欣賞。
 

  不料今天看到他們對香港局勢的談話，卻讓我大惑不解。他們盡然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對黎智英先生等民主派人士大肆攻擊，認為他們反中亂港，勾結國際反華勢力，被逮捕關押是罪有應得，甚至批評港府沒有認真執行國安法，盡然允許他們取保候審，還說中共不應該為轉移國際視線而示軟，言下之意就是應該將他們送中法辦。他們的言論比中共還要中共，完全不像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民主社會的弊病不乏勇敢的揭露與批評，而對專制獨裁的中共政權卻處處呵護，他們唯恐臺灣不落入中共手中，完全喪失了一個自由派媒體人的獨立和正義的精神，客觀上充當了維護獨裁政權的倀鬼。我不希望去懷疑他們的盤算和用心，只當他們因為缺乏親身體驗，太不了解共產黨的本性。
 

   眾所週知，魯迅是五四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常常以尖銳的文筆冷嘲熱諷，攻擊政府當局，被在延安的毛澤東大加讚揚、推崇備至。但是，事隔多年，中共篡政以後，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其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有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另一位與魯迅齊名的思想家胡適之先生又說過：國民黨是讓你沒有說話的自由，而共產黨是讓你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今天在臺灣這些與中共唱和的媒體人做夢也不會想到：假設真的臺灣被中國“統一”，狡兔死 、良狗烹，以你們的個性和今天的這種態度，如果不搖身一變、歌功頌德，結局大多是被打成右派，關進監獄或流放邊疆。
 

     臺灣過去還有一位知名作家，對當局批判嬉笑怒罵，不遺餘力，但是一旦去到中國，言論立刻變調。現在有的中國大陸人士，他們高唱：我們不但在中國有罵美國的自由，在美國也有罵美國的自由。話說回來，他們怕硬欺軟，就是不敢得罪共產黨，他們心裡知道，民主國家有法律的底線，而共產政權是惹不起的，它的殘忍超越人性，株連九族，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不但不能“妄議中央”，還必須非得小心異異，歌功頌德，做搖頭擺尾的哈巴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