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读后感

（澳洲）秦晋

    2009年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早些时候赵紫阳的回忆录问世，为20年前的那个事件以及赵紫阳活动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时期的政治作为做出了注解，为后人正确准确了解和读解那个时期中共的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实。

    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的60年中，具有开明政治作派的最高领导人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3人。但是邓小平的开明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实用主义，在经济上放松，政治上却依然强硬。根据刚进行的中共60周年国庆大典上的排序，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被从中共建政之后政治权力最高人物的历史记载中不留痕迹地抹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华国锋的短暂时期被邓小平的强势完全遮蔽，而胡、赵时期则是晚清同治、光绪二帝晦色于西太后“垂帘听政”的翻版。虽然如此，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总书记时期的政治局面对中国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普遍认为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迫于国情，开始了完全抄袭清末西太后的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虽然邓小平也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但是，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为了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而做的结构调整。赵紫阳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

    回忆录通篇可见赵对邓的个人情感，一片知遇之心。赵视己为共产党人，跳不出共产党的思维框架，只能在共产党的政治思维模式中发展演变。胡的下台改变中国改革路线的主导地位形势，使左派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埋下了89年赵走麦城的伏笔。本来胡主导意识形态，是开放的；赵主导经济发展，也是开放的。胡的倒台，由赵接替胡，原来赵的部分由李鹏接替，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由此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了左派的全面反攻倒算，邓无可奈何地在左派压力下用武力镇压学运，将赵罢黜，中国政治改革从此被堵，政局从此逆转。

    根据回忆录可以看出，赵紫阳处处以邓小平马首是瞻，考虑的是邓小平的个人情感，却无法考虑历史关头民众的福祉。邓与赵的角力邓明白底线在何处，赵不知道。赵习惯于“垂帘听政”的政治思维，却不能跳出中共党文化的局限，走出一个新的天地。毫无疑问，中国的“八九”经验和教训催生了苏东波的成功。如果苏东波发生在中国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的“八九”历史也可改写。在无历史先例援引的情况下，赵紫阳是诚实的，墨守成规的，这就注定了赵只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悲剧人物，却成不了继往开来、扭转乾坤的伟大政治家。赵紫阳的优柔寡断导致了中国政治改革滞后至少四分之一世纪。

    强行清场军事镇压的命令究竟何人下达，时到今日仍然未敢公布。是邓小平，是李鹏还是其他何人？这个共和国护国公的殊荣至今无人敢认领，可见这些中共政治人物是明白将来历史会给他们什么样评价的，绝对上不了历史的凌烟阁，只能上历史的耻辱柱。

    赵紫阳在这种阴谋政治中只能是一败涂地。赵紫阳缺乏政治家的政治谋略，根本不是政治经验老道的邓小平的对手。赵紫阳连基本的政治韬略都不具备，相比较他的后任江泽民和胡锦涛，赵明显得弱。

    在中国政治上，皇帝一旦被罢黜是被砍头的，中共专制体制下赵紫阳被限制人身自由相对君主帝制是一个进步。其实限制人身自由是必然的，赵对此有怨言说明自身对此问题没有正确认识，当年与邓较量败北是必然结果。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中共没有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意愿，尽管中共一再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是改变中共的执政方式，但不改变中共的执政地位。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邓小平一再提醒赵紫阳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迹报告上也不能有。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赵紫阳产生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的想法还是在他被软禁以后有了大量空余时间的时候，当年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想法，故说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提到赵紫阳有这个想法是一个误解。那么以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唱的是80年代相同的政治调子，中共不会进行三权分立具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宪政改革。

    赵还考虑过把中国其他花瓶党转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往通过民主党派的形式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实际上是从共产党那里分一点权，使共产党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不能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共的体制外，都翘首盼望中共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相信中共会进行政治改革。根据赵紫阳回忆录的陈述和解析，人们应该彻底死心了，这种良好的愿望其实是一厢情愿。即使中共不断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口号，也是中共特色的政治改革，与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有过政治意义的政治改革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机会，就是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胡、赵主政时期得以延续，如果胡和赵都有一点政治韬略，耐心等待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可能会有意愿走民主化道路。如前文所提到的，如果苏东波发生在中国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的“八九”历史也可改写。所以有学者发出“上帝对中国不公”的哀叹。

    赵紫阳毫无疑问是一位具有良知和道义的政治领袖，但是绝对不是一位在历史转折点上可以决定乾坤的政治伟人。看到这么一段介绍赵紫阳的往事，文革中赵紫阳受到冲击，赵紫阳非常诙谐地把省委图章如数交给了造反派，心平气静地被打倒靠边站，赵紫阳的真诚配合也使得赵紫阳在文革没有受到太多的苦。由此可以看出，遇到冲突的时候，赵紫阳是非常具有妥协精神的，而且可以随遇而安。但是赵紫阳能够在困境中严守人性和良知的一条最后底线，宁愿承受政治打击和迫害，也决不违心。赵紫阳的忍让软弱性格决定了他以后16年的软禁生活，命该如此。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不禁引申出这样的思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前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不同表现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面对军队武装，叶利钦面无惧色，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和凝聚了俄罗斯民众的民心。军人在民众的示威面前动摇了，惧怕了，最终溃散了。而北京天安门前百万民众，与进入北京的野战军形成僵持有时日，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和历史转机的时刻，中国如果有一位有眼光、有勇气、有决断的政治人物登高一呼，整个政治格局也许发生根本性扭转。赵紫阳是最具有这个权势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一是没有勇气，二是没有意识。

    苏联变化是十月革命以后70年，当政者与打江山没有关系，因而戈尔巴乔夫所遇的政治阻力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中国的89民运时候，一大批打江山的元老仍然健在，胡赵所面临的保守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俄罗斯人有政治勇气，中国人没有，这就决定了历史转折点上两个不同民族自甘认受的不同的命运。苏联80年代初连丧三元，为戈尔巴乔夫铺平了道路，扫清了政治路障，加上他的锐意革新的思维，最终葬送了共产主义。就握有政治权力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失败者，但是他懂得人类普世价值，卷旗缴枪结束冷战，从而推动世界和平和进步，是共产主义世界中无人可以比拟的。

    胡、赵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运势，邓小平活得太长。邓小平的10年寿命折损了全中国老百姓至少25年的福祉。同样是剧烈政治冲突，叶利钦跳上坦克鼓励人民，赵紫阳充其量现身天安门广场说一声：“我来晚了，我老了，无所谓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叶利钦选择了前者，赵紫阳选择了后者。

    民主是何物？中国百姓要否？有点令人困惑。中国人有惰性，不少人知道民主是好东西，也想要。但希望少出力，不出力更好，能吃免费午餐最好。这也许是至今中国民间尚不能形成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巨大动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