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在冬季响起

——序孙立勇狱中回忆录《走过冰山》

王天成

    1997年11月初的一天，我在肃杀的冷风中问了许多路，走进了北京西便门一栋楼房的一户人家。当时我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才5天，此行是到一位正在服刑的难友家看望他的亲人，尤其是他入狱时才5岁的女儿。难友的弟弟接待了我，给我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茶。大约过了40分钟，一位文静的小姑娘在难友父亲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过来，这是王叔叔，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刚从里面（监狱）出来，”难友的弟弟指着我向她介绍说。这位与我素昧平生、不到12岁的小姑娘没有犹豫，走到我坐的沙发前，安静地站在我身边，显得很懂事，似乎与我有着天然的亲近。

    就在那一刻，看着这个没有父亲关照、却懂事很早的孩子，一股悲凉、怜惜之情充盈了我的身心，我的双眼不禁润湿了。我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快了，你爸爸快回来了。”

    这个小姑娘的父亲，本书作者孙立勇先生，因主编持不同政见的地下刊物《钟声》，1991年入狱，旋即被判7年徒刑。

    在90年代初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是与今天有所不同的。这不是说现在的抗争不再受到冷酷、无耻的迫害，不再因此而有母亲被剥夺孩子、妻子找不到丈夫、孩子见不着父亲、情人失去恋人的凄惨故事。不！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

    我指的是，在90年代初，整个国家陷在一种恐怖、紧张、倒退的氛围中，要起来说出真相、发出声音，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坚强的担当。一个人如果被捕，他会很孤独、无援，除了海外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外，国内往往很少有人知情。那时不像后来，海外有了流亡人士主持的专门从事声援、救助的人权组织，内外沟通方便、迅速，尤其是现在，互联网可以在一夜之间将消息广泛传播。

    但勇士的诞生是不需要聚光灯的。1991年，那个依然是悬崖百丈冰的年份，孙立勇、金橙、李爱民、尚子文等《钟声》的创办者、传播者被捕了。当时我正在北大任教，那里相对而言是一个资讯比较灵通的地方，却一点消息都没有。直至次年，胡石根、王国齐、刘京生及我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被破获，警车将我秘密带离北大，关进北京市公安局在半步桥的看守所，我才从一个曾与立勇一起关押的杀人嫌犯口中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两年多后，1995年7月，在我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孙立勇。关押我和他的监舍楼分别矗立在两个比邻的院子里，中间隔着一道铁栅栏。我到二监后才几天，感谢一位曾与立勇一起关押的犯人热心传递消息，我们趁放风时警察不注意，在铁栅栏的一个角落见面了。他那种北方大汉的热情通过铁栅栏向我辐射过来，我们的手穿过铁栅栏握到了一起，从此开始了两年多在监狱互相关心、鼓励、支持的岁月。1997年10月底，我刑满。5个多月后，立勇也重返社会。

    多年来，无论在狱中还是出狱后，尽管立勇并没有像有些朋友那样幸运地备受关注，但他一直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他付出过很大的牺牲。为了这份责任，他帮助过许多人。

    立勇出狱后，为了谋生，在北京木樨园附近开了一个小书店，面积不足8平米。书店收入微薄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经常接济仍在狱中或新近入狱的朋友。他带着女儿住在一间衹有10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我和其他朋友经常应邀去那里涮羊肉，直至他2004年流亡到澳洲。

    他的这部狱中回忆，就是在北京西便门那个拥挤的小房间里完成的。立勇写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他个人的抗争与遭遇，同时记载了许多他见过的人和事。因为，他想提供一个在场者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记录。而那些人和事，用立勇自己的话说，相对于整个中国还衹是冰山一角。

    立勇嘱我写一个序，对于这样的要求，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推辞。但对他勇敢的抗争、所经历的折磨，他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希望，他在一个特殊现场的所见所闻，还是请看他更生动的亲笔讲述，为了不延误读者的阅读，我就不再多说。

    不过，我想特别提到的是，立勇曾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根据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他是专政机器的一份子，负有遏制、镇压敢于反对政府的个人与群体的职责。然而，他选择了人类的良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并且，他是在一个特别需要勇气的时刻站出来的。

    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2004年11月立勇流亡到澳大利亚，他到澳洲一周后就开始打工。几个月后，也就是2005年3月，创立了“澳大利亚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后援会的资金来源，是一批像他一样到处打工、并不富有的支持者。后援会平均每年给国内30多个受难者送去帮助和温暖，他们都不是名人，较少得到外界的关注和支持，所以处境也更困难。我赞赏后援会“偏爱”无名者的政策，因为如果没有更多的远离聚光灯的抗争者，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立勇的书稿在抽屉里已经躺了好几年，之前衹在一些好朋友之间小范围传阅过。作为立勇的铁窗难友，在此我要感谢许多热心的朋友从中牵线搭桥，促成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抗争保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19年前，当立勇和他的朋友们创办《钟声》时，我们的国家在冬季的寒夜，今天依然在冬季的寒夜。这个冬季似乎特别长。但在冬季的钟声中，飞翔着梦想的翅膀，一个民族会不懈放飞的美丽的翅膀。

    所以，冬季必将终结，被扼杀的《钟声》，无论她的声音是多少年前发出的，也是春季来临的预兆之一。

    我所敬仰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谈到民主的潮流时说：一场伟大的运动想靠一代人的努力阻止，岂非愚蠢。历史将证明，这句话用到我们这个东方国家，也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立勇的孩子，那个我11年前见到的小姑娘，虽然她在成长的岁月不幸被剥夺过父爱，她现在就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他的爸爸参与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为终结一个丑恶的冬季而不懈努力过！她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而自豪！

    是为序。

    （2009年1月18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