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结束和开始
——读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

（北京）刘自立

一


    T.S艾略特关于“开始”，“结束”的名句，读者熟悉。关于时间开始，是一个宗教观念；而极权主义观念也会符合这样的再次“开始”；而这个开始，其实不是开始而是结束。这就是哈维尔文章的总结；这个总结的细节，值得我们中国人在今天予以重视。因为，时下关乎于此的讨论，正好接续这个课题。我们虽然对于哈维尔历史神秘性的说法有些疑惑（“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但是，他的时间观的启动，却为未来时的预计带来不可预计的预计。这个预计的大体结论是，如果一切划一，计划，设计和规定，成为人类统一思想与某个阶级，某个个人和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这些阶级，个人本身也不为其制定的所谓的宣传所信服，而只是你我都不信的做秀；那么，这个社会的一体色彩和这个色彩漂染和制作的所谓模式，是不是十分呆板，呆板到纯粹的黑夜和纯粹的白天这样一刀切断的流水呢？这样的模式，从其本性上说，难道可以永远如此，万寿无疆吗？事情显然是被否定的；只是细节的分梳和厘清，却是一件不得回避的重则，需要某种主见和定位；任何与此相似的类比都显似是而非——比如用苏联模式比较之，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比较之，都很不确切；因为彼此并不相同。甚至，对于苏联本身的细致分析，也会出现分野。

    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基本上的梦魇；甚至梦魇本身也是一种回忆和记忆；于是，这样的百日梦，没有了人性张驰左右的可能性，成为非人的机械制作。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制作，被集权中人看作常规和日常生活。他们说，一切就是这样的。不管未来和以前如何？这不管我的事情。在很多细节原则和非原则的操作下，他们把短近的成功看成唯一人生得失和图谋；甚至，他们可以在观念上完全梦想一种操作，而实际上溶入政权市场计谋的顺流渠道；比如，他们可以随行就市，一起操作房地世道而背地里咒骂这个机会主义政治。等等。现在，当经济泡沫和政治幻觉双向产生作用的时候，关于如何生活和如何避免生活中断，同样产生悖论。如果生活在极权主义圈子里，生活的依旧，就是苟合这个世道；如果追求真正的传统生活和原则，人们就要据说是中断生活；而在最后生活没有到来的时候，生活本身究为何物，人们同样产生分歧。于是，我们只好从一个基本的皈依和根据来诠释本来的生活。这个基本概念的提出者就是哈维尔。


二


    哈维尔说——“在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社会中，总是有某些事情发生。当前的活动和事件、公开的和隐蔽的运动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出一种独特局面自身的不断进展，它激发出更多的和更新的运动。那些持续的和变化中的、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能预见到和出乎意料的生命取向其神秘而富有活力，在时间的领域产生影响并在事件之流中得到证明。一个社会的生活越具有结构，她的时间领域也越具有结构，在时间之流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也越突出。这就很容易显出其连续不断的特点，将其作为一种不可更换的情状、无可逆转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顾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由通常规律支配的那些内容。社会生活越丰富，也越能够更好地观察社会时间领域、历史的领域。

    换句话说，在存在社会活动空间的地方，也同时为一种社会记忆提供了空间。任何一个活着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哈维尔《致胡萨克》，下同）

    是的，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也许集中了他的政治见解——虽然，他认为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其隐含的历史观点在此长文中每有表露，且深刻精湛。他的历史观，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隐形在极权主义“时间结束”之平面结构中的庸俗/恐惧兼具的非生活化图画，和盘托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贴切的启示。这个图画，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现实的；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心理，人伦和文学的。文学人性论，结合社会主义人性摧残论和歪曲论，在其文本中，形成一个尖锐讽刺的对比。这个对比，从扩展的异议上说，就是他隐形指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谓“日常生活”的强大背景和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渺小生活的非生活化和反生活化。所谓日常生活这个指称，在很多作家笔端每有解释和阐述，如，梅特林克，如，托尔斯泰。托翁关乎于此，有着他的层级宗教观，以统领宗教崇拜，等等。这里，哈维尔的日常生活观，即为这种生活观的坚持和描述；这种描述反映的捷克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以他的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真正阙如，为隐形背景，加以比照的——也就是说，契入一定程度的政治概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时的日常生活，是苏联殖民地下极权统治的写照——而他，没有用政治概念指称的那种当时并不存在的生活，就是专制主义的以往生活。

    这是被卡夫卡批判，被梅特涅拯救，被俾斯麦纵横捭阖，被马克思涂炭歪曲的生活。何以这种生活，被哈维尔作为隐性的、所谓一般化概念予以肯定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极权生活，也就是生活异化，做出对比呢？因为，这里必然介入一个政治概念；即极权主义短暂，荒诞和非生活体制、国家和政权，对于奥匈帝国前后，那里人民享有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和背叛；于是，我们只能说，专制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因为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而失却了全部合法性和日常性。这是我们观察其文本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哈维尔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区隔和定义，发展和深化；但是，舍弃这两个再也明确不过的概念，使得文本分析产生文学化朦胧效果而不得确解。换言之，极权和专制，和民主之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极权主义是所有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对于生活的背弃和戕灭，而专制主义起码留有余地。所以，在民主到来之前，所谓日长生活的一般化写照，文化和宗教的一般化估价，只能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确定下之生活。所有对于这样一个确定的含糊和反对，只能是在民主价值的前提上，才可以进行批判——不幸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乃至中国，是以极权主义批判，批判了专制而导致极权——这就是哈维尔所谓日常生活之消失。这个消失之图画描述，就是该文本在前一部分所言之屈从，恐惧，庸俗（消费主义），谎言等等；这些一般性极权主义特性，多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同；人们不太了解的政治概念，就是我们此地所言之历史－现实；极权－专制；生活－异化等等概念以及对此之重新划定和界别。


三


    接下来的课题，哈维尔同样予以深刻描述和界定。这就是他的历史延续和历史中断论。

    “失去时间的感觉像是以每一种方式将社会抛回到原始状态，在那几千年内，衡量人性的发展不超出没完没了重复的四季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仪式这样一些宇宙和气候的式样。在历史领域中造成的焦虑不安自然地被填补了。因此真正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事件的是，我们被弄得没有事件；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种对历史的取代，我们可以通过对日历的简单一瞥来回顾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并且周期性的仪式声名狼藉的相似特点制造了这样一种虚假的信息，仿佛我们正好出现在这些事件本身之中。”

    这个引述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生活概念的阐述；他直接确定了历史概念和生活概念的界定。我们熟悉1949年，有人说那时“时间开始了”——而哈维尔说，时间结束了——相对于苏联时期之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两种非常异样而重要的区别。极权主义批判理论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界定“时间结束论”的——这个时间结束论，几乎涵盖了一切极权主义病症。谫浅而论，极权主义不能直接甚至间接诉诸历史统序和传统；相反，他只能中断这个延续而找到或是全盘歪曲（如，希特勒的巴巴罗萨情结），或是全盘毁灭这个文化（如，列宁批判法制，毛批判文化封资修，等等）。因为任何一种接续文化的天道计划，都会直接否定其政权来源之合法性。我们多次言及这个课题；今天，从哈维尔的深刻论述中，再次得到他从另外一种角度给予的诠释。这个角度，也许比较一般政治概念的诠释来得广大和深刻——因为他是从人文学家，文学家的角度契入其中，而显示了大于政治的人类关怀——政治关怀，无法诠释右翼势力和右翼真理论一度带来的“政治正确”之同样的、对于生活和生命的辱没甚至涂炭（含政治破害和宗教杀戮；基辛格的南美政策和卡尔文烧死塞尔维特！古今皆是。）于是，就像厘定最初贵族合法性一样困难，人们确认生活最初合法性的依据，也会带来似是而非的结论。因为，生活，一般而言就是善、恶奏鸣曲。我们可以从上帝，命运，偶然和偶然事件，抒写人类悲剧的时代嬗变和道德轮替，却不能指望某一个时代悲剧消失在某天一下子消失，成为一个新奇之无悲剧时期——这样的时期，一天也不存在。问题不是要建设乌托邦，而是要还原大于政治诉求的人文和宗教关怀而这个关怀的逻辑辨正法又是政治操作对于宗教民族甚至一般性道德的博离疏远和（一定程度上的）悖离——也就是用人文主义取代元教旨主义。这个悲剧不灭论的指称，要看政治本身是不是带来人文主义以外的杀戮和破坏；是不是消灭文化本身。

    这是至关重要的指标意义，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却是研讨生活之人不能不面对的历史和现实。所以，我们回到关于生活一般化的限定上来，试图解释这个课题。问题的提法，不是相对于乌托邦和理想国，而是相对于人类一般可以容忍的那些条件。这些生活条件是：宗教的存在（上帝和撒旦的双向涵盖和游戏之存在——不是杀死不能杀死的上帝，放任恶魔和马克思主义的试验）；文化的存在（这个存在首先是确认民主政治学和基督教等超验甚至后验学科和信仰的存在）；各种政治选择的存在：从民主瓦片选择，到任何一种专制，僭主，独裁，恺撒式政治的存在（唯独不可以宣布消灭恺撒的希特勒的存在）；道德超验和法治后验的存在——也就是，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存在（他批评了处死苏格拉底的残暴多数民主和启动政府，民间对话的自由主义；等等。）

    这些条件和学说，体制和学仰，都并不能取消人类发生一般化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是人生的舞台而非非人生的舞台；这样的诗歌和文学还是诗歌文学，却不能是政治宣传和艺术膺品，是人类可以把握转变而希望犹存的悲剧，却不是非人化的超人哲学带来的、一般性人伦道德的毁灭。这样的毁灭，常常以几乎是一个人的意志和好恶，摧残十几亿人的一般性生活和生命。如果人们停留在古代悲剧的人神层面和人人层面上，那么，极权主义的悲剧，就是要人人反对和消灭人人——人人只是对毛和波尔布特负责。这是历史一切悲剧之悖——是完全不能忍受和诠释的非悲剧的杀戮。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解读哈维尔的历史说，正是秉承这样的意义，而反对无意义。无意义之强调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解构主义之强调于一度错认之文革赞赏论者中，格瓦拉主义所以迄今势威，就在于，人们看到了左派指称的错的东西，而不知道右派确立正确的东西带来的可贵，难点甚至局限。而哈维尔告诉人们，生活，也许是并不完善的，但是，将生活极权主义化的任何举措，只能带来人性和人类的彻底泯灭。


四


    转变如何到来，哈维尔的逻辑和我们时下很多议论者（学者，律师和网人）看法殊途同归；虽然笔者每每有所保留，却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分别用两种文本甚至更多种意见，加以综合比照，以期做出比较准确的推演和估计。

    首先，我们只能相对完整地引用哈维尔的看法——“在那些没有这种竞争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当权者当然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致命冲突以公开讨论或公开的权力竞争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这种压力。因此生活在可能的地方给出一条裂隙——在权力的秘密走廊中，那儿可能有着秘密讨论和最终是秘密竞争。当然，当权者对此是没有准备的：任何与生活实质性的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他们恐慌。生活以个人的争吵、阴谋、陷阱及对抗的方式散布混乱于他们的会议室中。它甚至还传染给他们自己的代理人：那些无个性的死人般的面具——他们的官员用来确认其坚如磐石的权力的身份——突然滑落，透露出大活人以最”人性“的方式进行的权力之争和以自我保存的形式发生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斗争。

    “对宫廷革命和叛变来说，对高级领导职务突然地和外在的神秘改变及其关键性的套语改变来说，这是声名狼藉的时刻，是真实的或虚构的阴谋和秘密核心被泄露的时刻，是真实的或想像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和古老的罪恶被发掘的时刻，是一起被政府开除、一起被贬黜、也许甚而被抓起来送进监狱的时刻。不管在这之前当权者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用同样的陈词滥调，为同样的目标成功实现而欢呼，现在，看似坚如磐石的权力突然崩溃成可以辨认得出的个人，仍然说着那种同样的语言，但是把它用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攻击。并且我们惊讶地得知，那些在秘密的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一些人，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目标和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它们；而其他人，那些获胜者，却真正明白他们说什么和唯独他们能实现成功的目标。”

    这段令人鼓舞和沮丧的判断究竟带出了什么信息呢？用比较好懂的语言说，就是，官方无法对抗全部异议者和异议，他们在这个网络时代比起胡萨克难于应付得多！令人鼓舞处即在于此；令人沮丧之处是，官方不是孤立的——这和上述哈维尔论述的整体人群的政治冷漠，利己，恐怖互为关联。我们的意思是，不仅仅是官方在制造历史不得进入的封锁和腐蚀，人民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人民概念的量化分析是一门学问。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人民的基本身份认定是属于历史，还是属于现实？属于政权的阶级属性，还是属于非政权的阶级属性。也许，“阶级”这个辞藻业已过时。如果以生活作为考量标准，北京上海广州的消费者是不是哈维尔所说的“任何与生活实质性的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者——但是，如果这个群体不需要与之对话的抗议，而是协从沆瀣其中，生活，究竟如何解释？这个论点，就是极权主义批判家如阿伦特等人先是定义其为多余者，后来又定义其为人民属性的、那些共谋和利益共享有者之面貌之实质——比如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的白领（之一部分）和黑领（之全部），是为其中不应有之义之人群也。如果人们以弱势群体分解之，比较符合“抗议”定义的厘定；如果不以此作为定义，则纯属人民思想属于统治阶级思想这个断定。这是其一。

    第二，正如哈维尔所说，什么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前提？毛，刘式，邓，华式变化的现在条件如何？我们的看法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胡萨克和戈尔巴乔夫，不是他们顺应时代，引领改革，而是契合苏联经济瓦解的顺势者和调试者——这样的顺应调试，没有搬倒时局，解人倒悬之拿破仑和塔列朗式的气度和气势。也就是说，当一切瓦解之时，顺应者比较负隅顽抗者，还是要来得聪慧一些些，而已。我们暂且不说那个“诺民克拉图拉”现象，乃是重新整合苏维埃官员的潜规则。直言以论，中国官方的和谐论，是不是可以被人们利用，还在未定之先；他们之间的妥协是不是可以取代他们和人民的妥协？现在不得而知。


五


    和哈维尔看法类似者有几种。

    一种看法是——“从1989年的六四以来，人民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民主和自由。谁能给人民这些，人民就支持谁。这比军委副主席的权力更重要。在今年开始的下一轮中共内斗中，谁能给人民他们所要的东西，谁就抢占了先机。军委副主席和意志、手腕加在一起，也不如人民的意志更重要。”（魏京生《对中国前途的预测》）老魏的话里包含着类似当初给予胡温新政式的期待和批判。批判的可能性就是，如果其罔顾人民“所要的东西”，又会是政治上的循环往复和原地踏步？但是，这样的推论中，同样具备了某种哈维尔色彩。

    二是，“因此，审判刘晓波之后的宪章运动，依旧将在执政者的容忍与限制之中寻找出路。而笔者也相信，在现有空间中，民间社会完全能够在限制中获得更多，通过更活跃的自由、异议表达，通过频繁的抗争活动，以《零八宪章》为纽带的民间整合将得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一次对执政者的既定战略发起挑战。以台湾为例，美丽岛军法大审也让人悲愤莫名，却成为了新一轮行动的起点，并最终逼迫国民党当局打开了互动之门。在这个意义上，重判刘晓波或许确实意味着（政治）改革已死，却并不意味着政治互动的大门被永久封闭了。”（莫之许《审判刘晓波之后的宪章运动》）

    其中所谓“互动”的期待是令人鼓舞还是令人沮丧的未来？还要看看这种互动的前提：我们N次言及自由主义政府民间互动的可能；从未言及极权主义互动之可能性；这个互动也从未在哈维尔的角度中出现——他说的是，宫廷中人的自爆，“对高级领导职务突然地和外在的神秘改变”：“那些在秘密的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一些人，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目标和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它们；而其他人，那些获胜者，却真正明白他们说什么和唯独他们能实现成功的目标”，而“那些获胜者”，又是一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新一轮统治人吗？至于台湾的专制主义和美丽岛事件，和大陆现在的状况完全迥异：台湾有自由主义，有国民党党外选择（人脉于体制之外），有未经改革的传统私有制（大陆是改革的极权主义国有化占有），有文化正统和法制传统（中国没有）；大陆全部缺乏。起点和开始就不对了。一般性比较台湾和大陆，只是一种误比。

    看来，人们追究细节的认识，现在业已开始。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当然，这个开始的起点还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