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的一个药方

（上海）裴毅然

    温家宝《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及政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并强调改革是包括政改在内的全面改革，似有解冻之意。不过，鉴于大陆基本政局，如何从理论空降现实，中共要走的路还很长。

    近年，面对大陆政改困局，各方声音杂出，各种支招都有。革命激变派、改良缓变派、维持现状派、崇毛文革派……各持一翼微观论据叫卖宏观结论，各种立场各种观点，林林种种莫衷一是。民众被搞得眼晕头晕，听听似乎都有一定之理。这也正是人文学科最大的诡秘之处——只能由实践检验学说，检验的时间差给各种歪论悖说留下藏身之洞。那么，中国政改怎么办？一个硕大的当代问号，一个麻烦但又不得不求解的大问号，终究悬在国人心头。日子总得过下去，政改总得搞下去，哭泣、跳脚、痛斥……都只能表达情绪，最终解决问题只能依赖理性。众所周知，如何设计改革方案，如何制订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方案，前提是对当今形势合乎实际分寸的判认，不同的判认必然走向不同的方案。所谓超一流棋手必是形势判断的高手。在众多繁嚣的声音中，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春季号刊出南京北山先生的《党国困境与可能的出路》，分析有理建言有据，形势判断恰分到位，所提方案具有最广泛的统战性，乃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改策论。


一， 形势判认——党国困境


    所谓党国困境，即毛氏禁锢至今仍缠绊邓氏开放，即以党治国的理念与体制构成党国困境的实质内核。当今中共摸石过河，右腿已踏在经济改革坚实的石头上，左腿却还深陷政治封闭的淤泥之中；一条腿走入今天，另一条腿还停留于昨天；而拔不出昨天之腿，就无法继续走向今天，因为昨天的意识形态还紧紧缠箍着政治左腿，使经济右腿不能再挪进迈步。

    该文深入分析两难困境成因：当年的决策者不肯拔出那条腿，或许是因为前腿立足未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为大局稳定所计。可当改革的右腿终于迈出并且站稳了立脚点之后，却发现滞后的左腿难以拔出了。倒退虽不可能，前进也被死死拖住，于是便形成现在进退失据的局面。

    “一个中心点，两个基本点”的立论，从权宜之计来看，减少了当年党内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但从长远看来，却预留了一个矛盾：似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都是合理的。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合理的只能有一个。如果“四个坚持”是对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如果改革开放是对的，“四个坚持”就是错的。……那种两者都对的官方认可造成了现在的两难处境：既不能放弃由邓氏推动的改革开放，又不敢否定改革之前的毛氏道路。其结果使得改革派举步维艰，“文革派”却能捡起毛这根棍子对改革派口诛笔伐。

    北山一方面看到1980年代中共改革之初的实际难度，承认其时“跛足改革”的历史合理性——减少党内阻力、维持安定政局；另一方面指出当局对待历史的态度已退至《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中宣部连讨论历史真相与反思文革都划成禁区，致使极左毛派将毛时代留下的后遗症指说成改革之弊与民主之害，致使扬毛否邓成为一股思潮，引导民众将不满情绪泼向改革本身，造成种种左弊根源的毛泽东竟再次成为救世主。因此，为堵绝文革派的左论逻辑，只能撤除“四个坚持”，只能在意识形态有所突破。

    北山更深刻分析指出：现在被执政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真正的关键之处只在于一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改革的底线，无论怎么改，也不能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改革推进到了一党执政这道门槛就无法迈步，并且这道铁门永远也不想打开的话，实际上改革就走到了尽头，而开放就是你只能看着世界在变，自己家里却不能再变了。这就是真正的党国困局。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未必意识不到，但他们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牵扯，欲动不能，欲不动也不能。

    此段分析一针见血且合分寸，既指出最关键之所在，指出“打开铁门”与改革的逻辑关系，也看到政改的难度。既站在民运立场，也看到中共领导人的实际难处，比高调激进派的一味指责客观得多，同时也有了团结中共向前看的统战性。


二， 真实陈说——准确诊断


    真实是走向真理的第一台阶，陈说的真实性乃是信服力的基础。该文讲了大白话：只要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不受制约，那么立党为公就必然成为一句虚言。只要入党能为当官开一扇方便之门，而社会又处在官本位状态，那么入党这个行为就必定是为己谋利的成份大于为民服务。……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是，执政党的官员中除了少数具有圣人品质的人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大部分属于凡人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利己，然后才会去利人。……只要一党执政的前提存在，入党是为利益而不是为理想也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入党做官首先成为一个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行为，而且因为只有一党执政，此种自利行为不会得到有效监督。而党这个平台就是一部分人优先获利的温床而不是全体公民公平的赛场。……建国后在以党治国的优越地位下，献身的理想被晋升的考虑所取代，申请入党的人们拴在裤腰带上的不再是脑袋，而是钱包了。

    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绝不仅仅来自于一场成功的武装革命，也绝不能只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不受检验的理论地位，而应该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如果承认执政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在于民，而不在于党自身，也就不能因为目前正在执政就永远合理合法，只有人民通过选举认可它的执政地位，这才合法——合民主政治的宪法，而不是皇权统治的家法。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死结，就是人民实际上不具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这个结不解开，中国这座大厦的基础就是空的、不牢固的。

    虽然讲的都是近在眼前的大白话，但对大陆人民来说，仍有相当新鲜度，因为他们的思维已遭长年蒸薰，十分自觉地从不向这一犯忌路段滑行。就算早已感悟今世奥秘，囿于文化能力，仍不能清晰准确地整理出头脑中的这截认识。北山对现实认识的客观性，乃是其所开药方实用性的前提。诊断的恰分才能开出对症之方。

    前进与后退的劈腿站姿，乃是对当今中国政治困境十分形象的描述。宪政要求与一党治国的劈腿矛盾终须解决。过去穷人革命剥夺富人的暴力方式已被证谬，如今的富人已是政府一再号召与竭力鼓励的社会主义“新生代”，中共既不可能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民间也不可能再走一遍啸聚山林的“井冈山道路”。尤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普遍认同“告别革命”，暴力火种已经熄灭。20世纪各国革命实践也证明暴力方式既不可行又携弊甚巨，“非暴力”成为全球主流价值。如此这般，北山认为当今中国的选择只剩下两种：一、坚决不改，维持现状，拖到哪天算哪天；二、设计渐进之路，让既得利益者基本保有现有利益，但切断这种利益获取方式的世袭延续，即以一种赎买方式换取既得利益群体失去“后来人”，以减少当下阻力。


三， 开具药方——有序退出


    首先，中宣部不能成为言论管制部，释权于众归政于民的第一步就是言论自由。在现实操作上，为了最大可能减少社会震荡，即减少社会既得利益群体对政治改革的阻力，采取有序淡出、逐步替代的办法，防止前一政体突然死亡形成权力真空从而引发的混乱。

    北山的具体药方有二：1、官员民选；2、停止发展党员，融党于民。

    不做勇敢的改变，只能使执政党的集团利益一代又一代继续高居民众之上，这是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劝诫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不是由主义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制度决定的。而对于现在的当政者来说，维护现有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尚可理解，人总会有自利之心。但是维护数十年后不知道是谁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而不肯改变，就未免短视并且缺乏现实的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感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我认为：与其坚持到底，不如光荣引退。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何不能由人民来决定它的去留？关键是秩序与步骤，应当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孙中山以国民党治国，有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进程表。共产党为国家民族计，是否也应该对此有所设计呢？

    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既是现在的稳定因素，也是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出路是一党政局的逐渐弱化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

    人民需要的只是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主义或特定的领导集团。……让某种预置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党分离，使党真正地成为为民执政的党，而不是挟民服从的党。……只有单方面（按：中共）的承诺，没有另一方面（民众）的制约，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

    毕竟，今人毋须根据前人的意愿进行选择，前人更不可能决定今日是非，任何经典都必须接受实践检验，哪有什么必须奉持万世的特定主义？复杂的人性与综合的社会需要人类一代代去寻找管理自己与服务他人的方法，需要对各式主义撷精取华综合配用，哪有一择解千愁的“主义”？探索一旦停滞，岂非等于人类进步的终结？难道一种自封“最新最美”的主义就有权力阻拦他人的质疑与商榷么？

    由于兼顾执政党的利益，虑及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且袭取中共1980年代以来一直持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阻力既小，方案的社会认同度也就有可能最高。当然，这是半步走的方案，也便宜了既得利益的“老人”，理论上不那么“彻底”，但总比原地踏步强。彻底革命论者强调与中共无法谈判，搞成又一个“三不”。但现实是如能推动中共自己走半步（如经改），难道不好么？至少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努力于这种推动，而非嘲笑否定他们的价值。

    承认中共30年改革的既有成就，看到政改的现实难度，兼顾兼虑，支招而非谩骂，更不是极右激进派“给我上”的暴力鼓噪，争取各方认同而非一笤帚扫开不同意见，有理有利有节，笔者认为北山方案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根据历史经验，中国今后2、30年的走向，估计只能如此，且是绝大多数海内外华人愿意看到的结果。至于最后能否顺利走出“历史三峡”，会不会再发生不测事件，这当然只有等天命，不过大方向还是如此这般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