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浅议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凡 夫

　　这是一部采访、孕育、诞生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传奇集萃，以巴蜀大地为基地辐射中土陬隅，以世纪初年为基点延伸建国前后。书卷既沉重，又厚重。沉重在于它浓黑的悲剧性色泽，厚重在于它的题材的多元和思想的张力。

　　作品定位底层人物，但底层并不等同于低层。底层是属于社会地位的范畴；而低层是属于知识水准的层面。作者访谈的对象有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但不管怎样，他们都被社会边缘化了。这些人物：一类是人渣。不过形体上的畸零如胡风的牢友“贼眉鼠眼”的张广天这样的对象是绝无仅有的，而他们有的还或温文尔雅、或红光满面，但心态已经被红尘污染，人情冷漠，人性堕落，人格污秽。一类是凡人。但他们被长期的折磨、压榨、欺凌，有的濒临死灭，有的困顿不堪，有的猥琐卑贱。还有一类是人杰。历经劫难，浩气凌云者有之，清心如故者有之，百折不回者有之，炼狱涅槃者有之。

　　作者的创作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不写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胜利史，繁荣史，而只写横暴史，苦难史，抗争史，荒诞史，恐怖史，堕落史，阴谋史，欺压史，瞒骗史。如此通卷冲撞读者眼球的就是血淋淋，泪汪汪，假惺惺，色迷迷，昏沉沉，恶狠狠，脏兮兮，灰溜溜，气冲冲，惊爪爪，瓜兮兮。对不起，单单缺乏的是轻悠悠，乐呵呵，喜盈盈，甜蜜蜜，平展展，亮堂堂，金灿灿，红艳艳，暖烘烘，香喷喷，气昂昂。绝少“亮色”，没有“夏瑜坟头的花环”。作者不忌讳，不粉饰，不希冀，不空谈，不给读者喘息和欣慰，涂抹的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凝重。但他让读者追问、反思和挖掘.。不过既然要创作，就一定有动机，有宗旨，作者在答记者问时说：“我是我們這時代的錄音機，我描述發生了的事。不寫作，就沒有記憶，發生了的事情會當成沒發生過。我把這一切記錄下來，這才有公義的可能。不然的話，人生就沒價值可言了。沒有公義，我們的生命毫無價值。”在作品中，作者主要还是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公义”，他的文艺观让他隐蔽创作宗旨。甚至隐蔽造成“恶”的根源。作品中的恶有三条根，第一是体制性的。第二是体制内执行者的。第三是人因遭迫害和污染而沉沦的。作者曾论及第一个方面：“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是苦难及无耻，这种苦难有时候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更多时候是这个国家政权强加给个人，迫使人们虚伪地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人们要非常无耻的应对苦难，我常说，无耻加重苦难，苦难又使人变得更加无耻。”作为国共两党都不欢迎的托派领袖陈独秀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过：“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们佩服这个伟人的高瞻远瞩，目光如炬。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二、第三方面的“恶”。第二种“恶”那是“身怀利器，杀心自起”，阿伦特把它称为“平庸的恶”。第三种“恶”是“人变兽，兽逞恶，恶伤人”。

　　这本书德译本叫做《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滑稽得很。其实这只是出版商的伎俩，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以达到他的商业目标（如果是电影，就应该叫做票房价值），整部书写到妓女的只4篇，而写到在当代中国称帝的仅1篇，合计只占全书58篇约百分之七的篇幅。而原作品的书名是恰如其分的。采访的都是生活在世间底层的人，或被打入底层、或演变成底层的人，没有一个是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千万富翁。作者不想、不愿采访中层，也不想采访高层，更无须说高端了。因为他始终都是边缘人，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从一出生就带着那个不可抹杀的胎记，跟底层浑然一体，所以才心心相印。

　　全书基本采用访谈录的形式，开头多数题目所标示的人物就是本篇的主角，但也有标题的人物不一定是主角，有的跟主角成对比，如胡风牢友张广天；有的跟主角成映衬，如天主教徒刘圣诗；有的是主角的见证人，如陈家桅杆的周开里。接着多数有采访“缘起”，主体部分是问答实录。

　　作者第一个给自己的定位：“我是个记忆工作者”。

　　“记忆”者，一是“记”，用笔速记，用磁带刻录，有的则只能靠采访者大脑强记（多有被采访者不准你带录音机和笔等）。二是“忆”，“忆”是将“记”的内容反刍出来，“忆”不是将原始记录原封不动的照搬给读者看，像回放录音机，而是像作者所说的“为了保持阅读上的连续性，我在整理时，做了一定的衔接与修补，这也是我在做其它谈话时的一贯方法。”这部访谈录有3篇很特别，1篇是“作者自访”，自问自答，其实就是自我部分履历的展示；1篇是被采访者的道白，没有一问一答的形式；最不可思议的是第40篇的“左翼鲁迅的伪自由书”，纯为一篇对被捧上天的极左勇士的颇有微词的批评文字，为什么安插在书中，破了体例的统一性？——大抵是电子书的问题（因为其中《吃人案件》和《工作组长郑大军》内容完全重复，正版绝无这样的谬误，遗憾的是身居中土的我们大多只能看到电子书，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电子书。）

　　我们拣选规范格式的访谈录来评议。“缘起”有的是对被采访者的总体简介，有的是对采访原因的说明，有的是事件“来龙”的概述，有的则直接申明作者的态度。比如开篇说：“张广天太不像话了，对历史，对大文化人，居然不晓得敬畏，这大约是受转型期大众趣味的影响吧。所以，严肃的胡风研究者应该对这篇东西持批判态度。”就是属于后者。

　　主体部分的问答录。“老威”是引题人，让被采访者跟着作者感兴趣的问题走，以免采访对象跑题，横生枝节，掩盖主旨,，起着层层探底的作用。有时候被采访人东拉西扯为什么还写进来？譬如从胡风扯到造反派黄廉，本应“咔嚓”掉。写进来，一是保持交谈的自然态，二是增加内容的广度和厚度。但也有部分采访者不是在问，而是在对同一话题的补充，或是对同一话题的议论。

　　作者又说自己是“民情研究者。”这是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定位。

　　为此，他就要探讨人性，研究社会，拷问政治，研究就不能仅限于查访，就不可能单单是纯客观的暴露，感情的流露是难免的，更重要的在于得出结论，而这结论有的是明白的用作者的议论来发声，如对新时期的卖淫嫖娼问题，作者直截了当的指出：“中国人缺乏宗教背景，哲学或体验就显得特别世俗。文化大革命只能算邪教，那时中国民众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它在消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消灭性病的旷世奇迹。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作者直接宣示的自然不多。作者的感情，有靠直抒胸臆的，有靠含蓄的政治流行语来讥刺的，如写党国传声筒米大喜，老威评曰：“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还有的几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暗化，象便宜住宿店的老板对顾客说：“再挤一点，再挤一点，都是出门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挤到一起来了。”再如，反对计划生育的大有国君曾应龙感叹：“天命也，非战之罪也！”不禁令人莞尔。

　　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胡作为，作者是持异议的，虽然“老威”一再强调的自己不是“政府的批评者”，“我写旧闻，我没有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种障眼法，即使我们看不到“太史公曰”“异史氏曰”那样的篇末短评，更多的是寓褒贬于实录之中，类似于春秋笔法，这样写更容易使自己站在一种公正客观的立场。

　　作者始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对于政府并非一味的否定。涉及正确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的行动还是首肯的。比如街头充斥偏三轮，作者认为：“偏三轮的交通隐患大，不整治就泛滥成灾了。”

　　前世纪80年代，曾将作家简单的分为“歌德派”和“缺德派”两大阵营，其实这样的一分为二是很不科学的，像廖亦武式的既不赞颂，也不中伤的作家应属于何等派别，这等站在公正中道立场的人，姑称之为“正德派”，可否？

　　至于对非政府的行为——人性自身的变态堕落，作者也不会曲意阿附，强为之解。他的笔锋同样闪烁批判的锋芒。针对贩卖人口的行为，他说：“人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这套歪理升华成一种‘信念’。但愿这篇采访能为犯罪心理学提供某种参考。”

　　作者更利用剪裁取舍的方法来“扶乩”。——用被采访者的口来表达自己认同的思想：

　　——（赌徒周忠陵说）政治家也在赌，注下得更大，甚至不是钱，不是生命，而是千秋万代，几辈人都看不见的乌托邦。文革就是个乌托邦，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乌托邦，结果输了，几代人的青春和理想都搭了进去。你看，这颗小小的骰子，我们这种凡人掷下去，不过在桌面打滚，而抽象的骰子掷向历史的桌面，开局的每张牌都是血腥的。而乞丐、打工仔、下岗工人也在赌，或者怀着赌的欲望。麻将、纸牌、扑克、围棋只是寻常的赌具，而活的赌具是人，到处游荡，为生存熬尽骨油的人，自己赌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赌具。

　　——（川西神医张松说）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得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国家发行钞票也是有计划的，不可能把印钞厂搬到您的家里去。人人都想当官，但国家的官帽子只有那么多，您分一顶，他分一顶，那谁来做老百姓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许多人连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搞得社会乌烟幛气，害虫横行，病啊，没治了。

　　阐析人性之迷乱、国家机器之愆过，何等鞭辟入里，不亚于诚意伯的《卖柑者言》。

　　至于像《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朝圣者旺吉》《街头瞎子张无名》实在跟政治无关，只是民俗的研究而已。但西方的研究者们却看出了这些篇章的社会意义，“像吹丧乐的人、许多曾经都非常娴熟民间艺术，却不再具有当年的角色，他们的艺术舞台消失遁形，更甭提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可。这可是一个标记，商业化和工业化夺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魅力和诗意。”（Lettre International）

　　在黑穹庐，笼四野的情境中作者只能蜷缩、屈辱、坚忍、摸索、逃窜，只能在垃圾场上爬梳、检索、拾掇，燃犀烛怪之时，也难免有抑郁和怀疑的时候，“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廖亦武《最后的地主》）然而抑郁和怀疑之后他又不屈的抬起头来，“这个民族需要历史”，作者命定就是泛神论的上帝指派来抢救历史的。“为了历史和社会的健康”，这就是作者拼了毅魄和性命来捍卫的创作理念。

　　全书写了58篇（？），实为57个视频文档，看似散漫，绝无关涉，但省却许多过渡照应的“繁文缛节”，笔墨更经济，但读者通过想象自明其蒙太奇式的内在逻辑。58篇不只写58人，个个遭际不同，素养、性格、情调、境界自然各异。即使同类人物，作者也避免雷同。同是嫖客，唐东升是以生意交易视之，而耿东风却歧途知返，精神痊愈；同是吃人，迟福是良心泯灭，饿殍食子是形势逼疯；同是书商，“万人敌”是回归文学幻想，李齐则栽到阿堵物中；同是妓女，王小姐讲“职业道德”，乐于合法经营；林小姐从坐素台，到出台，到经商，灵气清纯。

　　说到单篇结撰，每篇俱腾挪跌宕，内容皆波诡云谲，都可以扩展为一个中篇小说，以致构成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鸿篇巨制。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不那样做，作者笑而不答。这里边大有深意。第一，他只想写二十四史式的人物传，压根儿不想把访谈录拉成抻面；第二，他要以独出机杼的形式来反映社会和人性，不想模仿他人；第三，这种架构也已经足以从不同的侧面组合成底层社会的全貌。

　　在故事的编排顺序上有一定的用意，把胡风放在第一篇，显现政治迫害导致的精神迷狂，为全卷奠定基调；将死者美容师放在最后，将悲剧性的氛围延伸到“神经末梢”。中间部分故事虽没有特定的顺序，有如印象派的笔触，但全卷却浑融一体，血脉通畅，有如常山之蛇。至于法译本将《吹鼓手兼嚎丧丧者李长庚》置于卷首，那是洋人的情趣，不足道也。

　　总之，作者因为立足底层，所以駭俗；因为客观冷静，所以信实；因为遴选对象，所以典型；因为目光敏锐，所以洞穿本质；因为心灵高尚，所以笔底生辉。

　　《底层》旨在透视病灶，警告溃疡，揭示伤疤，虽然作者开不出药方，扑腾的是一串悲剧性的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令人认同、让人愤恨的传奇故事，是鲜活的“三言”“二拍”。但决不能把它视为自然主义的作品，它是当代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