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的敌人是极权主义 

—— 读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余 杰

　　西班牙内战是乔治·奥威尔生命与思想的转折点。年轻时代的奥威尔的思想，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趋向于社会主义。他阅读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他和中学班上其他十五个同学一样，都认为列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虽然他的家境是“中产阶级的下层”，但他有时仍然为自己“不够穷”而感到内疚。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他身上残存的“资产阶级气质”，使他始终没有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自称为“保守党无政府主义者”。

　　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奥威尔以不是以人道主义者或国际志愿者的身份去西班牙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属下某营军官的身份到前线去的。这说明他比其他那些参战的西方作家都更左。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他的喉部中弹，所幸大难不死，不过后半生说话已有些困难。这颗子弹成为奥威尔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作为几乎为这场战争付出生命的战士，奥威尔完全有资格颂扬这段何塞·狄亚斯所说的“浪漫主义的战争时期”，然而他选择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在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尽力揭示这场战争背后最残暴、最黑暗的真相，因为真相才是最有力量的。

　　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威尔从一名左翼思想的服膺者蜕变为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左右开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相信，“惟一的敌人”是极权主义，无论它以哪一种面貌出现。在这本被评为“二十世纪十本最佳非虚构类作品之一”的回忆录中，他无意攻击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为其提供援助的苏联当局，他所做的仅仅是用尽可能客观的笔墨描述出尽可能多的真相，当然他也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场战争完全真实地描述出来”。

　　共产党和法西斯是一丘之貉

　　在初次上前线时，奥威尔便发现内战所具有的荒谬的一面。他虽然不曾有过军旅生涯，却在缅甸担任过英国皇家警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军事常识。然而，他参加的是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这群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将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孩子派上前线，无疑是送死。那么，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呢？奥威尔分配到一支堪称古董的步枪：“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希望。”前线的这些状况，后方的政客和官僚主义者们根本不关心，远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更不关心，他们只知道玩弄“革命”、“无产阶级”等虚妄的“大词”。这种高度写实的黑色幽默，堪与《二十一条军规》相媲美。

　　经过由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宣传机构的渲染，人人皆把法西斯分子想像成张牙舞爪的魔鬼。但是，奥威尔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却是一名从战场上逃亡下来的、被“拉壮丁”的可怜的孩子——“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奥威尔坦言，“他们”跟“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奥威尔认为：“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他预见到“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走上法西斯道路”，但他仍然坚称“整个经历让我更加相信人类的高尚品质”。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即使共和国政府取得胜利，其代价也将是“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在阳光炽热的“解放区”，奥威尔发现诸多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权力，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消灭或者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切，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仅仅因为偶然地被编入倾向托派的民兵队伍，奥威尔便成了一个无论怎样辩白也无济于事的“异类”。法西斯的子弹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却试图将他置之于死地。奥威尔侥幸逃出西班牙，他的战友斯迈利却死无葬身之地。奥威尔用伤感的笔调写道：“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大学的学业。……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自己人屠杀自己人，总是比敌人更加残忍。这样一个政权，值得为之付出生命吗？

　　这场战争不再黑白分明，不再是纯洁的史诗。奥威尔发现，失败的阴影正在共和国的军队和市民之中无可避免地蔓延，这并非因为佛朗哥的军队过于强大，乃是因为当局失去了来自民众的支持与信任，旷日持久的党派纷争又耗干了仅有的资源。许多勇敢的战士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死在战场上，却死于“同志”的枪口之下。于是，“革命至上”不再是奥威尔的信仰。他意识到，虽然左右开弓是困难的，但“敌人的敌人”确实仍然是敌人——希特勒与斯大林、法西斯与共产党，即便他们互为敌人，但他们又同为自由的敌人。在他们之间根本无所谓好与坏的区别。而奥威尔能接受的社会制度，逐渐转向了他曾无比鄙夷的祖国——英国，他终于发现英国并没有那么面目可憎，“既不废除君主政体，也不压制传统文化与习俗，同时也尊重国家的历史”。他开始以是英国人而自豪了。

　　宣传永远也无法取代新闻

　　无疑，奥威尔堪称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战地记者。他长期为英国广播公司和《观察家报》工作，洞悉了“新闻”和“宣传”的区别。他热爱以报道真相为旨归的新闻事业，反对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宣传工作。他无比厌恶大量使用谎言的宣传手段，即便其针对的是法西斯敌人。令奥威尔最为忧虑的现象是：在反对法西斯的过程中，反对者被法西斯同化。比如，佛朗哥谎报军情，共和国也谎报军情；佛朗哥捏造政府军虐待俘虏的消息，共和国也捏造佛朗哥虐待俘虏的消息。许多为共和国的媒体工作的人认为，为了战胜对方的谎言，己方可以制造更大的谎言。此种做法，其实正中法西斯之下怀：法西斯病毒不正是以谎言的方式迅速扩散吗？

　　奥威尔不是政客，他拒绝权术和阴谋；奥威尔是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以言说真相为天职。他深知，谎言可以取得一时的效果，但它将损害整个社会内在的信任程度；宣传可以暂时鼓舞人心，但当真相逐渐呈现时，崩溃将来得更为迅速。因此，即便是“被动性的谎言”也是没有效果的和不能容忍的。奥威尔认为，策略不能压倒真相，他不认同左翼政权的宣传手腕，直言不讳地指出：“谎言在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无节制地宣传煽动和制造谎言，从根本上动摇了共和国的正义性，也使得战争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奥威尔发现，谣言可以杀人，谣言一笔勾销了回答“我们究竟为何而战”的斩钉截铁的答案。他用一个形象的例子阐明此观点：“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和仇恨，全都是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越是高调的人越是可疑。他对那些高调鼓吹仇恨和暴力、自己却无比胆怯的宣传人员和文士极度轻蔑。那些人安全地呆在后方，却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媒体上。口头上的爱国者最容易充当，正如奥威尔谴责的那样：“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

　　普里切特将乔治·奥威尔誉为“我们这一代的冷峻良知”。这一荣誉，奥威尔当之无愧，仅以西班牙内战为例，他是诸多报道者中少数说出真相的人，对于革命者一方的黑暗面，连“硬汉子”海明威都保持沉默。如果将奥威尔与诗人奥登作一比较，更能看得清清楚楚：奥登醉心于西班牙内战，写下一首题为《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的诗歌，其中既有像“明天属于年轻的一代，诗人宛如炸弹般绽放”这样田园牧歌般的句子，也有像“死亡的风险与日俱增，必要的谋杀化为默认的罪恶”这样为杀戮开脱和辩解的观点。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奥登是一名迷失在激情与想像之中的左派。为了达成某种“宏大叙事”，罔顾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甚至不惜歪曲现实和窜改历史。

　　奥威尔则以接近真相和捍卫自由为己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让他以扭曲真相来迎合之。奥登所张扬的“必要的谋杀”，触怒了奥威尔这位战争亲历者的心灵。对此，他言词激愤地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谋杀’。只有把谋杀纯粹当作一个字眼，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因为本人亲眼见过许多惨遭谋杀的尸体——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惨遭谋杀。所以我对谋杀多少有些概念——恐怖、仇恨、亲人的哀嚎、解剖验尸、鲜血淋漓、恶臭熏天。依本人看来，谋杀实在很要不得，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感。希特勒和斯大林认为谋杀有其必要，但他们不会大声张扬，更不会用谋杀这个词汇，而是用‘清算’、‘净化’或其他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字眼。除非长久呆在杀人如麻的地方，否则你难以苟同奥登的败德思想。许多左翼思想都是出自那些喜欢玩火、却又不知道火烫的家伙。”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奥登赶紧将“必要的谋杀”改成“谋杀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场争论发生的一九四零年，纳粹德国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英国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豪情万丈的奥登逃往美国寻求庇护，奥威尔却坚守在祖国担任空袭警报员。谁是真正的英雄呢？是鼓吹杀戮的人，还是尊重生命的人？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九八四》前传”

　　负伤之后，奥威尔脱离了前线的战斗，并逐渐转而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他与妻子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旅店里，那里的气氛几乎比前线还要紧张。当前线仍然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大后方”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却急剧恶化。这与法西斯分子的破坏无关。在前线，你可以看到远方的敌人，你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也清楚地知道如何置身于敌人射程之外；在后方，你却分不清谁是告密者、谁是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告密者，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可能被宣布为奸细——“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在“解放区”执政的共产党，竭力清除所有的对立派别，仿造苏联建立起庞大的“克格勃”机构。他们炮制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来，似乎每天都有阴谋在酝酿，并以人们想像不到的方式上演。于是，镇压变得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被镇压的对象：“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说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没有人喜欢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下，尽管住在高级酒店里，奥威尔觉得还不如回到硝烟弥漫的前线。

　　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从身边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哪里，也没有人宣布他们的罪名是什么。“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检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奥威尔试图拯救一位名叫柯普的比利时志愿者，不惜冒着被捕的危险前去为柯普讨回被查扣的军官证。柯普的军官证出乎意料地拿到了，但奥威尔并未让柯普重获自由。通过一次难得的探监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监狱的可怕和政治犯待遇的恶劣：“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做地牢。……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这与法西斯的集中营何其相似！如果革命丧失人道主义的根基，还值得去信仰、去投入吗？如果革命必须达致革命者被吞噬的后果，奥威尔只能抽身而退。

　　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留给奥威尔难以忘却的记忆。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种种感受混杂在一起，“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党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不一而足。有骄傲，也有忧伤；有愤怒，也有失望；有温馨，也有冷漠。这场战争改变了奥威尔的政治信念和人生价值，他也由此触及到斯大林主义最恐怖的核心。

　　如今，半个多世纪之后，昔日许多诗化和神化西班牙内战的作品早已被人们忘记，惟有奥威尔的这本薄薄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这就是真相不可摧抑的力量。坚持言说真相的人是最让人尊敬的，直面真相方能拥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奥威尔的那部更加伟大的《一九八四》，算是在这场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宁馨儿；而这本阴郁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亦可称之为《一九八四》的“前传”吧。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