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赵紫阳谈改革

胡 平

　　重贴旧文纪念赵紫阳（1919，10，17－2005，1，17）逝世七周年。

　　此文写于2007年，英文译文发表在2007年6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以赵紫阳的非凡经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回忆录，这是十分遗憾的。多谢宗凤鸣先生写下了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


成书经过


　　在八九民运中，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由于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的武力镇压而辞去职务，六四后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软禁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住所，直至2005年1月17日去世。

　　在长达15年的软禁期间，赵紫阳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他和外界的联系也受到严格限制，友好故旧隔离殆绝，唯独宗凤鸣先生以气功师的身份，得以频繁出入赵家。宗风鸣是赵紫阳的老战友，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1990年离休。从1991年7月10日到2004年10月24日，宗凤鸣以气功师的名义探访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赵紫阳，和赵紫阳进行了上百次的密谈，每次谈话之后，宗凤鸣就把谈话追记下来。这些谈话记录曾送交赵紫阳本人审阅，也分别送给几位曾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赵的好友审阅，最后汇集成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今年1月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81节，每节记述赵紫阳的一次或两次谈话，并标出谈话的主要题目，很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证。

　　李锐和鲍彤分别为此书作序。李锐曾担任毛泽东秘书，水利部副部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毛泽东去世后平反，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离职。鲍彤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年，现居北京家中。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为这本书题词。李锐认真地阅读过这部书的初稿和二稿。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里讲到：“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根据这本书的记述，在1997年中共15大前夕，赵紫阳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提出重新评价六四（此信在海外发表过），被中共封杀，并对赵紫阳加强了软禁。在2002年中共16大前夕，胡绩伟等人向赵紫阳建议，建议赵紫阳再给中央写信，主要提出解除软禁，重点不放在六四，一笔带过就可以了。赵认为，如果提解除软禁，份量太轻了，对六四一笔带过，会使人以为赵紫阳的观点变了。对政治改革按当政者意见来写没有意义。搞建议，只能一次比一次深刻才行。这就必然涉及到一党制政体、多党制、议会民主等问题。这就要触及当政者的痛处，又会使党内外相当大一部分人难以接受，引起思想纷争。再说，即使写了也要封杀，连政治局委员也看不到。如果捅到国外，被认为是政治斗争，自然对自己要引起后果。所以赵紫阳就没有写。

　　从这段记述来看，赵紫阳没有在生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来是他认为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二来是他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会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出版前后，作者宗凤鸣受到当局很大的压力，甚至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其他一些当事人也受到当局的恐吓。有人从香港带这本书回大陆，被海关查出没收。


赵紫阳的最后思考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赵紫阳谈到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谈到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谈到了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评价，谈到了对江泽民、胡锦涛的批评，谈到了中美关系、苏联问题和台湾问题，还回顾了共产党的历史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限于篇幅，我这里仅向读者介绍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对当前中国改革问题的分析与评论。在长达15年的软禁期间，对这个问题，赵紫阳的思想有发展有变化，我这里主要介绍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看法和主张。

　　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发展，举世瞩目。国际上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对之称赞不已。赵紫阳正确地指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这跟原苏联不同，他们是在现代民主转型中改革的，是公开发股票，每人一份，虽也有贪污腐败，但都受公开舆论监督，又有多党相互竞争，谁也不敢作得过分。俄罗斯改革曾一度振动较大，但现在他们的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现代政治也转型了。”

　　在上面这段讲话里，赵紫阳指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根本区别。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的合法性。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等于是一场公开的大抢劫，所以它的结果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赵紫阳提到中共现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压之上的。这倒是实情。权贵们要抢走属于人民的财产，手里不拿着枪怎么行呢？所以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持枪抢劫。鲍彤讲：“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这话一针见血，把两种路线、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一句话就点穿了。

　　讽刺的是，就在中国的赵紫阳赞扬俄国的民主时，俄国的普京却在民主方面后退。而导致俄国民主倒退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中国的榜样。因为西方投资者更愿意选择象中国这样专制但稳定的政权，而不愿意选择象俄国那样民主但混乱的政权。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反民主势力的榜样。

　　赵紫阳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就是要走建立民主与法治社会这条路。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考虑到骤然实行多党制可能会翻车，会把中国搞乱，赵紫阳主张首先实行言论自由，放开报禁。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目前可先不提。

　　赵紫阳不赞成“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以保护民族工业，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以强国富民为由，来抵制全球经济一体化，抵制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文明。这种思潮很容易触痛中国百年来受侵略被欺负所沉淀的民族主义伤疤，从而点燃狭隘民族仇恨情绪。而这又易于同当政者想以反对“西化”、“分化”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团结内部来保持稳定巩固统治的需要相适合，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折。因此，赵紫阳曾经说过：民族主义将是最大的威胁。赵紫阳认为，21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至少前30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必须争取美国人民，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路线受美国人民所影响，所制约；而无论美国人民或美国政府，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专制都是敏感的。他们认为专制主义的特征，就表现为对人权没有保障，对外则是扩张侵略，由此认为中国的专制就是一种威胁。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发展。所以，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中国向何处去


　　然而，赵紫阳并不认为在短期内中共领导者有可能推行政治改革。赵紫阳说：过去认为强人邓小平走了，今后中央会有不同政见者出现，从而发生互相制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错了。一旦当政，都会形成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对外也就都一致起来。因而，无论谁当政都会这样那样的要来维护这个体制。

　　我要补充的是，假如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进行政治改革，共产党无非是放弃它的政治特权，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他们这样做还不算太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治改革，那不但意味着要共产党放弃它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而且还很可能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被清算，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不是更困难得多了吗？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已经造就了一个紧密勾结的利益集团，就是一些受过西方民主文明熏陶的留学人员也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被权力化了，即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形成三位一体。正是这些利益集团是中国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时也制约着国家的政策路线的走向，使之向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现在胡、温的政策路线是采取小恩小惠给广大人民一个甜头，来树立自己的亲民为民形象，而不去触动这些精英的利益，更不触动这个体制制度，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用我的话讲就是，所谓胡温路线，无非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达到“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人们注意到，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民主，讲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他还承认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指出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然而在温家宝那里，民主的内涵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一方面能使外界产生某种善意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它的含糊而很难在现实中发挥什么作用。困难在于，中国模式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团主导的改革，这个利益集团害怕民主，敌视民主。哪怕其中的个别人真的想推动民主改革也是孤掌难鸣。不久前（5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文章，干脆又重新回到官方关于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陈词滥调，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赵紫阳这段话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团主导的改革，是向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因此，那种以为只要目前的改革再继续下去，中国就会实现自由民主的观点是南辕北辙，所以大错而特错。赵紫阳不同意有的人说的“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得经历二十年的过程”。因为这种说法暗中假定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离政治民主的目标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而已。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是走错了路，目前中国改革的问题是大方向错了，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只会越来越错，只会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赵紫阳说，照目前的方向继续走，首先会使整个社会腐败下去，不得了，会使整个体制烂掉啦！再是贫富悬殊这样厉害，两极分化这样严重，广大人民群众能承受几十年吗？当政者不是采取疏通的办法给人们以希望，而是采取高压态势加剧矛盾，形成社会严重对立，这样能不反弹吗？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发生社会爆炸。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假如中共凭藉高压成功地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强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显然，上述两种可能的前景都是令人不安的，而后一种前景尤其令人忧虑。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