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新书《中国天机》（网络资料图片）
在当今中国，体制内作家通常都避讳讲政治。可是，年近80的著名作家王蒙却写了厚厚一本书专门讲政治，书名叫《中国天机》。此书于去年6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王蒙以个人经历为线索，从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讲起，一直讲到今天，以史带论，夹叙夹议，写下了作者自己的政治见闻，政治发见和政治见解。
天机，即上天的机密，是上天为实行某一重要计划所必需，不可以泄露的，一泄露就坏了大事。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但问题是，如果你不泄露一点天机，别人怎么知道有天机的存在，别人怎么知道你洞悉天机呢？古代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情节：面对一件重大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困惑不解，某位高人出面，讲出几句话来，众人似懂非懂，连忙追问，请这位高人再讲得清楚些。高人含笑摇头说：不讲了不讲了，天机不可泄露。
王蒙告诉读者，他在这本《中国天机》里，“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这就是说，他只写下了一部分话，没有写下全部。不过这和说真话说假话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已故学者季羡林说过他说话的原则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为什么真话不全说，因为害怕，因为有些真话说出来可能得罪当局招致迫害。王蒙特地声明他之所以故意留下一些话不说出来，并不是不敢说，而是因为他认为那些话不应该说不可以说，因为那是中国政治的绝顶机密，一旦说明了说白了和盘托出了就砸锅了就坏事了。
由此可见，所谓泄露天机，就是半吞半吐，就是故意只说半句话，剩下的叫别人去猜去琢磨去心领神会。由此可见，读王蒙这本《中国天机》，我们不但需要读懂他写下来的话，而且还需要读懂他没写下来的话。我们要根据他说出来的意思，去合乎情理地推导出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
不妨举几个例子。
在第二十四章“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里，王蒙写到如下一段对话：
1993年，在马里兰大学宾馆，我邀请一位老相识共饮咖啡，他那时在白宫从事对华贸易方面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国，我问：
你认为你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吗？
我愿意是。
如果你在中国掌权，你可以维持政权24小时。然后，你会失去你的权力，以及你的脑袋。你相信这一点吗？
我想会是这样的。
你认为我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吗？
是的。
我比你强多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中国。如果我在中国掌权，我可以保持我的权力达两个星期，然后，我会丢掉权与掉脑袋。我做了一个西方人喜欢做的用食指象征匕首，放在脖子上，自左向右一拉的断喉姿势。
他点点头。
后来我与咱们的一位国务委员谈到了这次谈话，国务委员大笑哈哈哈哈。（P278）
旅美作家查建英在发表于2010年11月8日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文章“国家公仆”里写到，在200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她和王蒙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咖啡馆里一起喝茶聊天。查建英向王蒙提起外界对他的批评，说他为中国政府辩护。王蒙笑着回答说：“丘吉尔曾经说过，‘我支持民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更糟’，我对中共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变得更糟。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如果由你来统治中国，不出三天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你也会丢掉脑袋。’”
看来，王蒙的意思很清楚。王蒙承认，共产党很粗野，他也不喜欢；但是要统治中国，非共产党这么粗野不可；你想用文质彬彬的办法文明的办法统治中国，中国就天下大乱了，你也会丢掉脑袋。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人就这么下贱，欺善怕恶，服硬不服软，中国人就只吃共产党这一套。
当然，这一层意思王蒙决不会明说，因为太说不出口太拿不上台面，但谁能否认那正是他的弦外之音言下之意呢？
王蒙的《中国天机》宣称讲政治讲历史，然而，一本35万字的大书，却没有一段话乃至一行字讲到八九民运讲到六四屠杀。是的，在现今中国，八九和六四都是敏感词，是禁区。但是，不能直接的讲你还可以间接的讲；有时，不讲也是一种讲法。比方说，有些人特意指出八九后中国政治或思潮或集体心态的重大变化，这就暗示了八九和六四的存在。王蒙这本书的问题是，他一路讲下来，让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八九和六四的存在。这就大有抹煞历史的嫌疑了。
那么，王蒙对八九对六四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也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有大批作家学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例如签名，上街，发表文章或声明，接受采访－－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其中我们见不到王蒙。这表明王蒙对八九民运采取回避态度，不支持。六四后，党国领导人出面慰问戒严部队，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引人注目的缺席。尽管后来王蒙一再表示他是因病缺席，不过一般人还是倾向于解释为回避，解释为不认同。
但王蒙后来的态度有所变化。先前引述的那段关于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必将天下大乱的对话，就可以理解为对六四屠杀的委婉肯定。当王蒙说他把这段对话讲给一位国务委员听，“国务委员大笑哈哈哈哈”，那就表明他对六四的肯定得到了当局对他的肯定。
王蒙借用丘吉尔为民主制度辩护的那句名言为共产党辩护。其实，丘吉尔的意思和王蒙针锋相对，截然相反。民主制固然也有很多弊病很多弱点，但就凭它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所以就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不坏；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就算它也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和长处，但由于它正是建立在砍人头之上，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之上，因此就更不好。简言之，丘吉尔为民主制辩护的理由，恰恰就是否定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理由。王蒙却竟然把它用来为共产党辩护，岂不荒谬可笑？
王蒙认为中国人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3天，多则两礼拜。
王蒙这番话并不令人陌生。类似的话，毛泽东在文革前就讲过。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大饥荒，国民经济稍有好转，老百姓刚吃了几天饱饭。毛泽东就发出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可能很激烈。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放松阶级斗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那时，党中央特地告诫那些有右倾思想，也就是比较文质彬彬的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毛泽东的这套危言耸听，从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角度，倒是切中要害的。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共产党不得不靠引进一点资本主义才使国民经济缓过劲来，鉴于大跃进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因此在纠正以往错误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党内党外都出现了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假惺惺地做了一点点自我批评，并且号召要发扬民主，要让人讲话。但毛泽东深知，共产党－－首先是他本人－－犯的错误实在太大了；如果真的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共产党一党专政不给推翻才怪呢。所以，自由民主的口子万万不能开，专政这一手不能软还要硬，必须硬。
回到王蒙的《中国天机》这本书上来。乍一看去，王蒙担心中国一旦自由民主就天下大乱，好像是表明他天性保守，过于看重秩序，求稳怕乱，把中国人的人性看得很下贱，对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既蔑视又恐惧。其实这只是表象。王蒙把中国实行民主的前景描绘得很可怕又很可笑。他说他们对中国实行民主进行过一次“沙盘推演”，结果最可能上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满口胡言，跳大神的人，而“绝对不是方励之刘宾雁（一类）民运人士”。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王蒙也估计到，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共产党多半会下台。其实，这才是王蒙真正担心的事。这才是不可泄露又必须泄露一点的“中国天机”。
王蒙的《中国天机》也是一部个人历史，一部精神自传。读《中国天机》，我们可以发现，从少年到老年，王蒙从愤青变成犬儒。
王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比方说，他一方面用相当苛刻的道德标准去严厉地批判“旧社会”，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他又用最大的同情与体谅去为共产党的滔天罪错作辩护打圆场。
今年3月，王蒙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为中共拒绝民主竞选，政党轮替做辩护，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协商”做辩护。
王蒙说：“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和为贵，是和而不同，是阴阳五行的互补与相异相生。我们往往不认为遇到分歧就按票数对决或更换执政集团是最好的选择。”立即有网友跟贴指出，王蒙是在偷换概念，蒙谁呢？现在是“一遇分歧”就要求换的吗？是共产党掌权60多年来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的公平机制，根本就不允许人民选择。要说“我们不认为遇到分歧就更换执政集团是最好的选择”，那当年为什么跟蒋介石国民党就有那么点分歧，就把人家给换了呢？人家执政才多少年？
王蒙是个明白人。他何尝不知道共产党的改革不是改别的，就是改掉共产党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些东西，恢复被共产党革命打倒的那些东西。王蒙在他的书里也引用了那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证明此言不虚，王蒙紧接着还提到“一位很有身份的戏曲艺术家，是周总理的座上客”，“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还当过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几乎当了领导干部。到了21世纪，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她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
中共建政60余年，在经济领域，前30年和后30年截然相反，构成强烈对比。无论你从什么标准出发，你都不能不得出否定当今中共专制的结论。这一点当局做贼心虚，自己比谁都明白，所以当局才强词夺理，硬是宣布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一致的，决不能互相否定。
王蒙这部《中国天机》既写了前30年也写了后30年，因此他也不得不面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前后矛盾，那么，王蒙是怎样回避其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逻辑结论呢？
除了照搬中宣部那套强词夺理外，王蒙的辩护策略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实行双重标准，采用两种语言。讲到前30年，王蒙用的是一套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语言，强调的是动机的伟大崇高，强调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而掩盖了淡化了亿万人的深重苦难，开脱了当事者的滔天罪责。讲到后30年，王蒙又改用庸俗的笔调，强调的是物质；不谈历史的必然性了，改谈可能性，警告读者，中国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任何旨在结束共产党专制的努力都会导致天下大乱，从而默许了高压维稳下的种种罪恶。
更重要的是，《中国天机》回避了八九，回避了六四，这样，作者也就回避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共产党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问题。既然改革就是对革命的否定，那么，当年那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天翻地覆的共产革命又是何苦来哉？共产党如何面对被革命夺去生命的千千万万冤魂？共产党怎么还好意思依然叫共产党，依然高坐台上垄断权力，继续坚持鬼都不信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怎么还好意思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大开杀戒？怎么还好意思在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属于人民的财产？这不只是公然的残暴，而且是公然的无耻。一个人要无耻到什么地步，才能够自觉自愿地跳出来维护这样无耻的政权？
是的，王蒙本人并非恶人。如他自己所说，王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但问题是，当王蒙宣称中国不能用文质彬彬来统治而只能用粗野来统治时，他就把自己的良心出卖给了魔鬼。因为在这里，王蒙甚至没有给他认可的粗野统治划出一条底线，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统治者践踏了跨越了这条底线就决不再认可。这不是把良心出卖给魔鬼又是什么呢？
王蒙在《中国天机》里写过一段话，值得玩味。
我们知道，王蒙在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20年都生活在在中国的底层基层。四人帮垮台后，王蒙也和其他很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道获得解放。在当时那种历史转折关头，王蒙是怎么想的呢？
王蒙写到：“无论如何，1957年1958年的事情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我也欢呼粉碎四人帮，我也欢呼邓小平复出，但是我根本没有往中国的大变化上想。一切都板上钉钉，往死里砸。什么都是铁案，什么都是大家动了手，谁也甭说自己如何干净。就像珍宝岛事件，中苏友好了半天，一个珍宝岛，双方动了炮火坦克，双方流了血，伤了命，还能转弯吗？刘少奇已经是叛徒工贼内奸，三自一包已经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右派已经与地富反坏绑在一起，歌词唱的是‘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你想把这一切都翻过来？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王蒙说：“我的梦想只是回到50年代，回到没有那么多假想敌人的相对能够唱着光明的歌曲过正常日子的时代。”
这段话告诉我们，王蒙实在是让共产党给整怕了，怕到心理扭曲，怕到对现实生活不敢再有高的期待。王蒙深知，共产党做的很多事都是错误的，但正因为错得太多太大了，共产党肯改吗？肯认真改彻底改吗？还有，改得起吗？王蒙不敢抱希望。王蒙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他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得出教训：在中国，凡是好的凡是应该的都是不现实的，都是实现不了的，谁坚持追求谁就会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在文革中，很多人的哲学是“遇事左三分”。文革后复出的王蒙的哲学是，遇事把自己本来有的期待值，向下减三分。这该暗含着多少失望多少疑惧啊。
如果仅仅是整怕了，那还好说，问题是王蒙还发出警告：如果要把过去的错误都彻底纠正，“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这就是说，正因为过去犯的错误太多了太大了，要认真纠正起来就有可能危害安定团结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就不能认真纠正错误。按照这一逻辑，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必须封住他们的嘴。拒绝认真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维护安定团结，顾全大局。
王蒙既然不敢指望共产党认真纠正错误，同时又希望加强自己的安全，不再挨共产党的整，于是他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当共产党很勉强地很有限地纠正了它的某些错误时，王蒙赶快以受害人的身份上去给共产党打圆场再套近乎。“母亲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种说法就是王蒙的首创。
这使我联想起曲啸的故事。曲啸当了22年右派，平反改正后立刻向党表示感恩戴德，以“母亲错打了孩子”的比喻赢得了党的欢心，于是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一位80年代的留学生润涛阎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曲啸当年来美国巡回讲演，第一站就是他所在的大学。当曲啸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诉他被打成右派后经历的种种苦难，最后话锋一转，教育在场的留学生们：“党就是妈妈，妈妈错打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在场听讲演的一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裔教授（据说是历史学家汪荣租）。汪荣租教授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如何独裁如何撒谎。国民党报纸说共产党多么独裁多么残暴，我都不信。今天听了曲啸教授演讲才知道那都是真的，而且比报上说的还更过份更令人愤怒。汪荣祖教授愤慨地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可以想见，汪荣租这番话是怎样地让曲啸和陪同的国家教委官员尴尬万状。演讲会匆匆结束，接下来预定的行程也统统取消。据润涛阎说，自那以后，曲啸就精神崩溃了。不过也有人说曲啸没有崩溃，他犯病是后来的事。我想后一种说法也许更可信。毕竟，曲啸这种人的羞耻感估计不会有那么高。
有人说王蒙的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此说我不敢苟同。
正如同周恩来不能算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为了坚持道义原则敢于批评皇帝。例如历史上的比干、屈原、海瑞。周恩来不敢对毛泽东说不，只是一味的顺从。因此不能算忠臣。
同样的，王蒙不能算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有原则有标准的。是的，在中国历史上，儒生们常常为兼顾理想与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而苦恼。坚持理想，坚持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迂腐？与现实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背叛？过去，国人缺少宪政的概念，缺少基本人权的概念，因此在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拿捏分寸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并且争执不休。
现在我们有了宪政概念，有了基本人权的概念，我们就该知道，即便是对一个我们衷心拥护的政府，我们也要对它的权力给予某种最起码的限制，我们也要坚持某些最起码的个人权利不容侵犯。不消说，这首先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不容许政府以言论治罪。王蒙显然没有坚持这种最起码的原则或曰底线，因此我们不能不指出，王蒙不是儒家倡导的中庸，只是儒家批评的乡愿。
（完）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