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二）
陶洛诵
56年春天，我妈妈挺着怀三弟毛伢的肚子，拖着我和大弟湘诵、二弟毛头（大名陶江）来到东城区南小街派出所，我当时上史家胡同小学一年级。
我清楚地记得妈妈问穿白色制服的户籍警：“同志，我的父母亲是地主，可以来北京吗？”
户籍警是位中年人，用肯定的语气说：“只要当地政府不反对就可以。”
很快，我外公外婆来到北京，我妈妈还让我陪外公在北京名胜地方到处观赏。外公给我买私人小推车上的又大又红的樱桃吃。
我老舅51年在北京上了电工培训班，同年在南京实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大同发电厂当了正式工人，他和我妈妈挣得差不多，都是每月80多块钱。我爸爸每月工资125元，但有很多稿费收入。
我妈妈跟我爸爸说的是另一番话，说外公外婆要去大同和老舅一块儿过，只是路过北京。但待外公外婆来了北京却不走了。我爸爸是个单纯的人，一门心思工作，赚钱养家，也没说什么，正好老君堂的房子拆迁，让大家搬到朝阳门外集体宿舍去，爸爸不喜欢住宿舍了，就买了东四的房子。
我们在东四过了相对来说十年幸福的时光。可惜的是老舅不断出事情。
老舅在安庆的时候，我妈妈就着意于对他的培养，让他考圣保罗中学、汇文中学，都没考上。老舅在大同当了电工，很上进，他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工作也肯吃苦受累，组织上让他写入团申请书，他就写了。组织上去安徽外调，老舅在自传里写道：
“组织上到我老家做家庭调查，我老家县公安局来信证明我有一个叔叔解放后被镇压了，我成了反革命的亲属。（这是79年落实政策才知道的，我父亲是独子，不知哪来的叔叔）我对入团兴趣也不大，小时听父亲讲过，长大了不要参加什么党呀、团的。那都是野心家把你当人梯子往上爬的工具。……我要坚持读我的书，朝工程师的目标去奋斗。”
可怜的老舅，工程师的梦没实现，58年无缘无故被送去劳动教养三年，老舅写到：“劳教队员是工资制，没有月奖金，工人工资一般的比原单位低一级。我分在机电科定为四级工，工资只有四十五元，因为县城工资比市级工资低，比在电厂加上奖金要少拿三十五元。”
他又写到：“我自劳教后，就没给父母寄过零花钱……”
老舅在劳改期间回过一次北京，外公介绍他认识了捡破烂为生的顾姥姥的女儿顾术英，就是我现在在美国圣何塞的舅妈（我舅妈和老舅乘儿子大用给买的商务舱机票飞美国，空姐拦住他们不放行，说他们走错地儿了）。
我外公没看见他儿孙今日的状况，他老人家61年得了食道癌，我老舅写道：
“ 父亲在六一年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医生说手术费要用一千多块钱，也只能多活三五年，陶坤大哥与大姐准备钱给他做手术，按当时陶坤大哥经济收入没多大困难，他平日翻译书稿费不断。可父亲斟酌再三，决定不做手术，……”
外公诗云：“人世优游六十春，不知稼穑与风尘，向平愿了回家去，含笑全归劫后身。”
“魂魄悠游返大荒，电光石火燎皮囊，不留迹象人间事，免致庄生问短长。”
老舅写道：“大姐对我讲，他是地主，解放后没受到罪，所以含笑劫后身。”
六二年正月十四日，外公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岁。后事由爸爸妈妈一手承担。
老舅随即擅自把户口从劳改农场转到舅妈所在的北京近郊农村，成为一个挣工分的农民。
妈妈爸爸的负担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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