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查全素
洛诵
1.
“妈妈，你是说过第一爱自己，第二爱爸爸，第三爱孩子吗？”这是1966年七月我去女十三中看有人给妈妈贴的大字报，回家问妈妈是真的吗？
妈妈笑着说：“我是说过。”
我一直以为，她最爱爸爸，其次爱我们。我心中，母亲应该都是忘我的。
徐家祯教授曾告诉我：“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根本不可能帮助别人！”我想：“妈妈也许是对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根本不可能去爱别人。”
妈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一个地主家庭。她的乳名叫鹤年。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大自然淘汰的结果。我的外婆李德高（这名字是妈妈给她起的）是中梅河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著名的大美人。嫁给外公查焕然后共生过七个孩子，只存活了两个，还有一个是比我妈妈小十岁的我舅舅查全一。
我妈妈嫁给我爸爸，是包办婚姻加自由恋爱。我外婆和我爷爷是表兄妹。妈妈高中毕业后，随着我妈妈一起进陶家门的我舅舅管我爷爷叫二表伯，管我奶奶叫二表妈。
我爷爷从日本德国留学回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爷爷被国民政府派到安庆筹建安徽大学。1946年父母完婚，47年十一月生下了我。
我爸爸武大附小，武大附中，武汉大学化学系一路学下来，在教授堆里长大。曾和一个叫于宝珍的教授女儿有段恋情，这在我们家是个公开的秘密。爸爸妈妈并没有说过什么。奶奶告诉我，爸爸对于宝珍小姐要求甚严，夏天不许她穿短袖衣服，于小姐也听他的。
至于为什么还是吹了，没人给我讲下文，我只好自己编故事，脑补想像了。
爷爷奶奶极中意我妈妈，觉得她忠厚善良孝敬三从四德继承的好。
妈妈告诉我，爸爸发现她数学很有天赋，尤其心算能力很强，就让她报考数学系，她考上了。爸爸想与她做一对科学家伴侣，他们俩闲暇时光是读唐诗宋词。爸爸还偏爱庾信的駢体文。爸爸五岁就能把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他们结婚时两人都才二十一岁。爸爸比妈妈小半岁，我看见妈妈婚前送给爸爸的一张照片，背后书写：“坤弟留念”。
1949年，大陆易帜，武汉大学毕业的爸爸经爷爷在共产党内的朋友推荐去北京，先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的中央编译局工作，后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参加筹建的都是茅以升，郭沫若等老一代科学家文学家，他们看见年轻的爸爸，好奇地说：“哪来这么个小孩子？”
爷爷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大学经济系当教授。
1966年红八月，妈妈在她任教的女十三中被红卫兵殴打剃头，爸爸后悔不迭。52年国家公开招考教师，爸爸给妈妈猜考题是“斯大林语言学”并辅导她。一举考中。
爸爸对我说，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知道要考“斯大林语言学”。否则妈妈就不会当老师，受那份荼毒。
爸爸为救妈妈，授意我给主席写信，我们父女二人冒雨到中南海送信。过了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了篇“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姗姗来迟，但对红卫兵的无边暴行还是起了一定的制止作用。妈妈活下来了。
2.
1968年十月，爸爸非要和妈妈离婚，我听见妈妈与爸爸道别时说：“我会含笑面对人生。”但是苦难与重压远比她想像得大，她后来告诉我，好长时间她都不会笑了！
爸爸本来想进化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因为他精通英德俄三国外文，组织上让他一直做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他和妈妈属于热爱自己的事业，全神贯注拼搏的人。小学三年级以前老听见他们俩人不是这个长工资，就是那个长工资，爸爸长到一百二十五，妈妈长到八十多，妈妈在六四年又长了一次（我听舅舅说的）。
六四年以前，他们不靠工资过日子，靠爸爸稿费过日子，爸爸和当时的高教部长曾昭伦先生合译四大本苏联化学手册，前三本有稿费，第四本国家就让他们白干把稿费捐了。
六四年爸爸拿了最后两本书“有机化学命名法”和“无机化学命名法”的稿费。
爸爸对妈妈说：“以后就要靠工资过日子了！”妈妈说：“靠工资过日子怎么活啊？”爸爸说：“大家不是都靠工资过日子吗？”
爸爸离婚后，每月给妈妈五十块钱，幸亏大弟弟湘诵是六八届高中生没上山下乡，分配到砖瓦厂当壮工，有四十多块钱。但妈妈要给被遣返安徽老家的外婆寄钱，要给在白洋淀插队的我和二弟陶江带猪油，白糖，大米。后来我蹲班房，妈妈要给我交十四块的伙食费。
最大的一项开支是我家的私房在六六年红八月被迫交公，房管局要收十八块多钱的房租。本来八口之家只剩下四个人，妈妈留了四间，退了五间。房管局安排一个有七个孩子的人家入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纪念，遇罗文从美国来堪培拉开会，特地到悉尼看我，我在克罗拉那海滨餐厅设宴招待他，他当着一桌子人说我：“家里有这么个女儿，得多操心啊😯！”
他说的没错，包括我选择他为我的初恋的操心。文革开始后，全家最担心的是我，爸妈找了个好人家，想把我嫁掉，过一个平稳的小家庭生活。我拒绝他们给我的安排，走上一条叛逆的道路。
外婆在1966年红八月因为地主身份被遣返回安徽。我自觉承担做饭工作。妈妈提醒我别忘了学习。做饭令我感到才尽华竭。我将做饭的任务卸下。陶江是五中六八届初中本可以分配在北京，后来他说：“大姐出去干革命，我做饭做烦了，才去白洋淀插队。”妈妈觉得他插队选择得好，因为北京六八届初中分配到煤矿企业，妈妈觉得更危险。
妈妈68年曾在顺义北京教育局办的五七干校学习修鞋。回到北京女十三中继续教书。有段右倾回潮时她立刻精神抖擞干得特带劲儿，马上又遭批。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习惯了！”她告诉我，见孩子她就想教，甚至是大街上碰见的不认识的儿童。
妈妈和奶奶都对赵京兴印象很好。1972年七月一日，我先被西城分局拘留所释放，她们让我等赵京兴出来。爸爸虽然跟妈妈离婚了，仍然经常回来看望奶奶和孩子。在对待赵京兴的问题上，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爸爸给我写信，说：“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王八蛋就往死里走。”
77年春节，我和赵京兴正式完婚，婚礼举行三天，振开，保保，宝臣......邢泓远的妈妈，柳燕的爸爸都参加了婚礼。唯独没有我爸爸。妈妈把家里一间八点八平方米的屋子给我和赵京兴居住。我们的儿子诞生后，妈妈又帮我抚养儿子，让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3.
1999年六月，在悉尼生活十一年的我接到七十五岁的妈妈因急性胰腺炎去世的消息。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深不见底的悲痛席卷着我，深深体会了什么是伤心欲绝。我告诉自己不可以放任悲伤。女儿还小，儿子也不大，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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