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三）
陶洛诵
我妈妈嫁给我爸爸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我爸爸大婚后，又回到武汉，他要继续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完成学业，他比我妈妈小半岁，1926年1月生日。
我妈妈说我爸爸美得非凡，眼白是宝蓝色的，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整天“DAS、DAS”读德文，从不打麻将。我妈妈和他谈恋爱时送给他的照片，后面写着“坤弟留念 全素”论起来二人是表姐弟。
我爷爷一个人受罪，因为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学生闹学潮，搅和得安徽大学乱成一团麻。
我老舅在他自传写道：“那年我到安庆正赶上大学闹学潮，学生不上课，天天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高潮。反饥饿闹得二表伯不敢在家住，只好住到安庆同仁医院。实际上学生在学校吃饭不要钱。学校给每个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九元银元标准，（当时货币贬值按银元计），吃的可以说是非常好，我去看过，顿顿鸡鱼肉，十个菜上桌子，吃得屁股都流油，饥饿还得反。”
我老舅接着写到：“二表伯住的是学校租的万安局私人家三室一厅屋子，楼下是房东自己住。姐夫放暑假回家我就没地方住，只好搬到安大教职员宿舍与老乡叶书凤住在一起。他是安大小职员。就在安大教职员食堂搭伙吃饭，伙食费每月六块钱（银元），午晚两顿是六菜一汤，八人一桌，顿顿也有肉有鱼，比学生伙食差远了。”
前些日子在“北京之春”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共产党的觉悟人士回忆在大学当年反国民党饥饿时昧良心的言行很是忏悔。我老舅这段回忆正好是个佐证。
妈妈告诉我，爷爷无力对付学潮，被免去了校长职位，由杨功亮接替他。
老舅这样写到：“二表伯离职时不欠公家一分钱，后来杨功亮到台湾去，卷走了安大教职员几个月的工资。抗战胜利后，二表伯受教育部长朱家骅委任，亲手筹建安徽大学。建校期间，正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时候，有人提醒二表伯，先拿公家钱买金条，在手中周转它三五天，公家钱一分也不少就能发大财。他不干。二表伯属于没了工作闲下来久了就没法生活的人。校长干不了还得去教书。四九年初他要到四川去教书，二是避避如荼如火的解放战争。船到宜昌，四川重庆已经解放了，只好返回长沙住下，这年第二个外甥出生。”
妈妈对我讲这段经历说，不知道往哪儿跑才好？反正是往南边走，想到广州去香港。
关于那段历史，老舅还有一段珍贵的记录：
“大姐搬家前我就回到自己的家，我的家乡已解放，淮海战役正打得火热，天天在家大门口的南闸门上能看到号外：国民党的师长吴化文投降，黄伯韬被打死，黄维被俘虏，兵团司令杜聿明被活捉等等新闻。淮海战役刚结束，大约在四九年二三月，地方农会就全面总动员，凡在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健壮男的要组织成民兵担架队，支援大军渡江，逃躲不参加的要严惩。刚解放，政府一句话是一句话，谁敢不听？这下老百姓的情绪就像开了锅，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谣言：江无底，海无边，担架队不是都去填江肚（方言读du)子，街上人心惶惶，多数人家是哭的哭，喊的喊，隔壁中药店张妈家六个儿子都在这年龄段，老人哭得死去活来。
我家三个人，我年龄不够，我爸爸又超过四十五岁，我妈一点不担心。正在人心慌慌时，突然发布说大军渡过江了，不要担架队，大家欢天喜地，虚惊了一场。”
“一天接到大姐来信，还寄了不少书来家，大都是外文书，叫好好保存着，他们又回到安庆住家，二表伯直由长沙直接去了北平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去了。我们家成了解放区，收不到田租，父亲也没私塾，三口之家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只好又去了安庆。”
我们全家带着老舅如何到的北京呢？老舅如是写到：
“二表伯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写信给同学郭沫若，请他给陶坤也就是我姐夫安派工作，郭将姐夫安在科学院编译局当编辑。去北京一是为了团聚，二是节约家庭开支。我们准备搬到北京去住家，却没上路钱走不成，二表伯只好向他的在天津某银行当行长的学生借路费，还好，这位学生寄来一百万元（一百元）路费，并说不用还，这人姓名我忘了。大约在四九年十月搬家，我跟着去，父亲只好留在重庆。”
老舅的回忆大体上应该没问题。可是给爸爸安排工作，妈妈说爷爷给同在日本一起留学的郭沫若写信，郭没理，是爷爷在共产党里一位姓何的朋友帮的忙。说爷爷有个学生陈家康，当年是共产党地下党，解放后是第一任驻埃及大使，对爷爷很好，在北京时很关照爷爷，请爷爷吃饭。
还有我们到北京的确切时间，老舅说大概是四九年十月。陶湘诵生于1949年10月17日，那时我们在长沙，回安庆呆了些日子，老舅和外公也从中梅河赶来同住。老舅也有记录：
“父亲为了躲避买解放初期发行的'折食'公债，其实也买不起，跑到安庆来了，说是躲公债，实际上是家里吃饭难了，这真要说二表妈的宽宏大量，她一点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在安庆的生活，是他们由长沙回来时，姐夫倾全部所有买了十几石（dan)米，全家一切费用全靠它。”
所以，我推测，我们去北京的时间应该比10月晚。老舅在自传里说我和陶湘诵在轮船甲板上冻得哭，应该是四九年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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