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七）
陶洛诵
小弟弟乳名毛伢，1956年8月26日出生在北京妇产医院。他没满月我们从老君堂搬到东四。
家里买了好几篮子鸡蛋，外公、外婆、奶奶加上保姆傅同志（退位皇帝溥仪的族人，正宗的皇亲国戚，丈夫同族，沦为三轮车夫）在西屋大厨房里忙活，先把鸡蛋放在大铁锅里煮熟，捞出来过冷水，用崭新的白毛巾擦干，再放进一大盆红染料液体里使鸡蛋均匀地涂上红色，鸡蛋由一系列操作变身为“喜蛋”，为的是9月26日那天，爸爸带给班上的同事分享，庆祝毛伢满月。满院子充溢着欣欣向荣、喜气洋洋的气氛。
十年以后的八月的一个晚上，同是在西屋大厨房，外婆和奶奶二人提心吊胆、愁容满面、偷偷摸摸把一块从七条百货商店买来的四方形雪白纱巾放进有黑色染料液体的洗脸盆中，为的是被女十三中红卫兵剃了头发的妈妈第二天上班包头用。
头纱是我去买的，只有白色的。妈妈戴着染成黑色的头巾上公共汽车照样引起了售票员的警觉，说她被剃头是坏人不许乘车。
我们所在的魏家胡同到女十三中崇文门共七站地，大约四公里的路程。我每天搀着妈妈的胳膊送她到女十三中校门口，送她进去挨红卫兵的打，下午六点前我准时在校门口等她，看到她带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疲惫不堪从里面出来，我止不住狂喜，妈妈还活着，没被打死。
文革后官方的统计数字，六六年红八月光北京市就活活打死一千多人。除了有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小业主、小房产主、地、富、反、坏、右，还有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从街上抓到学校打死的饭馆小服务员、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关雅琴，被红卫兵打死的二十七中初中十六岁女学生林永生等等。
1956年9月我们家沉浸在欢乐中，新添小弟弟，新买的独门独院，星期天，爸爸在家中大宴宾客，请单位的要好的同事来吃中午饭，我从客人的口中学会了一个词：“乔迁新喜”。
爸爸有位同事叫王日龙，他还说了一句：“女孩是千金小姐，男孩就该是万金少爷吧。”
陶湘诵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他看见的趣事。
大人们围桌落座，没有我们小孩子的份儿，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湘诵和陶江站着看热闹，湘诵说哈佩芳阿姨去夹一个碗里的肉，爸爸用自己的筷子把她的筷子一架，请她去叨别的碗里的肉。哈阿姨是回民。眼睛是绿色的。爸爸妈妈曾带我们去过她家玩，她家很漂亮，她和先生二人没有孩子，先生原是民国的官员。她有几个高高的圆柱形大玻璃瓶子，盖子上有个圆球，里面装着稀奇古怪的零食。有一个瓶子里装的像蝎子，她请我们吃，我们不敢从命，后来我再没见过这种零食。
有一次，单位组织看电影“五朵金花”，哈阿姨正好坐在外婆、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旁边，她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条大炸鱼，跟我们客气了一下，就大口大口嚼起酥脆的炸鱼，我至今忘不掉她香甜的吃相。她烫发，衣着考究，吃相不失斯文。
爸爸妈妈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基本上都是单位的同事。他们二人都是本单位的业务尖子。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家务活累赘，他们可以专心工作，我们可以专心学习。家务由三位老人和傅同志包了。
56年，除了外公的千亩良田在土改中被没收。我没听见外公外婆妈妈老舅吱拗一声。我们家族其他成员没任何人出事。
亲戚们到北京出差游玩，各个衣着光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57年以后，家族许多成员相继出事，结局惨不忍睹，包括我家在内。我们家族的遭遇是民族命运的一部分，一个缩影。我的母亲更是吃尽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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