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岁月 生活
洛诵
我生命中有十年是在工商银行度过的。没有银行，就没有后来的我，也没有我的儿子。
我是1976年六月从白洋淀困退回北京的。我们邸庄的女孩子都走了，最早走的是柳燕，我72年7月从西城分局放出来回邸庄途经保定，去保定胶片厂看她，她在实验室工作，穿着白大褂。没几天，青萍和她的男友于有泽来村里搬她的床板。她去渤海湾油田了。
女孩就剩我和戎雪兰了，我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一阵儿，她也在七五年病退回京了。
我和芒克都属于不是特别积极想回北京的人。我主要是因为家里的房子被人占了，只留给我们四个小间，非常拥挤，而芒克是那种拥有潇洒人生的世界观，对俗物却不上心的人。
我常驻白洋淀，芒克则常驻北京，我们相约，他帮我办北京方面的病退材料，我帮他办白洋淀的手续。他运气好，一下子成功了。我费了些劲儿，最后由爸爸的单位出头才办成功。
在分配工作上，芒克分在东直门造纸厂，但没多久，他就辞职不干了。
我爸爸由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变得非常通晓俗物。他和妈妈离婚后，另组家庭。我在西城分局拘留二十八个半月，他对我不闻不问，美其名曰：“与反革命划清界限。”只有妈妈和弟弟们管我，给我送生活日用品和饭钱。（后来钱退还给了我们）
在我快出班房前，我的提讯员把我爸爸叫到西城分局，大大地训斥了他一番，说他太不关心自己的女儿了！
可能是出于歉疚，他对我的回京和找工作都分外卖力气。他有一位好朋友，警察刘叔叔，刘叔叔的妻子王阿姨正好是安置办负责人，我非常幸运地分到了银行的工作。
1977年一月我迈进了工商银行地安门分理处的大门。温柔秀气的姜文华书记把我分到会计大组当记账员。比起出纳和储蓄，我的确干会计更合适一些。
77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高考制度恢复了，尤其在师大女附中这般雄心勃勃的地方更是如春雷炸顶。街头巷议都是这件事情。一个高一的同学激动地对我们说，她碰见邓榕，说：“回家告诉你爸爸，我们太感谢他啦！”还传说邓榕落难时回北京没地儿落脚，她班里一个资本家女儿收留了她。邓榕不忘报答，把她送进了大学。还听说一个姓耿的高一同学为了考大学，把肚子里八个月的孩子都不要了！
我也热血沸腾，但我有两点不利条件。当时我不知道在职人员可以带工资上大学。就跟爸爸说可不可以给我钱上大学。爸爸直接了当地摇摇头。我的心一下凉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蹲过班房。尽管我放出来时，小周提讯员再三说：“只是审查，没有任何问题。不影响上学，参军......”可是我的狱友邢泓远拿着四百二十分的成绩，却没任何学校要她。
我按下躁动不安的心，踏踏实实当了一名银行会计。
地安门分理处
地安门分理处属于工行西城区办事处，它是最靠东城区的一个分理处，在古楼西面。古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在一条直线上，由这条线分成东西城。
地安门分理处旁边是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烟袋斜街，直通后海。中午，我们就去后海边休息。夏天，岸上杨柳垂荫，湖里荷花盛开。冬天，湖水结成翡翠绿的冰面，如镜子般，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工作之后，我与赵京兴去过振开家几次，每次赵伯父都讲一个同样的笑话，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保守的衣冠楚楚的银行职员拒绝为列宁的苏维埃工作，并笑着问我：“你们的银行职员保守不保守？”
我觉得我们分理处的工作人员最大的特点是循规蹈矩。这和工作的性质有关，无论会计，出纳，还是储蓄，每天必须账平表对才能回家，差一分钱都不行。会计好像是最容易出错的，经常差一分钱账不平回不了家，这就需要重头来一遍，有时要查到十二点多，一般都是因为支票写的不清楚，记账员看错，复核员没审出来。
一进地安门分理处的大厅，左边是储蓄所，右边是岀纳，后面是会计。大厅后面有个接待室。出了后厅门，是个四方小院，西面是厨房和餐厅，北面大房是张连仲姜文华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南边是厕所。
对我来说，这是个安定的场所，又像是一个正经过日子的小康之家。两位书记就是家长，他们的责任是保护着这个家，别出事儿。姜文华书记多次在早上的全体职工会议上强调，不许老职工向新同志讲述文革行里发生的事情。不过还是有人透露姜书记的丈夫是国民党员，时任出纳的李民随透露食堂杨大师傅曾带人抄过他家。
我得到的大部分情报来自小矮个儿吴彦文。作为回报，她希望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当然我能把自己透露得越多越好。我的故事太长了，一句半句很难讲清，我虽然插过队，蹲过班房，但我还是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最早发现我这点的是遇罗文，他当着他全家人的面说我：“你不会和人打交道，是你天生的不足。”
对吴彦文的要求我回答说：“我不想说。”吴彦文的热情被我这么浇灭，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发现许多人对我变了脸，对我爱搭不理了。
但我和小吴最终还是成了好朋友，许多人很喜欢我，我的師傅老韦女士，她在组里公开说她看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看到里面描写安娜的胳膊像是老象牙雕刻的就想起陶洛诵的胳膊。还有其他老女士公开笑着说我：“没有坏心眼儿。”我告诉爸爸：“她们好像是给我一个很高的评价，可我觉得太低了。”爸爸认同。
我们地安门分理处在西城区。当我，张梅，杭雪陆续分到地安门分理处，群众誉我们为三大美女。我们会计组小组长吴桂芹说：“他们（外分理处的）一来，就说听说你们分来三大美女，这哪儿呢？让我们看看。”
我那时已过完二十九岁生日，听到把我和两个二十岁的少女并称一起，既惭愧又高兴。她俩正值青春年少。杭雪苗条妩媚。张梅靓丽夺目。杭雪性格温柔，张梅的父亲是军人，性格泼辣些。张梅说我对她最大的影响是读书。八零年，第一届北京电视大学招生，我一点都没复习，轻松考上，跟我一起考上的还有出纳李民随。他是文革前高中生。因爸爸是教授没能考上大学。张梅抓紧复习，后来也考上电大。杭雪因为业务成绩突出，82年被保送到四川银行系统的大学。
地安门分理处本是顺风顺水，可77年初发生了一件令大家沮丧的事情。
一天上班不久，一个单位说他们账面少了两千五百块钱，那张转账支票不是他们开的。
会计大组长郭可武，柜台小吴，主任李崇等人非常紧张，通过九道手续查明，原来是与小吴对面坐的会计王增利伙同出纳杨志栓作的案。他们盗用一张没销毁的旧支票，挖走钱存入别的储蓄所。后勤监督王文璇说：“明白银行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公安局介入后对银行手续的严密佩服得五体投地。
尘埃落定，王增利被判十四年徒刑，杨志栓是协从，被判四年徒刑。
我的难关
回顾我的一生，最大的难关，不是插队的知青生活，不是班房的囚徒之灾，不是出国后为生存的苦苦挣扎，而是在银行和赵京兴的爱恨情仇恶斗。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时间浪费，精力浪费和感情浪费。
当时我不能任由赵京兴甩手就走，我的心和他的心早已长在一起，血肉撕裂的疼痛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进行，一下子撕开我不死即疯。用了八年时间，我像一只躲在角落里的猫，一点一点添干自己的血迹，包扎好伤口，恢复了健康，甚至比以前更强壮，漂漂亮亮干脆利落地和他分了手。
为了儿子，我必须强大，我要只身为他打天下，让他有个光明的前途，一个不负此生的。
我庆幸自己在和赵京兴分手后，那场人生最难的战役中存活了下来。我感激银行的同事和制度，我的妈妈和弟弟，还有邻居朋友们，使我度过难关，并养大儿子。
在儿子九个月以前，我妈妈帮我找了个邻居大妈白天看，她看孩子很有经验，松从来没生过病。九个月以后，松树街银行幼儿园收了我儿子，全托六天，星期六晚上接回来，星期一早上送回去。
一开始，喝奶由家长订，订多少喂多少，我给他订了五瓶。生怕他营养不良。我们大组长郭可伍对我说，“小孩可以喂浆子。”我视儿子像眼珠子一样，我宁可自己吃浆子，什么都不买，也绝不可以在吃上亏待儿子，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他人生的基础。
许多单位对银行竭尽全力照顾，卖便宜货给银行。银行幼儿园伙食很好，一次妈妈去接松，看见牙远远没长齐的他已经在啃骨头了，啃的满嘴油哈哈。
在儿子不到两岁的时候，我想把他转入北海幼儿园。起因是我带儿子在北海公园后门碰见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妈带着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她告诉我，这是陈小鲁和粟惠宁的儿子，在北海幼儿园。粟惠宁是我们師大女附中中五的学生，大将粟裕的女儿，一个个子不高老老实实不起眼的女孩。这大妈是他们的保姆。
我回家跟妈妈商量，是不是该给松换个能教授知识的幼儿园。妈妈不同意，说银行幼儿园吃的好。正好我的朋友阙蕾的妈妈，她在北京市妇联工作，说北海幼儿园有个名额，要不要送我儿子去。我欣然同意。但争到最后，我儿子没去成北海幼儿园，阙妈妈为我们争到了中联部幼儿园的名额。
松离开松树街银行幼儿园，我至今都记得那位上年纪的胖胖的高个子阿姨眼中不舍的泪水。
我无法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个人感情失败的悲伤中。祖国在走了十年的近于崩溃的弯路后迎来了重生。
77年7月22日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那时是胎儿长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口干舌燥，腹内火烧火燎，一阵眩晕，昏倒在办公桌上。分理处外面的街上则是锣鼓喧天，自发游行的人们呼喊着热烈的口号，庆祝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出山。
最令我感兴趣和鼓舞的是一张张街头墙上出现的油印文学刊物，一个刊名为“沃土”，一个刊名为“钟鼓楼”。讲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家发生的寻常故事。我深深地感到，就像斯大林逝世的苏联，中国的解冻时期到了！
我和四中分到会计组的张勇趁着中午休息时间找到“钟鼓楼”的编辑，我们是根据油印刊物上留的征稿电话，打电话知道地址，并预约见面时间的。
编辑是个戴黑边眼镜跟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我跟他谈到我的大伯伯陶乾，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副教授惨遭红卫兵迫害致死的事情，他表示非常同情。还告诉我一些写作方法。
跟他说完这件事后，我心里好受多了。若干年后，我把大伯伯的事情告诉了我的同学王友琴，她放在她的名著“文革受难者”一书中。
张勇很快上调到西城区办了，他是银行子弟，插过队，人很憨厚，老初三的，他总说我“才华横溢”，我只是在银行做过一次公开发言，领导安排的，内容已经忘却。那次发言深受好评。左红在我发言后说：“陶洛诵，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左红原是师大女附中初二的学生，银行子弟。思想与她的名字一般，左得厉害。我受她妈妈之托，为他介绍了赵京兴的同班同学杨友真做男朋友，见面谈话，她嫌杨思想不好，吹了！左红终生未嫁，官至副行长，有司机开车。
这杨友真是党内理论家杨献真的亲侄子，他姐姐杨友莉是我師大女附中中五的同学。杨的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却因属于托洛茨基派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杨友莉在文革“红八月”时被班里红卫兵逼的自杀，我是在听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认识她的，后来成为好友。他们的父母在”红八月”被遣返回乡。我到白洋淀插队，赵京兴让我把杨友真带上。杨友真在背后一直表示对我崇拜备至。有人告诉我说，他姐姐杨友莉对弟弟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和陶洛诵一样。”
杨友真娶了个和他姐姐一样贤惠能干的妻子，生了个胖儿子，生活非常幸福。
这次见到杭雪妹妹，聊到左红，我们不禁唏嘘。我私下里，更为我的命运唏嘘。
密会桑美女
有一次，西城区办的职工都到地安门开会，我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女人的脸，长长的黄黄的消瘦的尖下巴的脸上，有一对大而无神的双眼皮大眼睛。“天哪！这不是桑庆生吗？怎么变成这幅样子了？”
她是我在西城公安分局关押时认识的。当时西城分局因为犯人日益增多，国民党时期留下的这个拘留所已容不下，必须扩建。我们暂时被转移到西城刘海胡同学习班所在地。
学习班是比拘留所低一级的专政机关。跟我和邢泓远关在一起的平妮，是日后的魏京生的女友，就在我进去不久下放到学习班，表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矛盾降级了。
桑美女进来的那天晚上已是深夜，我们都已经在离地一尺的木板大通铺上睡了。她有一张俊俏的脸蛋，婀娜多姿的身段，两条不粗不细的垂过腰际的长辫。“够帅的！”我旁边一个五短三粗的诈骗犯关淑英不由自主地称赞。
我看她呆呆地站着，想起自己来的第一个晚上也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让她到我身边坐下，她厌恶地说：“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关淑英向管女室的老周队长汇报说：“劳动号对桑庆生和陶洛诵特别好，给她俩的菜多。”劳动号是从犯人里挑出来表现好的。周队长找找谈话，说这里面也要和坏人作斗争。我心想：“我不是刚刚被上完约束带的刑吗？不是刚刚发动全室斗争我吗？怎么又让我斗争别人！”而且我真看不出来我分的菜比别人多在哪儿，大家都是菠菜汤上面漂着点儿肉沫。
桑美女属于法院提审，这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一直到出来也没见过法院的人长什么样。桑庆生对我说：“我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好赶快出去。”我听她这么一说，知道那男的完了。果然她关了五十六天放了，那男的被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破坏军婚”。桑的丈夫是解放军团长。
在后海的林荫小路上，我看见散会后的桑美女骑自行车迎我而来。这是回她所在单位新街口分理处的必经之路。“桑美女！”她一眼认出我。“是你啊！”“我刚才开会看见你了！我分在地安门。“因为时间紧迫，她匆匆告诉我，她被释放后和团长丈夫离了婚，当年请密探跟踪捉拿他们在景山公园的前夫也没落好。被派到内蒙古农场管理知识青年，因强奸知青被判徒刑。和桑美女分手后，我感叹因果报应。
过了几天，一个陌生的瘦高个子的男子到会计柜台找我，他高兴地告诉我他马上要和桑美女结婚了！原来他就是为了爱情判了五年徒刑的人。我并不认识他，只是在刘海胡同拘留所的小窗口看到过一次他戴着脚镣和手铐去接受批斗的侧影。他和桑美女的外表确实很般配。
那天，正好杭雪妹妹拿给我一套包装精美质地高级花纹雅致的睡衣睡裤，是她妈妈公司出口转内销，才要两块钱。我爱不释手。当即，我请他等一下，转身从书包里拿出睡衣裤，请他交给桑美女，作为对他们结婚祝贺的心意。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托着礼物离去的背影，暗暗祝福他们修得正果。
碰到桑美女，她说让他别告诉我，他还是告诉了我。桑美女是怕麻烦我，他是想让我见证他的胜利。
再过几年见到桑美女，他们俩已成仇人，那庸长的故事内容我已遗忘或故意遗忘，我只记得桑美女对我说，她和团长生的儿子正在紧张地准备考大学，儿子对她说：“妈妈，等我考完试，我再替你教训他！”
这次见到杭雪妹妹，问她记不记得那套精美的睡衣裤，她说不记得。问起桑美女，她说“知道，很漂亮。”
桑美女比我大五岁，我在拘留所见到她时，她只有二十七岁。
邢泓远女士
1978年12月的一个傍晚，我和许多人云集一起去北京火车站为邢泓远和她母亲送行。经过数年的努力，她们终于可以以接受遗产为由被批准去香港了。
邢泓远拉着我离开众人，到火车另一头门外说个不停。火车快开了，她姐姐叫她过去与众亲友告别。
看着奔驰远去的火车，我想，不知道哪年才能再见到她。没想到没过几个月，她就出现在我家中，还带来一位儒雅的绅士。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争鸣》杂志主编温晖先生。”温先生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穿着件褐色的皮夹克，蓝色质地很考究的合体的裤子，黑皮鞋，戴着副金丝眼镜。
本来就热衷服装的邢泓远更是摇身一变，成为时髦高雅的香港女郎。
他们的突然出现让我有点儿措手不及，事先邢泓远没给我任何信息。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落脚之地，离我家不远的华侨大厦吃晚饭。
温晖先生的四方脸很像我爸爸的脸型，普通话我也听得懂，和他相处很自然。
吃完晚饭，泓远带她到她的房间，温先生回了自己的房间。
泓远说：“我凭着《文化大革命与思想解放》一文考进《争鸣》杂志当记者的。温先生原来是香港文汇报编辑，受够了那些左派的气，出来自己干。“
泓远问我有什么想写的，我想到银行同事小吴对刚刚流行起来的喇叭裤看不惯。我说我写篇鼓吹喇叭裤的文章吧！
回家后，我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把喇叭裤从里到外赞美一番，并说它是领导服装时尚的急先锋。
泓远回去就把我的文章登了出来，并说给我三十港币稿费，下回来买成衣服给我。
泓远再来时，给我带来的许多漂亮衣服里有一条紫色且有弹性的喇叭裤。我的腹部扁平，细细的长腰，臀部圆润，两条腿因从小跟爸爸滑冰笔直有力，穿上喇叭裤走起路来树枝摇弋多姿。我甚为喜爱。后来我家安徽保姆盛玉珍爱上这条裤子，我就送给了她。因为她告诉我：“我想一生过得轰轰烈烈的。”我把她引为知己。为她配备其它套件，带她到中山公园参加舞会。她有一只眼睛不好，但丝毫不妨碍她对爱情勇敢的追求。我真心尊敬她，视她为榜样，她是我们安徽妇女的骄傲。
那段日子，邢泓远和温晖先生频繁进出大陆。每次来两人同时先到我家。当时胡同设有公共电话，但我们都很少用。
有一次中午，他们邀请我和当红作家刘心武在华侨大厦共进午餐。刘心武因为发表小说”班主任“，里面有很多颠覆性的观点引起轰动。
我们四人围坐在一张不大的长方形铺有白色桌布的餐桌前，我和刘作家坐长条桌边的对面。他谈到求”极大值“的理论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三十年后，我已在悉尼定居二十年，悉尼作家协会在会长进生（原名朱文正）家里举办欢迎大陆开山作家刘心武的午宴。餐后座谈，刘作家一再要求大家先提问题。我憋到最后问他：“您现在写作，还是在求最大值吗？”他直起腰板，用力地说了一句“好”。
我不知道他早已认出了我还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他才想起的我。
有一天，我如约来华侨大厦见邢泓远，正巧看见她爸爸推门出来，神情庄重，步履匆匆。我顺势推门而入，只见邢泓远端坐于椅，一只胳膊搭在桌上，好像刚刚被晋见的女皇。
这让我相信泓远每次回大陆，必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尽管她家离华侨大厦比我家还近得多。
邢家在礼士胡同，是座大四合院。我们俩从七二年开始“正式交往”。西城区公安局据留所是我们俩的介绍人。我是1970年二月十四日和赵京兴一起被抓进去的。邢泓远已经在里面恭候我多时了！她对我说：“我算着你该进来了。”我吃惊不小，我在外面自我感觉良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急忙恭敬求教，邢曰：“你们闹的动静太大了！”
难忘邢泓远，不仅是因为和她有过一段共同囚禁的日子，更重要的是她是女孩里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邢泓远是应东城公安分局拘留所的请求寄居在西城分局的。东城分局关的人太多，装不下了。
邢泓远一案属于“马列主义青年党”的大冤案。因为一个好大喜功的提审员办理，牵连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那是在刘海胡同，我们女室犯人被关押在一个大屋子里。
在扩建前的二龙路，女室是两个小屋子，我进去那晚，先关进闻佳所在的屋子，警察发现我和闻佳都是师大女附中的，（我们俩并不认识，我知道她，她未见得知道我）就急忙把我调到邢泓远所在的女室。
因为屋子小，我和泓远得以天天促膝长谈，我们坐在木板通铺铺盖上，膝盖上摊放着一本毛选，讨论着令我们焦心的世界局势，国家大事，个人命运......
到了刘海胡同第一天，管女室的老周队长看我和泓远在角落里又紧紧地挨坐在一起。就大吼一声：“陶洛诵，拿被子起来。”把我调到离泓远最远的一个角落。从此我们只能在女室放茅时在厕所里交谈。
那天在厕所里泓远对我谈了她被迫成招的过程。
“你在马列主义青年党里任什么职位？”
“副主席吧？”
“我们把你当副主角处理了，你也不乐意。”
“我是主席夫人吧。”（主席指的是章立凡）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邢泓远大哭道：“我是妇联主席！”
提审员满意而去。
我听了泓远的叙述，深深同情她的被逼无奈。她进一步为自己的做法说服自己：“只有让他们满意，才能放我出去。”
我说出心里话：“你这样做是错的，我绝不会这样做。”
她说：“也许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她到香港后，出了一书“女囚”，我让香港的朋友寄了一本给我，里面没有提到她自己的这件事情，倒是把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被约束带捆绑两天在室里被犯人批斗（只有一两个人积极，大多数女囚都非常同情我）的情景大数特书一番。还配有我被捆绑的插图。
除了这件事是她的一步屎棋，没见她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失误。她在遵守室规上是一流的，从我进去，她就当学习号，是队长（警察让我们对他们的称呼）管女囚的助手。
但队长们都对她心存惧怕。毕竟年纪小，我二十二岁，她二十一岁。她经常在不经意的发言中暴露自己的远大志向。例如她在老周队长面前批判自己的思想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战胜无产阶级专政！”吓的老周队长说：“你们看看，邢泓远一有机会一定会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
那个捆绑我的队长之一（另一个是盛队长）韩队，他有一张黑黑的四方大脸，一双大大的眼睛，事后怕我恨他，老找我套近乎。他说邢泓远：“她可比你鬼多了！”言外之意我是个傻子。又说：“你就是个吃挂落的。”他的意思是我是被赵京兴牵连的。
也是，邢泓运他们好歹还冠有一个“马列主义青年党”的组织，我和赵京兴他们难以定罪。他们批斗我时用的都是赵京兴书中摘出的只言片语，赵京兴的作品都是玄而又玄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非专业人员很难看懂。而我，他们找来找去，只有一条罪状：“帮反革命分子遇罗克送信给陈小鲁。”可我告诉他们当时军代表已经给我定性说我是受蒙蔽的。
我出狱后，妈妈告诉我，她问警察我女儿到底犯了什么罪？警察说：“她爱情至上。”（可惜妈妈没能告诉我这位警察姓甚名谁）。妈妈说：“爱情至上也不用抓监狱吧！”
女牢房里关着各种各样不幸的人。最夸张的是在刘海胡同时抓进来一个七岁的写反革命标语的小女孩张丽华。很少动感情的邢泓远抚摸着小张丽华的头，儿童自觉地走进反抗的行列，这是什么世道？
二龙路新的监狱盖好了！老周队长最喜欢最信赖的写反标的杨志华进门一看，钢筋水泥的牢房，房顶有三米高，人站在木板通铺上伸手够不着的铁栅栏小窗，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军代表不由分说让人把她用手铐铐起来，气愤愤地说：“整天为你们忙，还哭！”没过几天，在公开的宣判大会上，杨志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邢泓远预料自己前途未卜，我们被分在两个女室。趁着一同放茅的时间，她交给我半个肥皂盒，说：“如果我跟你要肥皂盒，就是我被转走了！”
她又对我说：“你的案情轻，我把我写的诗教你背，你出去用这些诗歌鼓舞别人战斗吧！”我忍住眼泪问她用什么写的，她说：“脑子。”
利用放茅的时间，我背下了她三十多首诗歌。这首《让路》写得很有气势。
父亲
你缔造了我们的祖国
你拯救了我们的人民
你不朽的历史功绩
我们永远铭记，永远尊敬
但是
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已把我们一代新人
带到一个新的起点
载入一个新的航程
它，要求我们将你们否定
如你们曾否定了你们的父亲
原谅我们的鲁莽吧
饶恕我们的无情
因为我们年轻
我们需要前进
让路吧，父亲
让路给更加年轻的一代
让路给更加年轻的生命。
我还很喜欢这首：
进来的时候是亚瑟
出去的时候是牛虻
进来的时候是姑娘
出去的时候是女将
赞美你
普罗塔尼亚的牢房
你炽烈的炉膛
冶炼了多少纯钢
新盖的西城分局拘留所是一个东西走向的长长的甬道，进口在西面，东头是厕所，两边是牢房。因为发生过两起男囚犯逃跑的事件，在进出口增加了一道铁门。
一天，我在挨着厕所的盥洗室洗衣服，值班的韩队长走过来，用稍息的姿势看着我，说：“邢泓远跟你要肥皂盒。”
我看他一眼，开始没反应过来，突然想起邢泓远跟我的约定，“邢泓远要走！”我急急忙忙跑回囚室去拿肥皂盒，看见邢泓远的侧影，在进出口处清点物品，等韩队长给我打开牢门，我拿出肥皂盒交给韩队长，邢泓远已不知去向。
我问韩队长把邢泓远转哪儿去了？韩队说：“她本来就不属于这儿，东城分局把她接回去了！”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被释放回到白洋淀一百天的时候，我所在的小队队长老稳叔跟大队干部进行了激烈的交涉，让他们把邸庄学校空出的一个教师名额给我。大队干部犹豫，说“陶红（农民给我起的名字）的政治问题？”老稳叔说：“咱们一块儿去北京调查，她有问题，旅费我出。她没问题，旅费你们出。”我又给小周提讯员写了封信，让他履行我出狱时他对我的承诺。当他用西城分局的信签回信到的时候，大队已经把我安排在教初中数学老师的位子上了！
喜事儿一件接着一件，我在当上老师不久，同在邸庄插队暂时在北京的二弟告诉我：“有个姓邢的女孩到家里来找我。”难道是邢泓远？
是的，是她！我在学校放假时第一件事就去她家找她。我们双方的地址是在牢房互换的。她在牢房里得了肺结核，警察怕她死在牢里，就以她遵守室规好为由把她放了。
“马列主义青年党”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但章立凡被判十年徒刑。
我见到泓远的时候几乎认不出她，因为吃激素治疗，她原本瘦瘦的身躯变得特别胖。她的那张天真的娃娃脸也还肿胀，所幸的是，激素治疗停止后，她一切恢复了原状。
我的初恋遇罗文
《争鸣》杂志以“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罪名被禁止进入大陆。最后一次见到邢泓远是“星星画展”在美术馆街头展览的前夕。我敏感地嗅到这里面不同凡响的政治风向，我主动写了一篇报道给已被拒之大陆门外的《争明》杂志。我同时也没有忘记泓远在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拜托给我的一件事：写篇关于遇罗克的文章。
罗文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他的初恋是我人生第一次滑铁卢。
在我以后的人生中遇到许多我爱和爱我的男人。他们给了我女人想要的一切。我深深沉醉于他们的爱并感激他们。
男人是我一生中的最爱。罗文是我的最爱之一。
罗文长相英俊，这绝不是我看上他的首要原因，是他的正直与超乎寻常的勇敢深深吸引了我。
从他第一次见面给我油印的《出身论》至今，他从未停息过一个人的战斗。我并不为没成为他的妻子而遗憾，我却因为自己竞争的失败而万分难过。
这根源于虚荣心的作祟，怎么能败给一个不能称其为对手的对手。
把我和罗文的初恋的不成功完全归于那个工于心机的女孩，这是不是公平？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她也不过就比我多些小心机罢了。关键还是在我自己。世界和他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对自己也并不完全认识，我太稚嫩，环境又太复杂了。方方面面的狂风恶浪迎面扑来，打得我措手不及。
十一年后，我受泓远之托找到罗文家后。遇伯母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起遇罗克被捕后，罗文在少年管教所关了一年放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我家找我。我十分震惊，原来罗文还是爱我的。伯母告诉罗文我已经跟别人好了，罗文像泥雕木塑一样呆住了。
罗文不让我写我们为什么分手，因为我们分手分得不明不白，分得胡里胡涂，分得冤枉。
研究遇罗克的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徐家祯先生看了我的作品以后，得出的结论是：“那段时间，你实际上是和遇家生活在一起的。”我爸爸更是直言不讳称我为：“遇家的反革命家属。”
当时社会上对遇家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罗文说：“只有你最清楚是什么样。”这句话让我现在还很动情，希望我这只秃笔能表现出这个伟大家庭的一二。
这是一个温暖的充满爱的家庭。三间北房，阳光充裕。屋子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顿饭都做得有模有样，从不马虎凑合。罗克哥哥在北房旁边的小煤屋单住，仅放得下一张木板当床，进门处是一张小条桌，一把椅子，我常看见他伏案写作。
罗文家在明星电影院旁边的小胡同里，两扇褪色的红大门外壳剥落。矩形院子住着三四户人家，门户紧闭。我经常出入遇家，从未见过一个邻居。但遇家总是门庭若市，宾客盈门。
我家距离遇家大约五百米。我第一次去遇家是还那本油印的《出身论》。天色已黑，罗文正在吃晚餐，我的师大女附中高三师姐金一虹已捷足先登成为坐上客，我们不熟，但相互知晓。一红师姐不知嗅出了什么，很知趣地告辞了。
我礼貌地等罗文吃完饭，站起身来告辞，罗文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又不好挽留，看着我：“你等我一下，我穿上大衣送送你。“
罗文穿上一件暗绿色高级质感的半长大衣。这件大衣我再一次见到时，是第二年二月份在西城羊肉胡同的辩论会会场外，罗克哥哥穿在身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北京的气候异常寒冷。我家胡同对面是东四旅馆，前面是大大的停车场。停车场南面是松竹园澡堂的一面墙，墙上贴着残缺不全的红纸黑字大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满大街都是破碎的纸张，被寒风吹来吹去。
我不想回家，跟罗文说：“咱们两人再走走吧！”罗文说好。
我俩就拐到附近六条胡同里从西走到东，又从东走到西。事后罗文对我说：“咱俩第一次走路就靠得那么近。”
我想的是苏联文学作品“红肩章”里的一段。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是第一次一起走，不过是在雪地里，脚步发出“兔子吃草吱吱的声音”。
我和人大附中初二的女孩杨菊芳等人办的油印刊物《中学生动态报》花费了我全部的精力。自那第一次和罗文散步后，我基本上把他忘了。
我办事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讲究效率。没想到的是菊芳的姐姐，北大附中的盘芳对我大为不满。在我家我的屋子里招开的成员会上，指责我采访，写稿，刻版，甚至印刷全是我一人干，就是发印刷品的时候才想起大家。
如果盘芳不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这副形象。听了盘芳的意见，我就把手里的活儿分给大家去做，轻松了很多。
办《动态报》让我认识了各个中学和大学的许多人。其中有一直走到现在的潘青萍，她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她和同班同学戎雪兰组织了“红色造反团”，上来就反了个什么“八条”。有学校造反派支持她们。我在女附中宿舍楼下递给青萍一份《动态报》，说：“中央文革小组说，反八条不是反革命。”青萍问我：“可不可以贴大字报写出来。”我说：“可以。”
认识青萍后，有一次跟她的谈话给我印象颇深。她说：“我才不想入团捞取政治资本呢，我的一生就想逛荡，逛荡，逛荡......”
半个多世纪后，再次与她取得联系，我旧话重提，为她背诵她的原话，她说她不记得了，但是“这像是我说的话。”
1967年一月新疆石河子发生了全国第一起“第八野战军”枪杀无辜民众的事件，举国震惊。当时谁又能预测到全国动枪动炮是家常便饭。
我被四中高二的学生蒋效愚挑中。他组织了五男五女“北京中学生调查团”。调查石河子事件并追打“联动”。
五个女孩最少有三个师大女附中的，除我以外，一个是高二（3）的米志德，一个是初中的牛莉。另外两个好像是北大附中的，男孩除蒋效愚和陈小田是四中的，其他三人都是北大附中的。
我把《中学生动态报》的事情托付给汪静珊（我的同班同学）钟菊（女十一中高二的），杨菊芳等人，然后又到遇罗文家辞行。
罗文兴奋地告诉我，他碰到四中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见面就谈到办报纸，第一期登有《出身论》的专刊已经成功出版了！听说我要去新疆，他请我带十份去新疆散发。
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声称同意《出身论》。那是为中国社会政治压迫最深重的人和他们孩子申张正义，要求做人的权利的报纸。
1966年“红八月”，我的祖国曾是个人间炼狱。大规模的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家人的杀戮迫害血迹未干，腥风血雨还在，人们心有余悸，躲还来不及，谁还敢为他们说话？
红卫兵恨不得把《出身论》扣到造反派们头上，造反派急于与《出身论》划清界限。有人出于“策略”，心口不一。有人是从心里鄙视。我只要公开自己是同意《出身论》的，立刻招致轻蔑的眼光，被审问是什么出身。
米志德就悄悄劝我，别跟人亮真实观点。
做真正的自己还是做别人要求的虚假自己是我们时代碰到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假装的人虽生犹死。做真实的自己会困难重重，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虽死犹生。这个问题我认真地思考过，我选择真正的生。
我知道罗文是对的，我从心底佩服他的坦荡胸襟，他的大无畏精神，我答应为他带报纸。
一 乌鲁木齐之行
1967年的春节是在去新疆的火车上过的。想念家里的亲人，他们一定像每年一样在吃隆重的年饭，接祖的仪式可能免了。车厢里热闹的气氛冲淡了我的伤感。蒋孝愚和北大附中一个高个子（只记得牛莉她们叫他“小班”）充满激情地站着合唱。车厢里大部队是穿军装的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文艺兵。大部分都是女孩子，有些是维吾尔族人，长得真是漂亮极了！他们的造反组织名为“卡拉昆仑”。一个叫李长路的男军人是她们的领导人。
李长路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有个粉粉嫩嫩的维族小女兵跟他说什么，末了李长路不忘为她整整军帽。坐在我身边的是李长路的妻子。她是三十岁左右五官秀丽的汉人，她对我说：“我有一台钢琴，回去也不要了！”我心想：“钢琴🎹不就是文艺兵的工具吗？扔了你们干什么？”
终于到了祖国最西北的大城市乌鲁木齐。外观有俄罗斯风味的美丽城市，并不拥挤但氛围却怪怪的。一下火车，看见几个人把一个人抬得高高的，被抬的人手舞足蹈，仿佛在抗议。都穿着少数民族服装。
最美好的回忆是米志德带我去她几个在北京认识的维族女大学生宿舍。她们挨着个请我们吃东西。我们离开时，她们依依不舍流出真诚的泪水。
我们去了石河子市，参观了十二具被“第八野战军”无缘无故枪杀的群众尸体。有一个是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有几具尸体被说成是牛鬼蛇神，因为出身不好。
现在最令我后怕的是想起我和米志德去食堂买饭。卖饭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低头发脾气：“不卖，不卖，就是不卖！”抬头一瞥，看见我美丽的面庞，又加了一句：“你这个王恩茂的小老婆！”
我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从小长大哪儿受过这侮辱啊？我大吼一声：“你知道我是谁！”一个穿旧军装的男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双贼碌溜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翘起大拇指向肩膀后面一指：“你敢到我们八野总部去一趟吗？”
“你八野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宏亮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是北大附中英俊的“小班”。米志德拉着又气又吓不知所措的我，低声说：“快走！”
人们立刻分成两派打斗起来，所幸事后听说没有伤亡事件。“小班”安然无恙。
乌鲁木齐绝非久留之地，我和米志德决定起程回家。
二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
我们的火车票是北京轻工业学院大学造反派组织给的。蒋效愚让我去领的。我和米志德登上东去的火车不久，有个戴眼镜穿瘦腿裤的大学生模样的人找我们搭讪。说他和同伴（一个白白胖胖的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是清华大学的，没有火车票，让我们帮忙，查票的过来后让我们把票给他们。我们答应了！
我们密谋时被车上的工人纠察队注意上了，一位老工人挑我和白白胖胖谈话，说到处都在追查联动分子，话里话外怀疑我们是联动。
本来蒋效愚说去新疆除了调查石河子事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窜逃到新疆的联动份子作战，我们自己倒被人盯上了！看到我们极力否认，老工人也没太为难我们。
我在六六年十月二十四号到十一月二十四号参加过大串联，坐着免费的火车在祖国大地上奔驰。那时的火车上挤满全国各地的学生，上北京朝圣的，把文化大革命火种洒向全国的，串亲访友的，遊山逛水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乐不可支的。不用刻苦学习了，革别人的命，还能玩儿。谁能予料到两年后，也是一列列的火车满载着哭声震天动地的这些人奔赴东北，内蒙，新疆，云南，山西，陕西，或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当农民。于是，有了前卫诗人郭路生那首“北京零点四十八分的火车”那首诗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高高瘦瘦梳着两根细细短辫的三十多岁愁容满面的女列车服务员找我们到没人的后车厢谈话。原来她看到我们是北京的，希望我们把她的冤屈带给中央。我们队伍里不知怎么又增加了一个老成持重的穿一身半新不旧蓝制服的清华大学生，由他执笔，记下了她的叙述。我们认真同情的态度让她很感动。完事后她卖给我们每人四小盒葡萄干🍇。
这件事情在我心中引起极大的波澜，有人拿我们当救世主，我们对人们竟有如此重要的使命，责任感与光荣感油然而生，让我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到了遇罗文，这个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被无辜虐杀的生命不顾自身危险去战斗的勇士。我下定决心，回北京去找他！
图说：这张照片是我刚刚接到的。在美国的舅妈寄给我的。和我儿子还有大弟弟女儿一起照的。那时我在银行工作。
图注：2019年中秋，陶洛诵和女儿在悉尼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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