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九）
陶洛诵
我们家族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得最惨的是大伯伯陶乾和三叔陶懿。
最近的几次电话里，友琴催促我重新启调我大伯伯的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我嗫嚅想说几句，她毫不客气打断我：“让你调查一个人你都调查不出来，我一个人调查出659个人，光笔记本都300多个，顺着摆满了我的三居室墙边，我容易吗！”
友琴是我最佩服的女性，尽管和她几十年谈话内容几乎千篇一律，但她的大义凛然，孤军奋战，不畏邪恶强权，勇往直前的精神每次都能给我充电，尤其是她多次讲述的两个花季少女关雅琴和林永生被法西斯纳粹红卫兵活活折磨虐杀的事情，不推翻无产阶级暴政枉为人子！
大伯伯的遗孀丁织云已经不在世了，我从未见过她，只在我家老相册里见过她和大伯伯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照相馆里普通的半身留念像。两人亲密地挨在一起，大伯伯西服领带，偏分头，四方脸上架着金丝眼镜，英气逼人，头靠向大妈。大妈穿的是高领花旗袍，烫着披肩发，长方脸，幸福地微笑着，善良、有教养。
他们在我爸妈后面结的婚，妈妈说他们结婚，她送的礼物是金戒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和湘诵差不多大，起名陶洛书。他们的儿子比陶江小，起名陶洛文。
洛书我没见过，洛文77年从哈尔滨考上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有时来我家，我们家族盛产美女美男。
有次洛文来我家，正赶上乔雪竹在，雪竹再三让我请洛文进来跟她聊天，妈妈三次对洛文低声说：“洛文，不去。”洛文当然听我妈妈的，三次婉拒。
我跟洛文提过一次大伯伯，我告诉他我写了一篇纪念大伯伯的文章，洛文没接话题。他肯定不愿意谈这伤痛的话题。再说他那时候年纪也小。
现在我更找不到人问了。即使我找到洛文，我也不敢问。但友琴交的任务我还是放在心上，何况还是我的亲人。在有次和小姑姑女儿陈陶通电话时，我问陶陶（陈陶的小名）：“你知道洛文的爸爸是怎么死的吗？你听你妈妈说过些什么吗？”
陶陶年龄比洛文还小，她说：“可能是为了逼问存折，不说就打，就给害死了！因为我妈妈被学校红卫兵关押的时候，他们就关心存折，就问存折藏在哪儿了！”
陶陶知道的还没我多。我们了解大伯伯的情况是从四叔陶同那儿来的，四叔四婶和三个女儿一家和大伯伯一家都在哈尔滨，四叔参加过志愿军，文革受冲击，关押挨打，没死。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消系当系主任、副教授，身兼哈尔滨市政协委员的大伯伯陶乾惨遭红卫兵毒手。
他们先让他跟被揪出来的人遊街，边走边敲锣。大伯伯说：“这让我以后怎么教书啊？”
红卫兵把他关起来，用放射性物质照他，折磨他，说他受不了，用眼镜片割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了！
可是不让家属看尸体。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匆忙火化，消尸灭迹。
我爸爸说：“他胆子很小，手破一点都怕，根本不可能自杀！”
前几天，友琴转给我一个网站的节目，我打开一看，是要求辑凶，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打人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这件事情只能靠民间有志之士来做，官方是绝不会做的，当年的红卫兵很多占着中国今天的要津，他们依然故我，狂妄叫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我们要像友琴学习，用40年时间，孤军奋战，找出659个文革死难者一样。底层的受害人家属和正义之士应该奋勇响应，能挖出一个是一个。
妈妈告诉我，女十三中打她的一个红卫兵名字叫“王东红”！我至死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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